傅玄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反映自然现象方面，有描写涝灾的《苦雨》，也有描写旱灾的《炎旱》，还有写景抒情的《朝时篇》《明月篇》《秋兰篇》等等。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有描写人物命运的《秦女休行》《秋胡行》《白杨行》《昔思君》《美女篇》等等。其中有的叙事短诗，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引人入胜。傅玄的诗歌，有不少篇章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描写社会变迁和妇女命运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傅玄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致力于社会改造的理想追求是分不开的。傅玄的诗歌，对于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性善情恶论人性：唐代思想家李翱
为了一改骈文泛滥、华丽之风统治文坛的局面，中唐时期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后期，在众多的领军人物中，有一位陇原籍人士，他就是李翱。李翱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古文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思想家。
李翱，字习之，生于公元772年，大约卒于841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李翱为陇西李氏之后，西凉国武昭王李暠、北魏尚书左仆射李冲是其先祖，父亲李楚金曾任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司法参军。李氏祖上名声显赫，李翱出生时，家境已大不如前，甚至陷入了贫困。少年时期的李翱，勤于学习儒家经典，为人博雅好古，写文章追求个性。青年时期的李翱，才华横溢，诗文在同辈中很有影响。
李翱从小志在仕途，很早便致力于科举考试，终于在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中进士，不久封官为校书郎，负责校勘宫中所藏典籍。几年之后，李翱官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后又升任国子监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在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任上，李翱一干就是15年，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任史职。不久，李翱被贬为郎州刺史，后又调回京师，出任礼部郎中。
李翱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宰相李逢吉，心胸狭窄，诡计多端，把持朝政，肆无忌惮。李翱看不惯李逢吉的为人，登门指摘李逢吉的过错，被李逢吉贬为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刺史。不久，李翱再次入朝，出任谏议大夫一职。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李翱升任中书舍人，又因举荐人选失误，降职为少府少监，接着外放，先后出任郑州刺史、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刺史、桂管都防御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刺史、湖南观察使等职。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李翱再次入朝，出任刑部侍郎，后又改任户部侍郎，加任检校户部尚书。不久，李翱再次被外放，出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后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在唐代，节度使是封疆大吏。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今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和四川、重庆东部的10余州。一个人在仕途上迁至封疆大吏，也算是辉煌的顶点。李翱出任节度使6年后，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病逝于任所，享年70岁。
李翱在官场拼搏40余年，虽然有过一些挫折，但总体上比较顺利，最后晋升为节度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韩愈众多的弟子中，李翱是官场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李翱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并非官至封疆大吏，而是在古文运动和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李翱投身于古文运动和哲学研究，韩愈起了决定性作用。唐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翱与韩愈相识相交。这一年，韩愈29岁，考取进士已经4年了，早已是社会上有名的文学大家，在哲学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主张，而李翱还是个文学青年。李翱一见韩愈，便被韩愈的才学所折服，立即投身于韩愈门下，成了一名韩门弟子，并娶了韩愈兄长韩弇的女儿为妻。
李翱是韩愈的大弟子，年龄比韩愈小6岁，再加上李翱才华出众，所以两人名为师生，实际上亦师亦友，在思想上和创作上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当时的古文运动，有两面旗帜，一面是韩愈，一面是柳宗元。在新散文的创作上，李翱的成就没法跟柳宗元比，但对古文运动的热情和支持，李翱比起柳宗元来一点也不逊色。在提倡古文方面，李翱与韩愈意见完全一致，两人在学术思想上也非常相似。在实践中，李翱全力以赴贯彻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提倡“正言直笔”，反对“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的不良风气。在文体观念上，李翱甚至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思想，强调“文、理、义”三者的融会贯通。李翱的文章，大都立意高远，语言优美，感情真切，浅显而富有说服力，颇具古风味道，读来如清风拂面，令人赏心悦目。如《懈惑》《国马说》《高愍女碑》《杨于陵墓志铭》《祭吏部韩侍郎文》等力作，在当时就很轰动，被人传为范文。他的日记体散文《来南录》，更是开创了后世日记体著作的先声，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对宋代文学影响很大。
李翱与韩愈一样，既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古文运动的实践者。他在《答朱载言书》中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李翱对自己在古文运动中言行一致的注脚。文章是实践的产物，写作本身就是社会实践活动，只有把“道”与“行”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李翱的作品较多，结集的有赋1卷、文17卷，共18卷，现存《李文公集》，收入赋、文、疏、奏议、实录、碑述、墓志、祭文、杂著等100篇。
作为一位思想家，李翱的成就除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哲学研究。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在深入研究儒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了佛家和道家形而上的思想和修养方法，创作了著名的人性论著作《复性书》上、中、下3篇，提出了“去情复性”的学说。
李翱“去情复性”学说的核心，是“性善情恶”的复性思想。李翱写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李翱用沙和水、烟和火来说明人的性和情的关系：“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本来是清澈的，是泥沙把水搅浑了；火本来是明亮的，是烟雾把火弄暗了。泥沙沉淀，水自然就清澈了；烟雾驱散，火自然就明亮了。同样的道理，人要是去掉了情欲，人性善的一面就能发扬了。由此可以看出，李翱认为性是第一的，情是由性派生的。人天生性善，这是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不能成为圣人，与天性没有关系，完全是后天的情欲污染的结果。由于后天的情欲污染，人们先天所具备的善性得不到发展，所以人性就变恶了。要恢复人先天纯洁的本性，也就是人的善性，就必须去掉情欲，这就是李翱“去情复性”学说的基本思想。
李翱的“去情复性”学说，渊源于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又撷取了佛家的佛性说和道家的心性说。他对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进行了新的独到的阐释，把儒家原始的心性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具备了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例如，他吸收了《中庸》中“循其性而归其源”的思想，由此来说明普通人“去情复性”可以成为圣人的修养途径。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自身本来的德性，不为人世情欲所污染、所诱惑，不迷失人性的方向，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如何做到不为人世情欲所污染、所诱惑，不迷失人性的方向呢？这就需要内修，也就是修身养性。
如何内修？李翱认为，首先是“弗虑弗思”。“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所谓“弗虑弗思”，就是要“斋戒其心”。当然，仅仅“斋戒其心”，还不是李翱所要的境界，“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斋戒其心”并未离开“静”，自然“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这里说的“静”与“动”，都是针对情欲而言，无论是静是动，都没有离开情欲。因此，人们如果“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以情止情”，只能使情绵延无穷，不可能达到“去情复性”的目的。其次，是在“斋戒其心”的基础上，做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所谓“寂然不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静，而是思辨意义上的静，是形而上的静，是超越了动静这对矛盾之外的一种绝对的静，一种纯粹的静。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静，“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达到了这种至诚的境界，才能“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进而“复其性也”。
一个人具备了“寂然不动”的心境，也就是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之后，并不是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人不能成为超人，人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必然对人产生影响，“不睹不闻，是非人也”。关键是要做到“感而遂通”，“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不为外界的声色所动，“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从“斋戒其心”，达到“至静”，再达到“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是李翱内修复性的方法。只有这样做，也才能达到复性的目的。由此可见，李翱的复性方法，虽然借鉴了佛家和道家悟性悟道的修养方法，但并不排斥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位哲学家，李翱的哲学思想是不很完整的，其有关哲学的重要论述，仅于人性论和人性的修持方法方面。李翱在思想上受韩愈的影响很深，在理论上也积极追随韩愈的主张。例如，韩愈排斥佛教，李翱也排斥佛教，并且有所发展。韩愈排斥佛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大型佛事活动劳民伤财，给朝廷和百姓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李翱排斥佛教，则侧重于对佛教思想的批判。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说到底属于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用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对抗佛教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可能成功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翱一方面排斥佛教，一方面又与许多高僧大德和著名道士交情很深，他的理论体系中也吸收了不少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李翱的哲学思想，对北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翱又被人称作“理学先驱”。
吾心即是天地心：明代哲学家段坚
从北宋时期到明清时期，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最初由周敦颐、张载等人创立，后经程颢、程颐、朱熹等著名学者继承和发展，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在中原大地，早在北宋时期，学者就以理学为正宗，而地处偏僻的甘肃，从宋代起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经济文化落后，一直到明代初期，理学还鲜为人知。由于明代哲学家段坚的极力推广，理学才在甘肃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段坚，字可久，号柏轩，又号容思，生于公元1419年，卒于公元1484年，甘肃兰州段家台人。段坚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明代太祖洪武年间，祖父段鸣鹤跟随肃王朱模来到甘肃，后定居于兰州。父亲段敏，官封文林郎。段坚6岁时，跟随祖父识字读书。据说开读那天，祖父在院中栽了两棵柏树，鼓励段坚要像柏树那样，严冬时节挺拔直立，坚守其志，不变颜色。从此，段坚自号“柏轩”，一直用柏树精神激励自己。段坚10岁时，母亲去世。母亲的死，对段坚打击很大，不过他很快摆脱了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业。段坚14岁为郡庠生。古代学校称“庠”，所以学生称“庠生”。庠生也是秀才之意。明朝官府办的学校，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3类。段坚是郡庠生，应为府学的学生。在府学读书期间，段坚先专攻《易经》，后来研习诸子百家，学习兴趣相当广泛，得到先生赏识。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23岁的段坚投入周麟门下深造。周麟是解元出身，为当时名士，学问文章都很好。段坚在他门下学习，进步很快，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考中举人。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到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段坚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落第而回。
走向仕途是封建时代学子向往的人生之路，段坚也不例外。3次会试失利，段坚的希望并未破灭。学子走向仕途，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有时这一过程相当漫长。一个学子为官不成时，如何报效国家，是段坚苦苦思考的问题。恰在这时，也就是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朝廷下诏求直言”。段坚得到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应诏上书，建议皇帝“亲贤远奸、信赏行罚、敦崇正学、讲求治道、选任大臣、振举纲维、爱养民力、修明军政”。遗憾的是，段坚的建议如石沉大海，不见回应。段坚失望之余，决定外出游学。他买舟南下，先后游学于淮楚吴越等地，遍访名胜古迹，到处结交学者朋友。南游期间，段坚再次向朝廷上书献言，仍无结果。段坚此次南游，为时不长，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结交了朋友，特别是为他后来成为理学名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谓获益匪浅。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36岁的段坚终于以会试第六名的成绩，经殿试高中进士。考中进士之后，段坚应邀前往山西编纂史书。史书编纂完成，段坚返回故里，等待朝廷放任的消息。在考中进士后的第五年，即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段坚才被朝廷放任山东登州府福山县知县。福山县位于海岛，地处偏僻，贫穷落后。段坚到任后，革除弊政，兴办学宫，发展教育，改变陋俗，倡导新风，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段坚在福山县6年，政绩显赫。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经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等朝臣大力推荐，段坚被提升为莱州（今山东莱州市）知府。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西临渤海，比福山县的自然条件好多了。段坚到达莱州后，依旧像治理福山县那样，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父亲去世，段坚回家守制三年，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改任南阳（今河南南阳市）知府。
在南阳任职期间，段坚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兴办了不少学校。段坚认为，民风不正，关键是缺乏教育。百姓没有文化，才会走向旁门左道。在南阳期间，段坚把倡导程朱理学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一有空闲，就去书院讲学，所讲内容大都是程朱理学。段坚在南阳任上，勤于政务，主持正义，为民谋利，深得民心。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段坚为官清廉，在南阳连任9年知府，致仕时依旧两袖清风，仅有“祭器、书卷十数箧”。朝廷无能，官场腐败，段坚无力回天，对从政难免心灰意冷，再加上年岁已高，身体不好，遂于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奏请致仕，回归故里。得到段坚致仕的消息，数不清的南阳百姓走出家门，为段坚送行。人们流着眼泪，请求段坚留在南阳。
段坚回归故里后，在兰州东关段家台创建容思书院，开馆授徒，潜心著述。段坚学识渊博，闻名遐迩，容思书院桃李盈门。容思书院是兰州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如明正德年间的兵部尚书彭泽等人，就出于段坚门下。
段坚写有大量诗文，曾结集为《柏轩语录》《容思集》等，可惜已经散失，仅有《皋兰明儒遗文集》中收有其遗文16篇及部分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