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之后，张绣问贾诩：“我以精兵追击撤退的曹军，你说必败；我以打了败仗的士卒追击曹兵，你说必胜，这是为什么，并且你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贾诩说：“你虽然善于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初次撤退，曹操必然亲自断后。你的追兵虽精，曹操的后卫也是精兵，你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必败。曹操打败了你，就会留下别的将领断后。曹军断后的将领，虽然勇猛，却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你用吃了败仗的士卒就能打败他们。”张绣听了这番话，对贾诩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绣的兵力一天天壮大，这让袁绍眼热。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派人招降张绣，同时希望与贾诩合作。这时的张绣，虽然力量增强了，却还觉得势单力薄，很想投靠一个实力更强的人。当时的袁绍，就是实力最强的人之一。张绣见袁绍招降，就想答应，贾诩却自作主张，当着张绣的面，一口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张绣非常吃惊，想跟贾诩争辩。贾诩解释说，袁绍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容人，所以我们不能投靠他。曹操有三大优势，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二是现在的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接纳朋友；三是曹操志向远大，虽然我们打败过他，他一定会不计前嫌，接纳我们。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军归顺了曹操。
曹操得知张绣来投，是贾诩出的主意，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贾诩。他拉着贾诩的手，动情地说：“没想到，让我信誉传遍天下的人，就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并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之女为妻。当时的冀州，还是袁绍的地盘，贾诩不能去冀州上任，就留下来给曹操当谋士。
第二年，曹操与袁绍大战于官渡，双方激战半年，谁也不能取胜。曹操军粮耗尽，有点坚持不住了，担心再打下去，会拼光自己的老本。
关键时刻，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你与袁绍相持半年，仍不能取胜，是因为你顾虑太多，想求周全。现在，你只有抓住机会，果断出击，才能迅速取胜。”曹操说：“你说得很对。”就在这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得知家属犯法下狱，前来投奔曹操。许攸给曹操献计说，乌巢（今河南封丘西）是袁绍的军粮库，请曹操出兵偷袭乌巢。对许攸的计策，曹营中多数人表示怀疑，担心上当受骗，只有贾诩与荀攸力劝曹操，采纳许攸的计策。在他俩的劝说下，曹操采纳了许攸之计，派兵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自领冀州牧，贾诩改任太中大夫。
曹操的实力日益强大，梦想一统天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攻占荆州，接着提出了顺江东下，夺取江南的计划。贾诩不同意曹操的意见，劝曹操安抚百姓，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曹操不听，率军南下，结果遭遇赤壁之战，大败而归，还差点丢了性命。
曹操占据中原后，开始向西发展。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中联军，聚集10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抵抗曹军。曹操设伏，击败马超大军。马超败北，提出与曹操划河而治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这年九月，马超又提出划地为界的要求，并把儿子送给曹操做人质，请求曹操罢兵休战。贾诩给曹操献计，要曹操假装应允，麻痹马超，暗地里积极备战，曹操欣然同意。不久，曹操又问计于贾诩：“如何击败马超和韩遂的联军？”贾诩献出了离间计。曹操依计而行，故意在两军阵前与韩遂叙旧，又故意涂改写给韩遂的书信，让信落入马超手中，结果引起马超的猜忌，使马、韩联军内部矛盾激化，互不信任。曹操抓住时机，对以马超和韩遂为首的关中联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最后大胜而归。
曹操一直不立太子，长子曹丕有些着急。三子曹植，才华横溢，英姿飒爽，人气很高。曹操认为诸子中，曹植“最可定大事”。这让曹丕心焦不已，暗中派人问计于贾诩。贾诩告诉来人：“你告诉将军，让他修养品德，勤于学习，日夜孜孜不倦，不违背做儿子的道义。这就够了。”曹丕听了报告，依计而行。一天，曹操屏退左右，要贾诩谈谈对于立嗣的看法。贾诩笑而不答。曹操问：“你为什么不说话？”贾诩说：“我正在想，故不答。”曹操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讲了袁绍、刘表废长立幼，给自己带来后患的事。曹操猛然醒悟，打消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立曹丕为太子。
曹丕一直记着贾诩的恩情，即帝位后，封贾诩为太尉，晋爵魏寿乡侯，封贾诩的长子贾穆为驸马都尉，小儿子贾访为列侯。
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问计于贾诩：“我想统一天下，吴、蜀两国，先打哪个？”贾诩认为，眼下的魏国，应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养精蓄锐，再统一天下。吴、蜀虽是小国，却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难以攻取。曹丕不听贾诩劝告，坚持要攻吴伐蜀，结果以失败告终。同年，贾诩去世，终年77岁，谥肃侯。
贾诩一生，为人谨慎，善于自保。作为曹操的谋士，贾诩处处谨小慎微。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曹操猜忌。晚年的贾诩，担心惹火烧身，常年闭门自守，不与他人私下交往。就连子女婚嫁，也不攀权贵，不事张扬。贾诩一生，频繁易主，面对风云变幻总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中的秘密在于贾诩有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韬略，还有灵活多变的战术。足智多谋善于应变，是贾诩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功著王室一时秀：北魏改革家李冲
鲜卑族统治集团建立北魏王朝以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同时吸收汉族政治家参与国家治理。尤其到了北魏中期，一批汉族政治家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在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汉族政治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李冲。
李冲，字思顺，生于公元450年，卒于公元498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李冲是名门之后，曾祖李暠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君，父亲李宝曾占据敦煌，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遣使内附，受封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李宝去世时，李冲年纪尚小，由其兄李承抚养成人。据史书记载，李冲从小性情雅静，为人大度，待人厚道，善于交游，好经世致用之学，有济世报国之志。
李冲在少年时期，就注意培养自己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其兄李承为朝廷命官，为官清正，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对弟弟李冲与儿子李韶一样要求，不准他们像其他官宦子弟那样，耀武扬威，欺负百姓。在李承的影响下，李冲处处自律，善待邻里，常常帮助小民。由于李冲常随李承出入官场，很快引起官吏们的注意和好评，以至得到冯太后的青睐。
北魏献文帝末年，李冲被朝廷选为中书学生。孝文帝即位后，李冲升秘书中散，在宫中负责文书工作。不久，李冲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从此开始参与朝政，协助冯太后和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李冲才智过人，扎实肯干，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宠幸和重用，10多年之间，不断加官晋爵，先后出任中书令、南部尚书、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要职，成为北魏朝廷“位当端撰，身任梁栋”的重臣。
李冲为官一生，政绩卓著，其最大贡献可以概括为12个字：“立三长，行租调，革旧制，建新都。”
“立三长”是李冲协助朝廷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北魏初年，地方政权的统治体制主要采用“宗主督护”制度。当时所谓的“宗主”，大都是汉族大地主。他们一般聚族而居，拥有大量耕地和权势。所谓“督护”，就是控制大批的农民，作为自己的“荫户”。这些豪强大户，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农民，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向朝廷隐瞒人口和土地。北魏建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大量流亡，土地大片荒芜。国家掌握大量的无主荒地，却苦于无人耕种，白白撂荒。为进一步加强中央统治，从豪强大户手中争夺劳动力，复耕荒地，发展经济，成了朝廷面临的重要任务。
北魏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李冲上书，请求朝廷废除宗主督护制度，建立“三长”制。他对三长制的解释是，五户人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这三长，由当地的优秀人士担任。朝廷征丁时，三长享有免丁特权：邻长可免一丁，里长可免二丁，党长可免三丁。三长三年无过失，可以升等录用。
三长制提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建立三长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查隐瞒的土地和人口。这一政策，直接冲击了那些充当监护人的豪强大户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朝廷的代表人物也纷纷跳出来，想方设法阻挠三长制的推行。李冲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关键时刻，冯太后、孝文帝和鲜卑贵族支持李冲。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家族的奴隶和国家赏赐的隶户。建立三长制，加强中央统治，对他们有利。在皇太后和孝文帝的支持下，三长制在全国广为推行。
“行租调”是李冲协助朝廷推行的另一项重大改革。北魏初年的赋税制度，沿用了西晋以来的“九品混通”赋税制度，也就是将纳税人按家庭贫富分等级征税。这种税收制度，表面上公平合理，实际上极不合理。那些豪强大户，手中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民，纳税时却同普通自耕农一样对待，而地方官吏，由于能从豪强大户那里得到好处，所以常常“纵富督贫，避强侵弱”，赋税负担大部分落到了自耕农身上。这种赋税制度，造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的社会现象，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直接威胁到鲜卑族政权的稳定。
李冲敏锐地看到了旧的赋税制度的弊端，提出用“租调制”代替“九品混通”赋税制度。所谓“租调制”，其核心是赋税按人而不是按户摊派。按人摊派，也不是按人平均摊派，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婢承担的赋税是不一样的。例如，租调制规定，80岁以上的普通百姓，可免除一个儿子的劳役；因孤寡老弱贫穷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由三长内的百姓供养。总的来看，租调制比较合理，有着明显的人性化特色，使国家的赋税分担更加合理，减轻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国家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实行租调制的同时，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朝廷又颁行均田制，促使大批农民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脱离了豪强大户，耕种从国家手中分到的土地，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支持下，李冲集中精力推行三长制、租调制和均田制，三项体制改革密切配合，成了北魏统治的三大支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抑制了汉族地主势力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被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北魏国力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三长制，对后世影响深远，隋唐以后的地方管理体制，大都承袭了三长制。李冲创立的三长制，几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基层政权的组织模式。
与三长制和租调制不同，“革旧制”则是对李冲协助朝廷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统称。北魏是鲜卑拓跋族建立的政权。鲜卑人进入中原之前，逐水草而居，过的是游牧生活。从社会制度来说，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鲜卑人的礼仪、律令、官制、服饰，让中原汉族难以接受，生活方式也与中原汉族格格不入。特别是国家法律，几乎一片空白。国家无成文的法律，执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就连人命关天的事，也是当权者一句话甚至挥挥手就决定了。从官府到百姓，无法可依，一切事都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更可怕的是，当时的刑罚，仍然保持了奴隶制社会的残酷性，动辄满门抄斩，频频激化社会矛盾。
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对鲜卑贵族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运行，从北魏初期开始，朝廷陆续制订了一些法令，但这些法令过于简单，执行过程中漏洞百出。冯太后和孝文帝认识到了这一点，决定对北魏的礼仪、律令、官制、服饰等等，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
在这场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李冲既是各项改革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又是各项改革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很多重要法令，由李冲亲手起草。这场社会变革，难度最大的是对鲜卑族旧俗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禁止穿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止说鲜卑语，改说汉话；鲜卑贵族死于洛阳，不得归葬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还要改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通婚。孝文帝太和年中期，李冲又组织力量，改革了官制，确定百官秩品，共分为九品，其中每品又分为正、从二等。官有从品，是北魏首创。同时，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确定了鲜卑贵族的姓和族，姓为高，族次之。还根据中原汉人的习惯，制定了新的礼仪。这一系列改革，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推动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巩固了北魏的统治，也加速了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同汉族的相互融合。
孝文帝在推行各项重大改革的同时，又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那就是排除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河南洛阳。从迁都到建都，李冲作为朝廷重臣，都是主要参与者。
鲜卑族拓跋部于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迁都平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城作为都城已不能适应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经济的角度看，平城地处边塞，农业和手工业很不发达，又无水路漕运，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连粮食供应都有困难。从军事的角度看，平城北邻另一个少数民族柔然，时常受到柔然的骚扰。当时的北魏仍雄心勃勃，想象着一统江南的宏伟大业。北魏要经略南方，在地理上，平城既偏又远。从政治的角度看，鲜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的反抗连绵不断。要有力地统治中原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的合作。平城是鲜卑贵族聚居的地区，民族保守势力强大，不利于这种合作。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孝文帝亲政之后，提出了迁都洛阳的方案。
李冲因“器怀渊博，经度明远”，被孝文帝委以重任，负责新都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李冲不负众望，在整个新都的建设中，事必躬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且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年才四十，而鬓须斑白”。让人称赞的是，在洛阳都城的建造中，李冲充分考虑了政治、军事、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城市布局比较合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洛阳城建成后，很快成了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