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清晨，袭击开始了，有一架四引擎飞机低空掠过我们的机场。贝洛斯机场那时只不过是一条用于P-40型战斗机进行射击实习训练的短跑道。这架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时，我们都认为这是海军的飞机，但又一想，不对，海军并没有四引擎的飞机呀。片刻之后，传来了一声猛烈撞击发出的爆裂声。一架B-17型轰炸机试图在我们的跑道上着陆，但它已经超出了跑道的极限，坠落在远处的壕沟里。我们急忙穿好衣服向那架飞机的方向奔去，我们发现，机组人员全都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他们正朝着空中疯狂地胡乱开枪，其中的几个还流着血，可以看见飞机上有被击中过的痕迹。
我们问他们：“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遇到袭击了？是什么人袭击你们？”
正当我们试图弄清楚眼前的情形时，一个日本战斗机编队飞临上空并开始对我们扫射。我们四处奔跑，试图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我跑进一间操作室，那个房间的地板和地面之间有一个间隔层，我就躲在那里，直到攻击者离开。
袭击过去后，军械库被打开了，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人佩带武器，但是现在，不管是什么武器，凡是能拿到的我们都拿了，我们各自装备了“柯尔特”式点45口径手枪和M-1式步枪，但是，军械仓库没有储备步枪适配的多余弹药，全都是点30口径机关枪的子弹袋。这种子弹带外壳形状适合于步枪。于是我们便把子弹袋缠在了身上。
我们经过仔细考虑，决定两人一组挖散兵坑，准备进行近身肉搏。到邻近傍晚的时候，我和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年轻飞行员结成一组，他是个新兵，经验不如我，但我们俩谁都没开过枪。天开始下雨了，真是个令人烦恼的时刻，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只有互相安慰——或许这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了，我们都有一种“末日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因为雨下个不停，那个得州人掏出手帕擦拭他的来复枪，然后他就把枪横在我的大腿上扣动了扳机。在战争的第一天，我就差点成为一枚珍珠港“紫心勋章”（Purple Heart）[11]的获得者。
不久，天黑了下来，我们都坐在散兵坑里，稍后，我们看见两个身影从海岸那边向这边走来，距离我们的散兵坑大约有100码左右。当他们走到很近时，我们认出其中一个是阿奎下士，他站在飞机跑道的尽头处。阿奎是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士兵，押着一名身上除了一条缠腰布外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俘虏。下士把俘虏交给了我们。
“你在哪儿抓到他的？”我问。
“这小子正好从水里爬上来。”阿奎答道。
我们考虑将俘虏转交给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在此之前，我们把他关进操作控制室的简陋小木屋。我们让他坐下，可以看出，俘虏已经在水里待了很久，由于海水的浸泡，他全身的皮肤都发皱了，看起来他非常忧伤悲痛，于是，我们拿了一条毯子给他披上，并给了他一些水和饼干。我们试图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情报，但是俘虏的抵抗情绪很大，不肯合作。他把脸转到了一边去，我们意识到，我们同他的谈话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与俘虏对话的是两位年轻陆军少尉，我们不能指望两位不具备任何审问经验的军官有什么收获。
经过一个钟头的审问尝试之后，我们对结果也有了认识，那就是任何结果也没有。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希望上级出面，将这小子从我们这儿带走。
稍后，出乎意料地，整整坐呆坐两个多小时的俘虏终于开口了。他用生疏而拙劣的英语向我们提出要纸和铅笔。他写道：“我，日本海军军官。我的舰艇卡在了珊瑚礁上。我跳到水里，游泳来到这个飞机场。我不会说关于舰艇的情况。用体面的方式杀死我吧！”随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酒卷和男。
星期一早晨，我们看见一个潜艇的瞭望塔露出水面，直立在距海岸大约有100码或150码之处。我们无法靠近潜艇——我们是在岸上——它仍然滞留在远处的水里，要接近也并不容易。一个从基地来的人跳下水，他带着缆绳游向潜艇，然后借助于一部吉普车的牵引，将潜艇拖到了岸边。我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水兵的尸体，是在那天上午被冲上海岸的。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遭到小型偷袭潜艇的攻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经常被发生在珍珠港上空的另一个事件所掩盖，导致其失去了真相的本色。对于那个“臭名昭著的一天”所发生的一切，正逐渐被来自敌对双方的少数置身战场的勇士和埋首故纸堆的史家所揭示。
在超过60年的岁月里，当年战舰上的舰员坚持认为，在那场“臭名昭著的”空袭打击行动期间，他们击沉了三艘日本小型偷袭潜艇。然而，除了酒卷和男指挥的潜艇之外——目前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太平洋战争国家博物馆展览陈列——不曾发现明显的物证，可以对这一主张予以证明。通过一些照片已经证实，空袭期间在港口内水域确实有其他潜艇存在的迹象，但是，无法提供其中的任何一艘被击沉的证明。
后来，在1960年的时候，海军潜水员在基希泻湖外水下进行例行训练期间，发现了一艘“沉睡”海床的小型偷袭潜艇。2002年8月28日，在珍珠港口外仅几英里的水下，又找到了另一艘潜艇的残骸。由夏威夷海底研究实验室主持展开的潜艇调查项目取得一项发现，可以确认是“沃德”号驱逐舰首先开火，打出了第一发炮弹，他们所赢得的最初胜利，在时间上超越了日本袭击者。
夏威夷海底研究实验主任约翰·威尔特希尔告诉我，“沃德”号的确是击沉了小型偷袭潜艇。他指了指位于潜艇航行指挥塔右侧的一个直径4英寸的弹洞。“这是炮弹留下的，”威尔特希尔说，“这就是那艘1941年12月7日早晨被‘沃德’号击沉的日本小型偷袭潜艇，它在大约1200英尺深的洋底被发现，就在珍珠港之外几英里的水下位置。这个事实证明，‘沃德’号驱逐舰全体舰员的表白是正确的。这个弹洞显示出，‘沃德’号用一门老式舱面甲板火炮制造了富有戏剧性的‘首发毙敌’战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战斗中，美国守卫者将五艘小型偷袭潜艇中的四艘牢牢“钉在”了珍珠港水域，他们击沉了三艘，而酒卷和男的第四艘，在搁浅后被捕获并拖到了陆地上。至于第五艘潜艇的命运，存在几种不同的猜想，如果不是在当时沉没了，那就是已经逃之夭夭、全身而退。珍珠港遇袭之后12小时，美国密码破译员截获了一份日本舰队的电文信息，被认为是从第五艘小型偷袭潜艇发出的：“成功的奇袭。”
但是，战后有一种结论断定，第五艘潜艇在试图与“母船”集合的过程中迷失了航向——它依然在夏威夷水域的某处沉没了。为了接回这些小型偷袭潜艇，五艘“潜艇母舰”等待了两天，但他们一艘特战潜艇也没接回来。
在珍珠港攻击的后果方面，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和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将会因为他们的胜利而得到日本裕仁天皇嘉奖，而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和瓦尔特·肖特陆军中将，则在攻击过后仅10天便被撤销了职务。尽管金梅尔和肖特均向军事法庭提出澄清名誉的申诉，但他们二人的请求都没有被获准。
那么，关于驻珍珠港的美国军队情况如何呢？与那些不能再复活的生命损失不同，这场攻击“实际所造成的破坏性”并非日本人设想的那样全面和惨重。太平洋舰队的一半战舰，包括三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当时并没有停泊在港口。因为日本人忽视了对船坞的攻击，所以打捞和对损坏船只的修理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展开了。在日本人相信已被他们永远送入海底的战列舰中，也只有“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以及靶舰“犹他”号被彻底击毁。“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内华达”号、“宾夕法尼亚”号、“马里兰”号、“田纳西”号、巡洋舰“海伦娜”号、“檀香山”号以及“雷利”号则获得全面修复，并且在后来的战争中登场。
渊田美津雄的飞行员还忽略了另外两个目标，在后来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并没有摧毁规模庞大的舰队燃油储备区，那里的油库中存放着数百万吨战舰燃料和航空汽油。这个恐怕是所有错误中最为重大的过失。山本的联合舰队肯定会即刻感受到这些错误和过失所导致的后果。
总计350架日本飞机，对美国军舰进行猛烈攻击，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与此同时，日本人对航空基地的“近身打击”，严重“冻结”了美国的“空中资产”。在卡内奥赫海军航空兵兵站，36架“卡塔莉娜”水陆两栖巡逻轰炸飞机中，有33架毁于日本人之手。希卡姆机场和福特岛航空基地的飞机跑道、停放在田野上的飞机、驻军营房区，还有单身军官宿舍，全都“惨不忍睹”。
在这个“宿命日”，大约98艘各类舰船，差不多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舰只的半数，在侵袭发生的那天停泊在港口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国舰队的另外一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大多数的重巡洋舰，以及大约半数的驱逐舰，当时都逗留在浩瀚的大洋上而逃过了一劫。当美国奋起反击入侵，决心要报复袭击者的时候，它们将为合众国发挥巨大的助推作用。
在那一天，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也许是上帝意志，让美国即将登上战争的舞台，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