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住机身的边缘，奋力纵身一跃，从舱门跳出。我快速数到五，然后拉动开伞索，降落伞张开了，我想：“我现在是跳出来了，我会落到地面上的。”果真，我掉在了一片稻田边上。
那天夜里，我努力想找到一条道路，或者试图做点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只是在原地打转，所以，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地点，我找到一块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待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再跑出去，还是想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能发现一些电话线也好。我看到几个大约15岁左右的半大小子，他们都穿着制服。我走上前去，问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个家伙回答说：“我的，中国人的。”我走了过去，手里紧握着我的点45口径手枪。我想弄清楚，我是在“自由中国”还是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Japanese-occupied China）。他们对我说：“让我们到下面去吧，到营地去。”他们说的所谓“营地”，大概据此不过四分之一英里远。
但是，当我到营地时，他们便把我给围了起来，所有的刺刀都对准了我。于是，我把手枪交了出来。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东西，随后我发现，我是落入了日军手中。他们将我们五个人都抓获了。从此，我成了一名日本人的俘虏，开始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战俘生活。
几天后，日本人用飞机把我们送到东京，开始审问我们。他们将我们几人分开，进行个别提审，持续了有一天一夜，然后就将我们投进牢房，我们是互相隔离、单独关押的，日本人给了我们大概也就是一小片面包充饥，还有一些少的可怜的用腐烂的土豆皮做的汤。
他们几乎不让我们睡觉，我们每天能够睡的时间极少，只不过一小时或多一点。我的全身都被绳索紧紧捆绑，如果我在躺在地上扭动身体，守卫便会用棍子敲打我的脑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躺在地上的，很少能够站起来。
我们被单独关押和审讯了六天。迪安·霍尔马克（Dean Hallmark）患上了痢疾，身体状况糟透了，以至于他必须要我们背着才能够上厕所。后来，日本人将霍尔马克、法罗和斯帕兹带走处决了。
迪克·科尔，美国陆军中尉，陆军航空兵
“杜利特突袭”，第1号飞机
中国上空3000英尺处
1942年4月18日
保罗·伦纳德是第一个跳伞的，随后是弗雷德·布雷默，跟着汉克（Hank）——就是亨利·波特——跳出，然后是我。我试图弄明白，我什么时候能够落到地面上，但是，四周一片雾气弥漫，我根本看搞不清楚我在多高的位置上，直到在我即将落到地面上之前，感觉到有树叶扫过了我的脸。
大概，我是这一串小伙子中最为幸运的。我的降落伞在快到地面时，从一颗松树的树尖擦掠而过，所以，着陆时的撞击并不太狠。我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我安全落到了地面上，其余的事全都一片模糊，记不得了。
我一直等到黎明，拿出我随身携带的指南针辨别东南西北，然后开始朝西面走。傍晚时分，我来到了一个悬崖边，我向下面望去，那里有一座飘扬着中国国民政府旗帜的军营，于是乎我顺着山崖快步跑下，朝旗帜飘扬的方向奔去。
一个多小时后，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也沿着我刚才走过的小路来到这里。我们俩谁都不会说中国话，过了一会儿，弗雷德和我用手胡乱比划着，想让他们通过手势明白，我们的意思是希望离开这里。
这支中国部队显然配备有一些通信器材，他们知道应该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最后，我们在一位中国将军陪伴下抵达一个指挥部，这位将军是该地区的指挥官。我们到达时，杜利特已经在那里了。在这期间，我们找到了我们机组的第五名成员保罗·伦纳德。
中国人邀请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周时间。然后，他们用一条小舢板将我们送走。日本人的巡逻艇在水面游弋，用探照灯四处照射搜索，但是，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一切都平安无事。
中国人最终将我们送到对岸，我们然后开始徒步行进，我们一直走到衡阳。几天后，一架C-47型运输机将我们搭载到重庆。我是够幸运的了，从那里，我终于返回了美国。
令人感到惊讶地是，关于这场突袭的第一条新闻是由东京广播电台播发的，从收音机里传达的信息，表示了狂怒至极的日本军方高层一心想要复仇的强烈欲望。只是过了几小时之后，一项发自华盛顿的公告，用含糊其辞的表述方式简明扼要地提及了突袭之事：“美国飞机应该是参与了一次对日本首都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几天，尽管依然没有更具体的细节披露，但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标题，却以超越美国官方的姿态，对这则有关突袭的消息高调传播、极力炒作：“东京在白昼遭到轰炸”、“美国军机狂炸小日本帝国”、“美国轰炸四座日本城市”，等等。新闻界要求官方做出说明，B-25型轰炸机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抵达日本上空的，面对媒体要求解释的压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记者说，这些轰炸机是从“香格里拉”（Shangri-La）[23]出发的。
但是，正当美国人在为这次漂亮壮举欢呼庆贺之时，许多突袭行动参加者还依然置身于苦难之中。飞行员特德·劳森（Ted Lawson）驾驶的飞机坠落入海，他的一条腿几乎被挤压变形。等到飞行队的军医托马斯·“道格”·怀特（Thomas “Doc” White）见到他时，劳森的伤腿已经生坏蛆而腐烂了。怀特考虑再三，认为劳森如果想要活命，那条伤腿恐怕是保不住了。
特德·劳森的截肢手术是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区内一处丛林营地进行的。外科医生用奴佛卡因（Novocain）[24]为劳森做了脊椎注射麻醉，然后，他取出一把钢锯，有条不紊地将伤者那条散发出恶臭气味的腐烂化脓坏退，一点一点地小心锯掉，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劳森始终保持着清醒，当腿脱离了他的躯体时，劳森静静地看着“道格”·怀特大夫缝合伤口，再用注射器从自己的血管里抽出鲜血，输入病患者的体内。当一名护士将锯掉的坏腿拿到帐篷外去处理时，劳森说：“谢谢了，道格！”
在美国国内，关于大部分飞行员命运的信息零散而稀少。4月21日，亨利·“哈贝”·阿诺德将军收到杜利特发来的一封加密电讯，这是通过中国国民政府转发的，电讯内容表明，杜利特在发出报告时，轰炸日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并且突袭机群遭遇到恶劣的气候，除此之外就是燃油即将告罄。杜利特报告意味着，全部的16架B-25型轰炸机都已损毁。他同时还告知华盛顿，有五名美国飞行员获救生还。
当杜利特返回美国的时候，有11名陆军航空兵人员被日本人俘获的消息已为人们所知。不过，直到很长时间之后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日本人要搞清楚这次突袭如何能够发生，这些美国机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严酷的审问。但是，即使是在他们之中有三人被日本人处死后，这些美国人所告诉日本人的，也仅是姓名、军衔和序号。
每一位“杜利特突袭”的参加者，都因其英雄气概和卓越功绩而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25]。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予吉米·杜利特陆军中校“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26]，并越过陆军上校位阶，直接晋升他为美国陆军准将。
在80名履行这项使命的人员中，三人在突袭后的跳伞过程中被摔死。有11人被日本人俘获，1942年10月15日，他们其中的三个人被处决了。另一名战俘被抓捕者虐待致死，其他四人经过三年半关押后，在战争结束时获得释放。
大多数“杜利特突袭”参加者返回美国后，又分别领受了另外的战斗任务，他们在其他战线志愿执行空中格斗使命。他们之中的10个人，先后在北非（North Africa）、欧洲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中牺牲，四名奔赴欧洲战区作战的飞行员，在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后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战争期间一直遭到关押。
在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美国空军学院（U.S. Air Force Academy）内，有一个受到精心保护的陈列柜，里面存放着80只镀银的高脚玻璃酒杯，每只上面都镌刻有“杜利特突袭队员”的姓名。每年的4月18日，是依然健在的“杜利特突袭队员”重聚的日子，届时，这些一尘不染的酒杯便会被取出，摆放在这个私人性质的、富于情感交流的典礼仪式的酒桌上。他们为他们的战友——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举杯敬酒，回顾往昔的战斗岁月。在这些玻璃酒杯中，每当有队员在最近的重聚之后离开了人世，刻有他名字的那只酒杯便会在陈列柜中被倒扣放置。早晚会在某一天，所有这些酒杯都将被倒扣过来，并且，这一天也不会太过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