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架B-25型轰炸机即将离开飞行甲板的那一刻，一名协助起飞作业的舱面水兵不慎被吸卷到飞机螺旋桨处，飞转的桨叶削掉了他的一条胳臂，副驾驶员博比·海特和投弹手雅各布·德谢泽见状大惊失色。他们料想这人恐怕是活不成了。不过事情并非那样糟糕，战争结束后，海特和德谢泽获悉那名水兵大难不死，依然健在。
杜利特曾向他的编队飞行员下达过指令，为了节省油料，一旦进入正常飞行状态，务必保持以每小时150英里的时速，在海洋上空40英尺的高度飞行。当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向西飞去时，哈尔西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以及护航舰队调转船头驶往珍珠港方向。那些空中的“杜利特的突击者们”，现在全得靠他们自己了。
雅各布·“杰克”·德谢泽，美国陆军下士，陆军航空兵
“杜利特突袭”，第16号飞机
1942年4月18日
杜利特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都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声，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肯定能做到的。在我那架B-25型轰炸机上，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分别是比尔·法罗（Bill Farrow）和博比·海特。乔治·巴尔（George Barr）担任领航员，哈罗德·斯帕兹（Harold Spatz）是机务长兼机械师和机炮手，我是投弹手。每架飞机上都是五名乘员，职责分工如同我们一样。他们告诉我，当我们的机轮离开“大黄蜂”号的甲板时，我已经是一名陆军中士了。
我的确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没有推测以后的情况。我不去多想。如果国家需要我去牺牲，我义不容辞。
“杜利特突袭”
飞赴东京的航程中
距日本海岸550英里处空域
1942年4月18日
16架B-25型轰炸机以一种“疏开队形”散布在空中，展铺区域超过150英里，朝着对面的日本方向飞行。为了更加节省油料，机群在逆风条件下保持定速巡航状态。飞机的间距拉得很开，尽管相互之间几乎都在视程之外，但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是预先设定的飞行方式。如果轰炸突击机群在空中散开的范围很广，那么被探测发觉的可能性便极小。全体机组按照自己的排列顺序和飞行计划飞行。每架轰炸机都被指定了自己所要打击的目标，抵达既定空域后便“按图索骥”将炸弹投下。
在距离日本海岸以东至少600英里外的位置，一架日本巡逻机发现了我们其中的一架轰炸机，时间是上午9时45分，日本飞行员报告说“一架双引擎的陆基轰炸机正在朝本土诸岛方向飞行”。但是，报告发回东京后，日本军事情报部门人员却并未加以理睬，他们将这个警告信息视为一种误报，认为敌方陆基作战飞机所具有的航程能力，根本不可能跨越如此宽阔的海洋。
那天早晨，东京正在进行一次防空演习，这是例行公事的预防演练，街道上的军人和市民加大步幅、疾速行走。这样的防空演习天天都有，人们也习以为常、司空见怪了。毕竟，东京是安全的——日本的将军们和东京广播电台就是这么对大家说的。裕仁天皇还亲自向国民做出承诺，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敌人的攻击，人们完全可以放心。敌人的飞机根本就不可能袭击这座城市。
就在午后几分钟，第一架杜利特率领下的飞机抵达了目标区域。轰炸机编队爬升至1500英尺的高度，以避免在空中受到所投放炸弹掀起气浪的干扰，美国飞行员用轰炸瞄准具锁定了目标。
12时15分，美国人释放了他们的炸弹，不到15分钟，从B-25型轰炸机上投下的燃烧弹，便使日本首都东京陷入了一片火海。
突如其来的空袭打击，同样也降临到大阪（Osaka）、神户（Kobe）、横须贺海军造船厂（Yokosuka Navy Yard）以及另外三个日本城市。袭击者将他们的投弹标靶锁定于军事目标，集中轰炸精炼厂、码头船坞，以及任何暴露在视线内的燃料和军火储存堆放点。投弹作业进行完毕之后，轰炸机群下降至100英尺的高度，以尽量减少成为日本防空炮火打击对象的机会。
地面防空炮火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尽管有敌人战斗机升空，另外一些战斗机也在袭击期间被紧急派出，但是没有任何的B-25型轰炸机被击落。几架日本战斗机试图拦截完成投弹作业的美国轰炸机，但这份差事可并不轻松。美国人对锁定目标实施打击之后，便开足马力，以每小时300英里时速驾飞全速脱离轰炸空域。杜利特给这些B-25型轰炸机留下的仅有的防卫武器，只是两门点30口径的轻型机炮。至少有两架日本战斗机由于靠得太近而被击落了。
避开日本防空火炮的射击后，杜利特及其麾下突袭队员朝降落场方向飞去，但是危险却并没有过去。此时，他们已经越过日本西海岸，向中国东海方向疾奔。这些B-25型轰炸机所携油料足够飞行大约800英里航程，然而不幸的是，位于中国境内的安全地带却在1000英里开外。但是，就在美国机组开始检查在海面实施迫降作业规程时，某些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出现了。洋面风暴咆哮而起，空中风向骤然发生转变。根据领航员此前所掌握的气象资料，通常在这个时节，盛行的常风是从中国东海吹向日本列岛，但是在那天，这个条件似乎没有可能出现了，逆风状态瞬间便转为顺风，开始将他们的机群吹往中国陆地方向。
在一些疲惫的飞行员的脑海中，现在的情形只有一个答案，祈祷——奇迹发生！目前，由于风向的作用，这些轰炸机在早先从“大黄蜂”号起飞时所必须要飞航距离的基础上，获得了额外数百英里航程的补偿。
尽管如此，风向的改变并没有排除他们所面临的全部难题。没有哪架B-25型轰炸机具备侦测和识别出归航寻的信号的能力，在“自由中国地区”[22]飞行，必须要靠“向导”引路才能抵达他们的救援降落场。稍后不久，飞行员们预估，他们应该可以看到地面信号，那是为指引飞机前往指定着陆场而点燃的篝火，然而，那个为杜利特机群编队所提供的救援降落场，同样也处于暴风骤雨的吹袭肆虐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归航寻的信号引导前往友军机场，他们只好靠自己的本事去碰运气了。
最终，在袭击日本将近10个钟头之后，轰炸机逐一在热带风暴中迷失了航向，操作舱燃油表的油料标尺已显示为“空箱”状态，飞机引擎也开始发出劈啪声，这是发动机即将熄火停转的预兆。杜利特机组成员及其他10架B-25型轰炸机机组人员认为，最好的选项是在飞机坠毁之前跳伞逃生。其余四架在中国海岸地区迫降，但有一架在迫降过程中失事坠海。这架B-25型轰炸机的入水速度超过每小时100英里，五名被皮带紧紧扣在座椅上的机组人员，随同飞机沉入波涛之下，其中三人在机身被水淹没之前，设法解开座位固定皮带得以脱身，这些生还者挣扎着露出水面，爬上一条橡皮救生艇滑向岸边。但是，他们立刻就被日本巡逻队俘获了。
仅有一架轰炸机找到一个“可降落”机场——而那是因为飞行员知道，飞机所剩燃料已不够飞到中国境内了。他决定改变航向，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即海参崴），该地是苏联位于西伯利亚（Siberia）东南方的一个港口，大约在日本以西500英里处。当他们的B-25型轰炸机降落之后，苏联人扣押了全体机组人员并没收了轰炸机。尽管在表面上，苏联是我们的“盟国”，但是，美国飞行员却在西伯利亚遭到扣押，直到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寻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这些飞行员最终设计了逃亡路线，他们穿越伊朗进入中东（Middle East），然后返回了同盟国控制区。
雅各布·德谢泽充当投弹手的那架B-25型轰炸机，深入中国内陆差不多有300英里。但是他们飞得还是不够远。飞机已无法继续维持，德谢泽和其他四人先后跳伞并安全着陆，可是马上就被抓获了。日本人为他们拍摄了作为宣传用的照片，之后这几个美国人又被游街示众。参加“杜利特突袭”行动的所有机组人员中，总共有11人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战俘。日本人为报复轰炸袭击，将德谢泽机组同伴中的另外三人给处决了。雅各布·德谢泽有幸生还，他并且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
雅各布·“杰克”·德谢泽，美国陆军下士，陆军航空兵
“杜利特突袭”，第16号飞机
中国上空3000英尺处
1942年4月18日
同其余的飞机相比，我们轰炸机的飞行距离要更远一些。夜晚10时30分，我们在3000英尺高度的空中，“我们必须要跳伞了。杰克，你第一个跳。”驾驶员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