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北京南城繁华的商业区边上，有个巷子人称廊房巷，廊房巷的把口有一间发廊，名叫翠花发廊。上世纪九十年代小铺小店已经遍地开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原来素面朝天的廊房巷多了一处着红挂绿的地方也还是相当显眼。小巷不算长，那里的人几乎都是半熟脸，相互见面还打个招呼，唯独那个“基辛格”博士每每经过此地却对谁都不理。那家伙据说是个大医院的主治医生，大背头，方脸直鼻，脸色略黑，眉毛浓重，一米七五的身高，严肃持重，尤其是眼前挂一幅闪亮的金丝眼镜，从侧面看上去形似著名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故邻居都以“基辛格”博士相称。这个人物住在发廊后面的一处小二楼上，那小二楼也不同凡响，绝对的西洋风，带雕花的科林斯柱和镶嵌彩片的女儿墙，窗户前的铁艺编花更是复杂精巧。他在这个胡同是个名人，但是叫什么谁都不知道。八十年代中晚期，谁要是富有，大家就称他是万元户，北京的老百姓都还是自行车一族，人家“基辛格”博士就第一个开上了一辆袖珍菲亚特小轿车，那时侯它的价格正好是一万元，所以，“基辛格”博士这个万元户就满街招摇。胡同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原来没有车的时侯说是印尼华侨，后来买了菲亚特大家就一致认为他有美国背景了，不管怎么说美国更洋味一些。
还有一位人物在这一带驰名，那个人叫张摇头。张摇头五十光景，一副秃瓢熬过四季，脑袋慢悠悠地摇晃着，似乎得过癫痫，平时说话嘴里流着口水，下嘴唇的肌肉松弛得与口腔脱节了。到了夏季，张摇头几乎每天都到离廊房巷三百米远的一家饭店看董姐。董姐是那里的服务员，正值中年，相貌甚好。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店里要一碟花生米、一碟凉粉还有二两散酒，就在那里慢慢地喝着，慢慢地看着董姐在厅堂里走来走去，与卖酒的男生还说上几句：“你得工夫儿给我说说，我这里有钢枪不倒的药。”
那男生与董姐开玩笑：“董姐，张摇头看上你了。”
“去！扯骚，也不看看自己那个癞样儿。”董姐随口骂了一句。
那男生又将董姐的话回传给张摇头：“摇头，董姐骂你啦。”
“嗨，打是疼骂是爱。”张摇头抿了一口酒美美地表示。当董姐从他身边经过，他对着董姐咧着嘴逗笑着：“是不是那个意思？”
“去喝你的酒去。都这样了，还不学好。”董姐瞥了他一眼就走开了。
摇头还是咧着嘴：“这是光荣的历史记录，对不对？”
然而，自打廊房巷开了那家翠花发廊，张摇头的注意力就转移了，不时探头探脑向玻璃窗里望望，因为，他对翠花两个字相当敏感，旧时这里有个名妓就叫翠花，给他的印象颇深。那时他也就十几岁，不过他的老爹可是这里的地头蛇，开了几家煤铺，就是为了煤市街里的那个名妓败了家。这在张摇头的记忆里相当深刻。那时周围的邻居都叫他张煤铺。张煤铺与当时的京剧名角尚小云住东西邻居。那时候最时尚的宅子是四合院，张煤铺的四合院稍小于尚小云的四合院，同样戴瓦垄花的墙脊要短那么一节。在张摇头的印象里，家里好像老是有客人，堂屋的八仙桌旁坐过这一带有些头面的人物，店铺的老板、手下的把头、厂子里管事的、巡警、小官员。张煤铺那时也就四十岁，扮相却老成，戴着瓜皮帽，留八字胡，加上头肥腹大，绝对有派头。为什么叫他地头蛇呢？他家到张煤铺这里已经落户三代了，绝对称得上是老北京，所以，社会基础雄厚。到现在，要是哪个外府的商家落户这里不来他家拉拉关系，这张煤铺就绝对给他点颜色。后来老长时间还留在老人们口头上的故事就是张煤铺一手导演的。那年，尚小云的一个远方亲戚在廊房巷租了一间铺面，开一家烟台菜馆，没有到张煤铺这里报到，第二天开张，台阶上、窗户上撒得到处是煤灰，闹得这位山东掌柜好不烦恼，清扫了一下，骂了几句，照样营业。可是没过几日，烟台菜馆的门口被抹了屎尿，硬是关门打扫了一天的卫生。看烟台菜馆关了门，张煤铺给管事的发了钱，请几个办事的伙计好好地喝了一顿酒作为犒劳。结果，那个名角亲自送礼说情，带着这位亲戚赔礼拉和才算了结。
不过，后来煤市街新开了一家大的展春楼，人家就没有拉他这根线。有好事的人鼓动张煤铺叫叫板，张煤铺也策划要给那家新店下点佐料。几日后，他的一位叔叔拦下了他：“你小子别不知好歹，那个展春楼的老板是一个国民党将军的舅爷。”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差一点捅了搂子。”张煤铺畏惧地道。
结果，那家展春楼的生意就如火如荼地烧旺了。不过，怎么着也是自己的地方，张煤铺被强龙压了心里气不过，就三天两头往展春楼跑，回来后与那些面上的人喝酒时大呼见世面：“敢情这妓女不光是陪你睡觉，人家那里讲究弹琴诵诗，出出进进的人模狗样，就是显身份。”
有一位问：“您老到展春楼等于送钱去了。”
“土包子，这叫花钱买身份。”张煤铺纠正道。
张少爷也偷偷地出入那个地方，不过，他消受不起，因为听不懂，没有意思。他还批评老爹去那个挂灯笼的展春楼能听出个什么玩意儿，这时老爷子就骂他没见识：“你懂个屁！那是艺术。”
有一次，张煤铺从展春楼出来正好赶上一台朱红大轿落在门前，那里的老板、老鸨、姐姐妹妹们前呼后拥迎接一个叫翠花的妹妹到来。张煤铺只是看了一眼就惦记上了，结果，那天晚上与老婆大吵了一架。可不是，这一阵子，张煤铺将心思都用在了别处，经营的事也就疏忽了。结果，门头沟的煤商进门催债，老婆在放钱的花梨木柜子里翻了个遍也没寻出钱来，于是劈头就问钱的事。张煤铺哪有兴趣管这些，就推托以后再说。结果，惹得那个平时只管吃喝听戏的胖女人火了。有一阵子，胖老婆只要一闹，张煤铺就摔家伙，闹得满院子都是瓷碗的残片。张摇头也就知道了是展春楼的叫翠花的婊子迷住了老爹。
所以几十年过去，又见“翠花”的招牌，当然一下子就勾起了张摇头的痛楚，于是他就想寻机探探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翠花发廊的招牌对于张摇头来说等于是一颗炸弹，那横匾一挂上，他就没睡过一次好觉，夜里总是被噩梦缠着。因此，张摇头的身影一下子从那家店消失了。原来他几乎每天关照这家饭店，大眼睛白脸庞的董姐也习惯拿这家伙当佐料调侃上几句：“摇头，人家都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嚷嚷……你算哪部分的？”
这时候，张摇头就咕终呷了一口酒，嘴角滴着口涎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是赏花……花的园丁，每天看看大妹妹酒就下得顺。”
大家听得开心，一阵哄笑给乏味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张摇头突然在饭店的那个角落消失倒让董姐有些不适应，她问小卖部的那个一头浓黑的头发、白面青楂胡须的伙计知道张摇头的下落吗，他也感到诧异：“这活宝突然就不见了，该不是出事了吧？前一段时间廊房巷口出了车祸，该不是那小子吧。”
张摇头又是一个噩梦纠缠的早晨，身上懒散得厉害，从那散发着霉气的小阁楼下来在小吃店吃了早餐，下意识地就来到了翠花发廊，在旁边站着看着，于是慢慢地认识了那个穿着妖艳碎花上衣、大喇叭腿港裤的黄翠花，也知道了这家发廊的主人是老黑。有几次，老黑出入店门还碰上了他，老黑正是得意的光景，就顺便调侃道：“摇头，要理发？把头发蓄长，兄弟给你弄出个明星的样子来。”
“不，不理发。”张摇头摇摇头，嘴里自然地就流出口水来，然后向后面靠靠，看着这个开张不久的店面。时间长了，好像他也成了店面的一部分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世事无常和命运嬗变这句话。按理说黄翠花与这个发廊怎么也不会发生关系，与老黑怎么也不会认识，但社会一开放，所有的关系就要被重新认识了。这个黄翠花是京郊黄泥岗的土妞，也就是人们形容农村女孩儿时说的“柴火妞儿”。而这个“柴火妞儿”在时代的大潮中变得相当快，眼下谁敢说她是“柴火钮儿”？往那儿一站，北京的女孩儿都显得土。原来黄翠花是梅美的小女儿，像是有遗传基因的关系，从小就知道打扮自己，在男女之事上比那些乡里的孩子敏感得多。在镇上的中心小学上学的时候，她能够用自己的姿色调动几个男生殴打辱骂她的男生。那—年就要上中学了，为了这事学校开除了黄翠花。好在赶上了开放的年代，人也就自由多了，黄翠花最先嗅到了商品的气息，十几岁时硬是从黄老五那里要了三百元钱跑到京城来了。
刚自由不久，人们好像找回了遗失的许多个时代似的，没几个月就有一样东西流行起来。一开始，北京流行拉毛围巾，国营的百货店只要来一批货，那些闲杂的人员就会一抢而空，然后分散到周边的繁华街道上向外地来京的人兜售，卖得特别快。第一次黄翠花就从商店里抢了二十条米色的拉毛围巾，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手上搭着一条，其余放在包里叫卖，结果不消半天的工夫二十条毛围巾连同样品都卖掉了。那一天，她到“都一处”特地点了烧麦犒劳自己。一开始她还在火车站过夜，后来拉毛围巾卖得好，就到一家剧场的招待所住了。招待所是她开眼看世界的地方，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演员们异样的形象令她着迷，她也学着样子在自己的衣服上别个胸针什么的。在城市里，原来那些无业人员最先感受到这时候的空气里对他们来说有了相当多的氧气。虽然大家都是些小贩，但也慢慢养出几条大鱼，其中有个名叫老黑的家伙最令翠花敬佩。老黑与百货店的经理是小时候的伙伴。那时的中国刚刚有了一些市场概念，在商品的价格上实行双轨制，一条拉毛围巾从商店买出来的时候是五块多钱，可是，拿到大街上就能卖到十五块钱。当然，那时候，有一些社会背景的人干的都是大生意，倒个钢材，成批卖汽车，转眼的工夫就有了资本。像老黑这种底层人士对社会开放的自由气息相当敏感。前些年，廊房巷只有一家由街道办的纸盒厂，老黑在那里干过半年就不干了，然后就在家里闲着。在他的定位里，自己绝不是这么个和一群街道妇女搅和在一起谋生的下脚料。为此，老黑没少和退休的老爹争吵，那个街道纸盒厂的差事还是老人托人找的，现在，他不干了，不是又要回家游手好闲，吃老人那点退休金？每天早晨只要太阳的光线射过房子对面煤铺的铁皮墙，老人就会准时用手拍打老黑的木床：“嘿！醒醒啦，今天还不到外面找点活干？”
老黑这时就哼哼着：“到哪儿找去？没有适合我干的事。”
“那也不能老是吃我的退休金呀！”老爷子急了。
老黑不得不起来揉着眼：“那你说咋办？谁让你是我爹呢？谁让你养活了我？要不，你把我掐死。”
老头子回到桌子边上拿暖壶倒着水：“杀人犯法，我不干那事。”
“这不结了吗。”老黑死皮赖脸，老头也没办法。一天到晚，父子俩就这么逗着。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老黑每天老早就出去了，直到很晚才回来。老爹也很纳闷。但当他有一天拿着一大把钱回家，老爹都呆了，忙告诉他：“儿子，我可养得起你。”
“你瞧瞧，老家伙想哪儿去了。这是做买卖挣来的，放心。”老黑用手轻轻地敲老头的秃脑壳。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黑越发如鱼得水。他手下有四五个小兄弟，每人每天都能卖上百条围巾，然后到他这儿来报账，留出提成，剩下的都是老黑的。很快，老黑的样子就变了，由原来的熊样一下变为标准的老板模样：板寸头、大墨镜、红鼻头、厚嘴唇、万字丝绸衫，左手中指上一枚大号的金戒指相当显眼，脚底下有时是一双紫红的牛皮鞋，有时是一双内联升的布面便鞋。
很快邻居那个叫六子的女孩就和老黑摽上了。六子要说姿色也不差，除了有点瘪嘴，爆炸式的头型领时代风骚。那六子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工人，自打成了老黑的相好也就不怎么好好上班了，三天两头泡病假。就在两个人商量着要结婚的时候老黑又撞上了翠花。按理说，老黑遇上翠花的几率很小，但由于都是靠囤小商品谋生，这几率就高了，加之都在前门一带活动，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在鲜鱼口内有个便宜坊，便宜坊是个带走廊的二层小楼，是一家经营山东风味的菜馆。菜馆墙角有一根电线杆子，上面汇集了三个方向的电线，还装着一个变压器。最近，那里多了一个卖毛巾的小贩，后来又加入一男一女，其中有个小贩就是住在剧院招待所的翠花。原来她是在前门大街西侧的珠宝市内游走，后来，来了一干人，将附近一个卖服装的汉子打了一顿，翠花听人说这个卖服装的得罪了老黑才招此麻烦。这件事吓着了翠花，她就转移到大街的东侧鲜鱼口里来了。虽说这里过往的行人没有大栅栏那边多，但相对安全。
一天下午，那根电线杆下只有两个女人，那男的没来。后来，却来了一个戴红箍的男人，那个人走到两个小贩跟前二话没说，拿起地上的编织袋就走。这下那个中年妇女急了，叫道：“凭什么抢我的东西！”
翠花也慌了，就跟在那人后面。
“少废话，我们是联防的。跟我们到街道接受处罚。”戴红箍的男人表示。
那妇人窜上去一把夺过袋子，由于力量过大，包带子被拉坏了。男人一愣神的工夫，那女人已经跑得老远，钻进一条胡同不见了，他也没有心思追。当然，他一定提高了警觉，防备身边的女孩儿一不留神再抢走袋子。翠花只能跟着他一路央求地来到居委会。正好那天黑子到居委会办事，看到翠花的东西被没收了，就有意无意地搭了一句讪：“老七，别见着悚人拢不住火，人家小姑娘多老实，把东西给人算了。”
这倒给翠花提了醒，翠花就对着老黑祈求：“大哥，帮我说说情，让我拿东西走得了。”
翠花一求情，引起了老黑的好奇，他仔细打量，那姑娘长得还真是大模大样的，尤其眼睛里自然带着勾魂的神色。就为这，老黑还真的诚心说情。老黑这时早就不卖这些小玩意儿了。哪个朝代都敬有钱的人，老黑在基层政权这里吃得开，联防老七也顺水推舟：“以后注意，不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翠花拿了编织袋走出了居委会。老黑跟了出去，追上他问：“妹妹哪儿的人？”
翠花说：“郊区的。”
“看着就不像城里人。郊区什么地方？”老黑问。
这句话翠花有点不高兴，但人家有恩于自己，就回答：“南边，黄泥岗那边。”
老黑给了翠花一张名片：“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然后，老黑叫了一辆首汽的出租车，微笑着和翠花告别。翠花也下意识地扬扬手。
老黑走后翠花的眼里老是觉得那个人不一般，手上的大金戒指突出了有钱人的身份，隐隐地感到与这样的人来往有前途。再一看名片，是什么“懋龙商贸公司经理”，那个“懋”字她不认识，但她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经理是干什么的。她看着对面新登国的肯德基快餐店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