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是我国封建帝王的佼佼者。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十八岁时便随父在晋阳起兵，参与了推翻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唐王朝建立后，由于唐高祖晚年用人不当，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举夺得唐王朝最高统治权，即皇帝位，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在位达廿三年之久。
唐太宗在位期间，吸取历代治乱的经验教训，采取举贤任能、抚民于静等到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能取得成功，大唐帝国能日趋强盛，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任贤至治”。他和群臣在贞观廿一年（公元647年）总结成功的原因时，得意洋洋地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此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已者，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所其所。不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曾黜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花流水皆依朕如父母。眼五者，朕所以马今日之功也。”
综观唐太宗在统一战争期间和贞观期间的言行，可以看出，唐太宗有一个适应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进步的人才观。
现结合唐太宗用人所举，试论如下：
一、治国必须选择贤佐
唐太宗在总结历代治乱兴亡教训，深刻认识到治国必须依靠贤佐的重要性。他说：“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又说：“国之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彼治。”“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
他还从观察、寻思亭榭楼阁之所以能建成的道理，深有启发地说：“人欲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栋材；为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
他重视人才用于金银财宝，在论述人才的重要性时说：“虽然车十二（言珠宝之光，能照十二年），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比求人之贵也。”
他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经常表露出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在《金镜篇》就写道：“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君求才，若旱苗之思雨”。
唐太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即位后，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示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在位廿三年，亲自任命的宰相有22人，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海、魏征、马周、岑文本等，重用大批杰出将领，如尉迟敬德、李靖、李绩、秦叔宝、程知节、薛仁贵等。唐太宗得到了这一大批文才武将，在治国安邦中真正起到匡辅的作用。
二、人君要职必须致力于选拔人才
唐太宗除亲自选择了象房玄龄、李靖、李绩等将相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择人才。他不仅本人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发现人才，还多次要求身居高位的宰相，要为他广开耳目，求访贤才，不要纠缠于日常琐碎事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高祖遗臣右仆射封德彝不重视选拔人才，给予严厉的批评。
此外，他还强调“任官唯贤才”，“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认为“官不必备，唯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为此，唐太宗制订了一整套选拔、奖惩官员的制度，颁布了《职官令》，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额；制定了官员的奖惩制度，亲自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要官员进行考核。
三、选才必须德才俱兼舍短取长
唐太宗在选拔任用人才时，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
贞观三年，他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即道德品质），数年之后，恶迹如始彰，虽加形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贞观六年，他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时，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上，他说：“古人去，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及多。但乱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就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期间，在文臣武将群体中，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论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在一次宴会上，他对王圭说：“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王圭回答：“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秦说明，出纳唯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载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已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教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众人亦服其确论。从王圭的评论中，可见唐太宗的用人“舍短取长”、“知人善任”是十分成功的。
四、并用老、中、青人才，尊、重、提兼举
唐太宗并用老、中、青人才，在长期的征战过程和贞观期间，他始终始终尊重老者、重用中年，并注意提拔青年新秀。在封建帝王中，能够任用好老、中、青个年龄层次人才的，当推唐太宗。
唐太宗善于和功臣相始终，贞观十二年，他颁发诏令，命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24位开国功臣画像于凌烟阁，以青彰他们的勋德，使之“永贻于后昆”。对年老多病而辞职的功臣，唐太宗在其生前给予各种优厚待遇，给其荣誉职位。“参朝之日，宜在现任品之上”，使他们安度晚年。为了尊重老者，使这批与他共患难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文武功臣能继续发挥作用，唐太宗还设置了“散官”以备顾问，随时听取“这些老臣的意见和建议。”如李靖、肖禹、魏征年老时任“特进”（正二品散官）。
贞观期间，一大批开国功臣年事渐高，根据治国安邦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特别注意提拔、重用中青官员中的优秀人才。
贞观后期，唐太宗仍不忘随时发现、提拔青年新秀。在亲下辽东攻安地城时，高丽25万兵拒战，太宗亲自观战，发现有一白衣战士握戟杀入敌阵，所向无前。敌兵尽披靡败溃。太宗立即派人询问先锋白衣者为谁，回报白衣者名叫薛仁贵。唐太宗即在阵中召见了薛仁贵，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大军胜利回师后，太宗对部将和仁贵说：“朕旧将并老，不堪受困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并封薛为右领军郎将。
五、崇文重教，培育人才
唐太宗在安邦治国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的重要，他除了广开才路，知人善任，注意发现、考核、提拔人才，在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征集人才外，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崇文重教，培育人才。他说：“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敷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性怀辩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立辟雍（天子所设的大学），博览百家，精研文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因此，早在武德四年“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
唐太宗办学取士，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300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500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聪明子弟，名额1300人。其中官家子500人，民家子3800人。又有律学，名额各50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30人。这三等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京都、都督及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80人（京都），最少20人（下等县）。”
唐太宗还在各地大建校舍，仅京师“增建校舍1200间，增加名额满2260员。各地学校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藩等国，也派遗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8000余人，学校可称极盛。”
综上所述，由于唐太宗有一个比较进步的人才观，任用了一批文臣武将，经过君臣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贞观之治”也就是任贤致治。这种情况是前代或后代所未有的。王船山对唐太宗的人才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感慨地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当然，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也有其阶段局限性，晚年对一些名将也有所猜忌（如对李绩）。但这是次要的，我们是不必苛求于古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