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警察略胖，留着乱蓬蓬的小胡子，眼睛快活地眨来眨去，衣服穿得也不那么严谨，看起来有点儿松松垮垮的。这大叔非常健谈，几乎接近话痨。在等车的无聊时刻，他实在是个聊天的好对象。
我问售票点在哪里，他说就在边上。我这才注意到那个看起来像厕所的房子，开着个小窗口，有铁栏杆，果然是售票窗口的模样。
这俩警察装备齐全，可在这站台上的办公家具总共是三把胶皮椅子。俩人或坐或站的，固守着以他们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也偶尔看一眼西边人群密集处的动静。
胖警察笑着邀请我坐下，我们并排坐着聊天。刚才办手续的护照拿在手里半天，一直忘记放回去，他就拿过去翻着玩。翻了半天，晃着一本护照扉页上的照片说：这位女士是谁？我看她不在你们的同伴里。我也没注意看，随口说，这都是我们的护照啊，人人在场，完全可以对号入座的。他就递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就感到郁闷，不想解释了。
小高多嘴多舌说：就是他。胖子又仔细看了一眼照片，再看看我，有些尴尬地乐了。又指着我们队伍里的一名同伴，自找台阶说：过分瘦了，不好看。我忍不住瞟了他的同伴一眼，这家伙瘦得跟竹竿似的，听了岂非会有唇亡齿寒之感……但是那瘦子漠然听着，好像说的是别人，直到看见我打量的目光，才涩然微笑一下。
后来我被他这些跳跃性过大的问题和奇奇怪怪的疑惑搞怕了，就开始不停地问他问题。你家几口人啊？几个孩子，都几岁了？你信什么宗教？你上班多久了？你住这火车站附近还是阿姆利则市内，或者别的地方？……
他大概非常乐于回答这些问题，解说得堪称详细，有时候还带着生动的细节。于是这些细节又催生了更多问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一问一答下去。我发觉自己此时简直就像一名媒体从业者，把提问当自己的工作了。
但是他说的内容我确实比较感兴趣，就像我对很多普通印度人的生活也都感兴趣一样，一旦这名胖警察以平民而不是国家机器部件的姿态和我对话，他谈论的种种信息对我而言，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他说的这些话当中，可以体会到他生活得比较辛苦。上班地点在这个偏僻却有较高风险的小火车站上，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但是回家并不方便。他的家在阿姆利则乡下，老婆孩子都离得远，平时见不着面，只有不值班的周末才有机会去看望他们。应该说在每个国家都有和他做相同工作并且面临这种种困境的人。我认为，假如把我放在同样的处境中，我很难做到像他这样乐呵呵的。
这样东拉西扯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提醒我说：车快要来了，该买票了。那时候售票窗口果然打开，刘师傅和小高他们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很多次，这时就高兴地跑去给全体成员买票。这趟火车的票是20卢比，车票是一张窄小的硬纸片，有一段时间中国这个样子的火车票比较常见，后来似乎很少了。
两名警察就离开这里，往站台上人多的地段走过去，多半是要维护秩序。我们于是也往西边略微走了几步，归置好行李，预备上车。就在这时候，彬子从那边的人群中挤过来，还扛着他的自行车，行李也捆在上面。我们看到他能平安无事地被放过都很高兴。
彬子说：他们后来又问了一会儿，也没别的，就让我离开了。
如果这件事他没有额外花钱，在印度就算是难得了--想想当初我们合法入境时被额外收取的贿赂就知道。
一列火车
这列固定在每周一和周四发往拉合尔的火车终于到来，此时是下午四点半，而我们到达阿塔里车站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半，在这车站混了七个小时的样子。
之前那胖警察已说过，每趟车都这样，要尽可能收齐过境的乘客才发车，这也是为了效率。我们这一行人则被时刻表上的“9：30开始进站”这句话给蒙住了，过早地来到这里。
火车是那种看起来比较老和旧，但也不算闷罐车的列车。车厢里的凳子是铁架子上搭块硬木板，坐在上面硬邦邦的。座位上方也是淡绿漆的铁栏杆，又像是铺位，又像是货架。坐我们对面的老妇人就把她的行李放那上面。
我到那上面躺了躺，非常不舒服，如果不是特别困特别累，要在这栏杆床上睡着，还是很需要点忍耐功夫的。
虽然站台上的人看起来那么多，分流到车厢里并不见拥挤，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邻近的陌生人中，有大胡子缠头戴眼镜的锡克老人，也有戴着小白帽、随着火车前进的节奏点着头打瞌睡的老年穆斯林。印度教徒中的女性好辨认，但我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男印度教徒。
刘师傅和彬子面对面坐在左边靠窗的单人椅子上。我和小高坐在同一张多人座椅上。我们正对面椅子则被一名上了年纪的穆斯林大妈独自占据，反正大家都有座，也没人和她争。
她斜靠在一个当枕头的鼓鼓囊囊的白布口袋上，头巾半遮着脸，有时候会打呼噜。看她的胳膊腿不算强健，金色底上撒着小碎花的女袍裹着她的身体，凸显出一个较为壮观的小腹。她肯定不是在怀孕，这状态应该是生完很多个孩子之后的发体。小高说她跟活菩萨似的。我觉得她主要是太发福了，赘肉掩盖了脖子和腰线。
不远处另一名黑披肩砖红袍的大妈和她情况类似，都是腹部太显眼，看不大出来腰身在哪里。但是她们对首饰颇用了些心思。金袍大妈的披肩是金的，手臂上就是一串金色的镯子；红袍大妈的披肩是黑色滚金边镶小珍珠的，她戴的镯子就是金黑相间的釉彩玻璃镯，每一个都很细，大概有十多个，拢在手腕上老大一串。
我们坐着这列什么都硬邦邦、堪称很硬朗的火车，说了一会儿话，也觉得疲累了。之前在车站耗了太久，此时都不大有精神。但这也不是睡觉的时候，起码我睡不着，只能看着外面的田野发呆。
旁遮普一带无论对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而言，都是富饶之地，因为这里有五条河流，水源充足。旁遮普这个地名就是“五河”之意，令人想起中国的四川。这一路上几乎全部是旱田旱地，具体种的什么作物，在火车里一样也辨认不出来，总之是一片油绿。
中途看见一个地方，天上拉着几道电线，地上用很高的木栅栏配合乱成团的铁丝密密地缠绕，把田地分剖成两半，看起来是非常显眼的一道界线。我怀疑这就是印巴分治在旁遮普田野上的表达方式。
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双方在边境和关口设立驻军对峙，还有广阔的土地毗邻，总不能让军人组成一道人墙去当界碑。
一道伤痕
将旁遮普平原撕裂的那道充满敌意的结实栅栏，在油绿的背景中，非常冲击人的视觉，从远处看起来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美感，令人忍不住要想起和它有关的很多事情。它实际上是一道丑陋的栅栏，简直可以说是印巴分治留下的伤痕之一。
1947年的印巴分治，固然有英国人在其中做手脚，更大的原因是印度的宗教和种族冲突问题。这次分治，把原来的英属印度划成三块，印度在中间，左右两块属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当时称东巴，现在的巴基斯坦称西巴）。散居各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因此背井离乡，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迁徙，据说牵涉的人口大约有3000万人。在这迁徙过程中，宗教冲突和种族仇恨引发的骚乱开始了，至少有100万人被杀。甚至有火车被拦截在路上围攻，无论老人还是孩子，整整一车人中极少有人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大惨案和大悲剧。牵涉进去的不仅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还有为数不少的锡克人。
印巴分治时的种族屠杀，不仅是一次政治危机。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分析，此事同时是一次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些在冲突中肆无忌惮屠杀他人的人，忘记了人的身份的多重属性，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属于某个国家、宗教或种族。但是冲突的双方直接把自己划归于“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概念之下，在极少数狂热分子的挑动下，大批印巴人失去理性，卷入冲突，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极为不堪的一幕。
然而这场屠杀没有赢家，尽管双方死伤的人数并不相当。两个国家和不同的宗教、种族都被严重伤害了，分治时的惨烈经历从此被写入历史和民族的记忆，成为某种长时间的阴影。这种沉淀为集体记忆的重大事件，又将为后来的人提供新的身份认同材料，造成更多的恶果。
这一场酷烈的冲突，后来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重大反映。巴基斯坦后来更出现分治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叫作“分治文学”（中国研究者习惯称“伤痕文学”），其中很多作品都对分治和仇杀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这场大骚乱中，同在旁遮普的锡克人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旁遮普（巴基斯坦拉合尔方向）向东旁遮普（印度阿姆利则方向）迁徙，中间也和穆斯林发生了冲突。一部叫作《悲恋印巴》的电影，就讲述了分治冲突期间一名锡克男子和一名穆斯林姑娘的悲剧爱情故事。
而印巴分治六十多年来，那道刻画在两个国家和相关民族身心上的伤口，并不能说已经平复。纵贯旁遮普平原、将它撕裂成两半的那道严防死守的栅栏，则是这巨大伤痕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更不用说两国驻军对峙、连升旗降旗都充满敌意的瓦伽关口。
从阿塔利开往拉合尔的火车，经常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以致每一趟火车都要被严密检查，同样是分治及骚乱留下来的后果。也许每一次袭击都是在重新撕裂这道伤疤，让两国人民再次回忆起令人恐惧的1947年。
看见旁遮普田野里那道栅栏之后，没过多久，我们的火车就有到站的光景了。即将靠拢的站台是瓦伽关口的站台，但是已经属于巴基斯坦。月台上的警察穿的制服都与印度警察有所区别。
于是，这次的印度之旅，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那道缠绕着铁丝的木栅栏。它是历史留给印巴两国的伤痕，也是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某种困境的象征。
眼前已是巴基斯坦，印度则被留在身后。
据说，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