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一度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思想和理论曾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其思想精髓是永存的。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六国争霸时期，很多君主争的不仅仅只是地盘，更重要的是在争人心。按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就是：武力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和”才是不变的主题。而要达到“和”的目的，人就需要“修以文德”。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以德治国，而非武力胁迫。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政策，正是对“修身足以信人，修德足以服众”的最佳阐释。诸葛亮在南征时留下许多故事，流传最广的就是“七擒孟获”。
当时诸葛亮以攻心为上，擒获南夷猛将孟获后，把他带到自己的军营，并问他：“你看我这样的军队怎么样？”
孟获看到蜀国军容整肃的军队，心里叹服，嘴上却硬气地说：“我之所以被擒，是因为以前不了解你军队的虚实阵法。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如果再打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把你打败！”
考虑到孟获在南夷的威望，为了蜀汉南边的长治久安，诸葛亮没有杀掉孟获，并决心以德服人，把孟获放了，让他准备好后再战。就这样抓了放、放了又抓，反复七次。孟获最终被诸葛亮的德行所感动，决定归顺。后来诸葛亮平定南中，同样不以武力镇压，而是对孟获等各部首领委以重任，并采取缓和矛盾、发展生产等措施，使当时的南中地区得到开发，从而实现了蜀汉南部边境的长治久安。
以诸葛亮之勇、之谋，想要武力平定南中地区，并非难事，他为什么舍近求远，以和为策、以德服人？这是因为千百年前的孔子就告诫世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纵观当代种种人类纷争，其实不难看出，以往那些血雨腥风、打打杀杀、冤冤相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主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智者的共识。
孔子和墨子都极力主张“举贤才”“尚贤事能”，强调的就是文德。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说，用人以“德才学识为本”；宋代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提出“德之大小、才之高低，而官使之”，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修身观。
孔子一向主张以“仁”出发、以“德”治民是最好的治理手段。《论语？季氏篇》中说，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告诉孔子说：“季康子马上就要对颛臾动兵了。”
孔子听后马上责备冉有说：“这就怨你了，你应该义不容辞地制止季氏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先王让颛臾的国君做东蒙的主祭，他在鲁国一向受到礼遇，而且颛臾是小国，已经是鲁国的臣子了，对鲁国根本构不成威胁，为什么要攻打它呢？”
冉有听后只好说：“其实我们做臣子的都是不想打的，但季康子非要这样做。”
听到冉有为自己开脱，孔子很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一个臣子不能尽职，就宁可辞去职位，也不应占着位子不做事。”然后他又打了一个比喻，“盲人站不稳或者摔倒时都不去扶他，那又何必要搀扶的人呢？这就好比从笼子里跑出来的老虎或犀牛，错误究竟在哪儿？难道是怨老虎或是犀牛？很明显这是看守笼子的人的失职。”
由此可见，孔子对为臣之德的观点，就是忠臣应拼死进谏，如果不被采纳，那他就应主动辞去职务。
听到老师这样责备自己，冉有还在为自己开脱：“颛臾离季氏的封邑‘费’很近，而且城墙坚固，如果现在不攻下它，会给以后留下祸患。”
冉有这种口是心非、推卸责任的做法激怒了孔子，于是孔子更加严厉地批评冉有的政治品德不端正：“君子最痛恨那种嘴上不说‘我想得到它’并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人。”接着他又提出“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的观点，并说：“那些诸侯大夫们拥有自己的封地，不会因为财富多而担忧，只会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而担忧；不去担忧人口少，而担心自己境内是否安定。这是因为财富如果平均，就没有所谓的贫穷；社会安定了，国家就不会被倾覆。如果有远方不归服的人，我们就要用文教德化去感化他们归顺，并让他们在归顺后安定下来。眼下，你们在季康子手下效力，远人不服，你们不是想方设法去归化远人，反倒策划了国内的战争。我看季氏的忧患不是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国内呀！”
《论语？季氏篇》是《论语》中的重要篇章，孔子与学生冉有和子路的对话中，体现了孔子反对国君以武力服人、提倡以德服人的观点。
相对于孔子对冉有的批评，他对在郑国的子产却持相反的肯定评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恭”为庄重，“敬”为恭敬，“惠”为恩惠，“义”为道义。）正是因为具有庄重、恭敬、恩惠、道义的美德，子产才能居于郑国的贤相位置。而子产的“恭、敬、惠、义”与孔子所主张的“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针对冉有二人的“季氏将伐颛臾”之事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等观点，其实质就是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应以德为先。
这两个故事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性，也正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深刻内涵。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不仅是个明大道的人，他提出的治世之极的样本更值得后人去学习和揣摩的。那就是要先明天，后知德，次行仁，再分职守，后定名，并依次因才授任、推求省察、明辨是非和实行赏罚。从而使愚人、聪明人各适其地，贵人与平民各居其所，以仁出发，以德为本的侍君、育民、理事、养身、用智的治世法则。
今天，同情和真诚在人与人之间已不多见，用“寡廉鲜耻”形容大多数的人也不为过，这就验证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句千年古话。回头看来，我们真的要放下“刀剑”，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一方面入手，从推“礼”、崇“德”、行“仁”入手，把目光放远一点，把心胸放宽一点，做个修身信人、以德服人的君子。
无论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还是开公司或者办企业，都要以德服人，放下心中的长剑，修身以仁、明德服众！这就是孔子说的从“仁”出发，以“德”服众，或者称为“仁政”和“德政”。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策、法律、刑罚来管理民众，人们虽然可以不犯罪，但他们却没有羞耻心。古今中外，以洋洋洒洒几万字来讨论道德、法律的文章屡见不鲜，但两千年前的孔子仅用寥寥数语就将其讲得如此透彻！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一向主张学无常师，他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善于学习。同时，这句话是他对“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修身理论的发挥。孔子主张认真进行自我修养的人可以从各种人身上获得启发，得到正面或反面的借鉴。
南怀瑾先生在解读这句话时说：“其实孔子这句话，还是打了折扣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师。比我好的固然是我的老师，不如自己的也是我的老师。”他还结合自己的感受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看到他笨、他坏，自己就会反省：不要这样笨，不要这样坏。所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足以借镜反省。”南怀瑾先生的话事实上更直接地告诉我们，身边的任何人都值得我们学习，或者说，任何人都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的确如此，连孔子都不能做到全知全能，何况我们呢？
有一天，孔子师徒北游，途经楚国的满城，大家看到这里风景秀丽，于是停车驻足欣赏。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路边有两个小孩子正对着天空指手画脚，好像是在争论什么，而且还争论得很激烈，谁也没有要让谁的意思。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走上前去，微笑着对两个小孩子说：“二位童子，你们在争论什么呢？”
其中一个小孩指天画地地说：“我们在争辩太阳什么时候离地面最近。”
孔子一听，吃了一惊，两个小孩子年纪虽小，竟然能够提出连大人都想不到的问题，可见楚国的教化的确不同凡响啊！这两个孩子所争辩的问题深深吸引了孔子，于是他上前问这两个孩子：“那你们认为，什么时候才是太阳最接近地面的时间呢？”
甲童答道：“我认为，太阳最接近地面的时间是早晨和傍晚。”孔子继续追问：“这是为什么呢？”甲童解释：“太阳从东边出来，在西边落下，大得像车轮伞盖，而太阳在中午时却小得像个圆盘。我们看东西时，总是近的东西看上去比较大而远的比较小，所以我说，早上和晚上太阳离地面最近。”
孔子思索了片刻，觉得甲童的回答颇有道理，不禁赞道：“言之有理，不错不错！”
乙童这时辩驳道：“道理何在？太阳在早上和晚上是红彤彤的，但感觉却很凄凉；日到午时，则灼热炙烤，如火似汤。凡人感物，离得近时觉得热而离得远时觉得凉，所以我认为中午的太阳是最接近地面的。”
孔子皱了皱眉头，觉得乙童的回答也十分有理。
人们都说孔子的知识是最广博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所以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两个孩子带着疑惑的眼神注视着孔子，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孔子却无言以对。孔子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不论在谁面前他从不遮掩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他告诉孩子们，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两个孩子觉得很失望，最后甲童说：“人人都说你是博览群书的圣人，谁曾想到你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
是啊，孔子常常认为自己知之甚少，有时候竟然还没有老农、采桑女和八岁顽童知道得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符合事实的概括与总结，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正确的。
事实就是如此，谁都不敢称自己是世上知识最广博的人，只有不盲从，懂得好学好问的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业。一代明君李世民就是最好的例证。
某日，李世民向魏征求教昏君和明君的问题。魏征回答道：“多听众人的意见，广开思路，加以分析就会变得明智；只听一己之言，不假思索，就会昏庸。”魏征还列举了很多事实，“治世之道在于采纳别人的意见，这样民间的情况就有人敢传到上面，奸佞小人想蒙蔽您就不可能了。”
李世民连连称是。
又有一次，读完隋炀帝杨广文集后，李世民对大臣说：“隋炀帝也知道昏君和明君之道，但为何还行事荒唐？”
魏征答道：“皇帝光有好头脑是不够的，还要懂得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杨广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事，这就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帝王，真正称得上择优从善，择恶自省，勤政爱民的皇帝并不多，但是李世民却是世人公认的好皇帝。虽然他文不及李煜，谋不如刘邦，但正是因为他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学习他人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终成一位真正名垂青史的明君。
一代帝王尚可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所以就像南怀瑾先生说的一样，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师，都是一面可以让自己自省的明镜，学习别人的优点，才会不断进步，看到别人的缺点，才不会让自己再步别人的后尘。
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先生不必有德。”南怀瑾先生十分推崇古圣人的说法。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读的大多是古人的书，道的却是恒久不变的真理。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畏”，并不单单是我们所理解的“怕”，准确地说应该是“敬畏”。为什么孔圣人要求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就要从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说起。
一个人要“立德、立功”，自不必说。在提倡言论自由的今天，有些人不理解“立言”。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不朽体现于社会群体的言语之中。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一个有德行的人必然有言，但有言的人却不一定有德。所以孔子提出的“行之久远”就是立言以不朽。
殷商战国，君王无数，孔子却只选择了有口皆碑、符合道义的尧、舜、文、武等几个君王的言行。这些圣明君王的德才修养，本来就远远超出平常人，自然经得起考验。一个有德行的人，其言语必然有分量。所以孔子说人们要敬畏圣人之言，就像有人吵架，要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威信、说话有分量的人从中调解一样。
反过来说，许多已经著书立传的人却不一定有好的德行。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言谈中多加注意，“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在言语中犯错误。
众所周知，孔子向来提倡孝顺，那如果长辈有错时，身为晚辈的人又应怎么说话才能符合孝与德的标准呢？
《懿行录》里有一个故事：
明朝尚书王友贤买了一个妾，他的妻子十分不满。一天，王友贤和小妾在小楼上赏景，妻子将楼门锁住，两人无法出来，都快饿死了。这时，年幼的儿子对母亲说：“母亲啊，如果就这样把他们都饿死了，外人就会说是你的不对。但如果你每天给他们送一碗粥，别人就不会认为你不贤良。”
王友贤的妻子听儿子这样说，就让儿子每天给他们送粥。而他的儿子总是偷偷地把食物放在小袋子里，用送粥的机会带给父亲。王友贤因此得救。
语言是社交的重要工具。在“百善孝为先”的现实生活中，父母有时候做的事、说的话有可能是错的。从孝的角度上说，晚辈虽然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但却不能一味地盲从，更不能昧着良心讨双亲的欢心，我们需要在不激怒父母的情况下做出应有的言行。
佛家说人之修行要遵守五戒，修十善，去十恶。其中五戒中就有戒“妄语”。一个人如果口出假话、挑拨离间或者污言秽语，在佛家看来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宋高僧传》中有一个故事：
元嘉八年正月，高僧求那跋摩来到建业。宋文帝接见他时说：“我经常想着要吃斋、戒杀，但很难做到，请问高僧这可怎么办呢？”
高僧回答：“一个帝王把天下所有百姓都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说一句好话，天下的人都会高兴；实施一条好政策，就连神人都会称赞；如果他尊重贤人，提拔有识之士，并减免徭役赋税，那就会桑麻遍野，百姓安居乐业。如果你从这方面来改进，功德是不是比吃斋、戒杀更大呢？难道就只有不吃荤腥、不杀一只小动物才叫广济众生吗？”
文帝听后大叹，说：“俗人怎懂此理，出家人也有不善教化之时。但高僧的这番教导可谓醍醐灌顶，让人恍然大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