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妙高台继续修行。坐了没多久，他又开始打瞌睡，于是又一头栽了下去。这次，他认为自己真的会丢了性命，可就在快要落地的时候，竟然又有人用双手接住了他，并将他再次送回妙高台。
妙高禅师不解，又问：“是谁救我？”
空中再次传来回音：“护法韦驮！”
“你不是说过20世不来护我的法吗？怎么又来了呢？”
韦驮答道：“只因你刚刚心生惭愧之念，这一念已经超过20世之久！”
人生就是个跌宕起伏的过程，而真正能够经得起起落的人，都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懂得反省自己起起落落的原因。海涅曾经说过：“反省是一面镜子，将我们的错误清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反省，并不只是在失败时应该去做的事，它更应该是成功时相伴左右的助手。
人一旦功成名就就容易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被他人品头论足。因此，越是高居显位，就越是要经常反省自己，越要讲究低调做人，让自己融入到大众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曾国藩就是非常懂得自省的人。身居高位之人都想有个完美的结局，然而往往事与愿违。那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好收场呢？曾国藩用他的亲身实践总结出了三个防止居官之败的药方。
曾国藩说：“越是往高位走，就越有可能失败，而惨败的结局就会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如何才能防止失败的出现呢？最佳方法就是每升迁一次，就要用更加谨慎的心理去对待各种事情。”他还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来作为例证。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说：‘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这里讲的就是不胜其任。”曾国藩还进一步阐述：一国之君将生杀予夺大权授予督抚将帅，就好比东家把银钱货物给了店中的诸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所授予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曾国藩还进一步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利用职权的便利为自己牟取利益，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想贪，则有可能事事都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会时时都想贪一点，最终陷自己于不利之地。
或是正因为曾国藩的谨小慎微，他才能做到虽身居高位，也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到了大功告成之日，更是觉得如蹈危局，最终使他该得到的也得到了。
现实生活中，那些事业有成的人大多是懂得经常自我反省的人，他们从反省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清楚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事，反省让他们收获了更多更好的东西。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许多的选择。“鱼与熊掌”的确是人生中经常遇到的两难选择，有些人更是选择任何一个，都会觉得失去的那个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
孟子认为，人本来都是有仁义的“本心”的，却常因一己贪念，让自己丧失了仁义的“本心”。意思是，希望世人不要被贪欲诱惑，要注意培养和发扬仁义的“本心”，否则和禽兽无异。
南怀瑾先生认为：正是孟子的舍生取义和孔子的杀身成仁，激励了历代志士仁人为实现伟大理想，为维护国家或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组成了我们民族正气歌的一个强音。他讲了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东汉时期有个叫郭泰的大学问家，太原郡介休人。他在年幼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惨淡度日。通过自己的努力，长大成人之后，在官府中找了一个差事，差事虽小但也足以改变之前生活上的窘迫。
郭泰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他对于学问和仕途都很喜爱，希望自己的学问和仕途能够同时得到发展。他经过再三思考，对母亲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大丈夫必须有取有舍，我也是个有抱负的人，怎么一生就局限做这点小事情呢？”
于是郭泰便辞了官远走成皋，拜了当时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屈伯颜为师，在师父的教诲下，郭泰刻苦学习，三年之后博通“三坟五典”等古代典籍。
再一年，郭泰初次涉京师洛阳，符融介绍他去拜访河南的尹李膺。尹李膺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士人领袖，他在接见了郭泰后便非常欣赏郭泰的人品和才学，并待之以师友之礼，后来还万分感慨地说：“读书人我尹某人见多了，可是没有见到过像郭泰这样渊博的。”以尹李膺当时的身份和影响，对郭泰如此青睐无疑让京中人士对郭泰也刮目相看，顿时郭泰便成了京都无人不知的人物。后来，郭泰离京准备返回太原时，为他送行的车辆竟然有千余之众。
在南怀瑾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每个人都是有重义之心的，每个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的时候都应舍生而取义。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都是这样。有的人在生活窘迫时可能会拒绝他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生活温饱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孟子说过，社会上的确有那种“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这里的“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万钟”的意思就是说有丰厚的俸禄。为什么有人不问缘由就接受了这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究竟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孟子做了试探性的回答：“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意思说是为了住上华丽的房子和妻妾的侍奉吗？是为了给自己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想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吗？与生命比起来，奢华的住所、妻妾的侍奉、朋友的感激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些都是身外物。那为什么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愿饿死也不愿受侮，现在为了这些身外物竟然都不顾礼义廉耻呢？孟子最终给出了这样答案——“此之谓失其本心”。在孟子看来，这种人起初也是有舍生取义之心的，但后来因为功名利禄而丧失了这样的“本心”。
《孟子？告子上》中有一句话：“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在这里论述了一个重要主张：义比生要重要得多，当义与生不能同时得到时应该舍生取义。
何为“义”？孟子的解释是“羞恶之心，义也。”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因为自己做了坏事而感到耻辱，对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
孟子是怎样提出和证明他的这一论点的呢？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我们熟知的事物作了对比：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如此，若两者不能兼得，我宁愿舍生求义。
为什么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呢？南怀瑾认为孟子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
其一，通过反面论证，孟子证明义比生命更加重要，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孟子谈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比生命更珍贵的，那么人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来保全生命；如果死亡是最讨厌的，那么人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去避免灾祸（死亡）的发生。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肆无忌惮，做什么都可以不顾廉耻了吗？
其二，孟子也从正面论证了义比生更为珍贵。孟子谈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在我看来还有比生命更值得我去珍爱的东西（指义），因此，人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我更为厌恶的东西，比死亡都讨厌（指不义），所以有时候我不愿意刻意躲避灾祸（死亡）。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可以保全性命，而有的人却不会采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借助不道德的手段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却不会去这样做。诚然，道义有时候比生命更加珍贵，不道义更被人们所不齿；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其实每个人都有，只不过贤人没有丧失罢了。从客观事实看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义比生更珍贵，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人应该选择舍生取义。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证，可见文章开头所提出的中心论点显然是成立的。
不过，上面的论证还仅仅是停留在讲道理的层面。为了让人们更加信服这些道理，孟子进一步举例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在古代，是一种盛饭用的圆形竹篮，“豆”在古代是一种装食物用的器皿，“呼尔”的意思就是大声呼喝，“蹴尔”是指脚踢。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其实只要有一小筐饭吃、一小碗汤喝就可以保全生命，否则就有可能饿死，如果叫别人来吃东西是用轻蔑呼喝的方式，就是再饥饿的人也不会接受，如果是将吃的东西踢给别人，就连乞丐也不会接受。
《礼记？檀弓》也记载了一段类似的故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由此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事就是当面受人侮辱，因此人们宁愿选择饿死也不会接受带有侮辱性质的施舍。南怀瑾后来又提到朱熹的《四书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这段点评很有道理。历史上有很多人在民族存亡之际，能够做到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而在事业成功之后，却不顾廉耻费尽心机地追名逐利，甚至为谋取私利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不正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们确实彻底丧失了原有的立场和高尚品德。因此，孟子指责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这种指责不但对他那个年代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的意义，而且也提醒了后人应该时刻警惕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要因为贪图富贵、名利而做出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也强调“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是后来而“失其本心”的，这样解释没有突出教育和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这是孟子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从这句话我们看出孟子是个高傲的人，他从来不肯迁就，更不愿意谄媚权贵。曾在齐国担任客卿一职的孟子，因与齐王意见不统一，便辞官归家。齐王想挽留他，便托人去请，并且还提出一个貌似很好的条件——在首都的繁华地带建一所府宅送给孟子，并送给他和弟子们万钟食物，但孟子依然拒绝了齐王的挽留。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孟子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在这里得以凸显。
孟子对舍生取义的颂扬和“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都把“舍生取义”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其实都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对梁惠王说：“一个贤者，待到天下太平之时，大家都安居乐业后，才会去享受这种园林的乐趣。但是不贤之人，即便拥有了这样的园林，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更不用谈享受了。”
在这里，孟子用文王建造灵台，老百姓自动自发帮忙，很快便建好了，并享受到快乐的事例，与夏桀的暴虐使老百姓深深痛恨，恨不得与他一同灭亡的事例作了对比，提出了与民同乐才会真的快乐，才能长久享受的治政道理。
南怀瑾先生说：“孟子当时提出这两个史实来，就等于建议梁惠王实施我们现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就时代背景而言，孟子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政治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的。而孟子在他的那个时代，能劝导一个有野心要据地称雄的人主，恢复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张和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不过，就时代而言，要想真正达到共有、共享是不太可能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帝王的私有状态。那么，孟子的主张在当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其实不然，他实际上指出了帝王长治久安的方法，那就是希望帝王能以宽厚的态度对待百姓，能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以百姓之乐作为自己之乐，这样的帝王才能让天下的百姓拥护和爱戴。这一点，后世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对它有深刻的认识，且积极地实行这种宽厚待民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