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刚刚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国内一片萧条景象。高祖刘邦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即从刑罚方面放松对百姓的压迫。早在西汉建立之前，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后，他采纳了樊哙、张良的建议，封闭秦朝的珍宝府库，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为了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他让秦的一些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措施，尤其是废除秦的苛法，得到关中百姓的一致拥护，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结果，秦人大喜，争先恐后地慰劳刘邦的军队，就怕刘邦不留在陕西。西汉建立之后，刘邦下令释放奴婢，对于罪犯，除死罪外一律赦免。获得人身自由的人均投身到生产中去，对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刘邦又参照《秦律》命萧何制定出《汉律》，将秦律中的夷三族和连坐法废除了。刘邦这些减免刑罚的措施，给百姓一定的自由，使百姓乐于遵守当时的法律，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社会发展。
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接受儒生董仲舒所提出的“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的建议，防止贫富过分悬殊，避免出现“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然而，被班固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由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经常连年发动战争，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汉武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征和三年六月发出了一份悔过的诏书，为自己过去政策的失误向百姓表示忏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之诏”。大体内容是：前此曾有人请求按人口加赋三十钱作为边用，这实际上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困苦；现在又请增兵屯田于轮台，更是“扰劳天下”的行为；今后的政策应当“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轮台悔过”是汉武帝一生政策的转折，他从此开始痛改前非，“思养富民”。在此之后，武帝在自己多次讲话和诏令中又逐渐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次年三月，武帝在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劳作，不禁想起自己对不住百姓的地方，于是一边亲自拿着农具到田里参加劳动，一边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百姓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能够做到知错便改确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汉武帝后期的爱民政策，西汉社会才又趋向安定。
东汉初期，由于全国经历了长期战乱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疫疾，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针对这种状况，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爱民措施以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光武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前后颁布了六次解放奴隶、三次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当他在河北站稳脚跟后，就利用战争间隙组织军队屯垦，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减轻百姓的负担。屯田成功后，他又下令减轻田赋，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这样，改善了农民处境，减少了农民因破产而沦为奴婢的数量。光武帝还根据实际情况，大规模精兵简政，遣散地方军队，以节省开支。这对减轻人民的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是十分有利的。光武帝又恢复了西汉赈济灾贫和抚慰鳏寡孤独疾高年的规定，发放救济粮，以便减少“不能自存者”卖身为奴。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对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使百姓稳定地生活，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金世宗完颜雍，在历史上素有“小尧舜”的美誉。他在位期间，施行“仁政”，爱护百姓，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即位不久，他就下令解放奴隶。金初寺院的领户称为二税户，多沦为寺院的奴隶。大定二年，金世宗下令赦免全国的二税户，使他们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同时，又多次下令将宫廷奴婢和官员家庭私奴赦免为平民。这些措施增加了劳动力数量，有利于农业生产。金世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劝民力田。大定二年正月，下令裁军归农，使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的步军复员。同年又派人安抚山东离乡的百姓，不问罪名轻重，均可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及时耕种。三月诏令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政府，把错当成起义者的俘虏加以改正，让他们还乡生产。进一步开放禁地，将一些猎地、苑囿与民耕种。辽灭亡时，一些贵族的土地也为百姓耕种。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下诏令，将山东路所括民田依原数还民，免租税。他还诏令天下，把“劝民力田”的好坏作为衡量官吏的尺度。金世宗还限制豪强贵族兼并土地。大定二十一年规定，占官地十顷以上的，都括籍入宫，将这些土地平均分赐贫民。还规定女真贵族只许在一处占地。这些措施抑制了豪强兼并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百姓，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世宗还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在赋税方面，他废除了海陵王后期为攻宋增加的杂税，对各地受水旱灾害地区多次减免赋税。在徭役方面，他极力主张减轻百姓负担，要求各地把差科负担的详情向他如实上奏。大定三年，他了解到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就规定免去百姓的一部分负担。他还提出：凡有徭役，应当让富户负担，不要让贫民负担。总之，金世宗时期的赋税徭役负担要比以前轻得多，人民生活压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减缓，从而能够使百姓安心生产。
自称为“文治武功第一人”的清高宗弘历，秉承康熙、雍正两朝施政，重视农业生产，关心百姓疾苦。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本”，因而非常关心农事收成，关心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各地雨水、粮价。他遵守前两代皇帝的成例，命各地大员必须定期向他报告天气情况、庄稼长势等，隐瞒灾情要受严重处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自然灾害经常连年不断。每遇水旱灾害，弘历都要求官员亲临灾区，“视百姓之饥寒为己身之疾苦，多方计议”。灾情勘实后，他便下令减免灾区赋税，并进行赈济。此外，还借给灾民口粮、种子、耕牛价银，一般不计利息，约期归还，也有以后蠲免不还的。在可以安排苦力的地区，采取以工代赈等措施。弘历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一代名君的爱民之情。
从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有作为的帝王都是爱民、保民、宽民的。他们重视农业生产，与民休息；体恤百姓疾苦，轻徭薄赋。这些做法正是对孟子所提出的“与众同乐才能有长久之乐”的演绎，真正把百姓装在心中的帝王，才会真正使他们的路走得更长远。
百善孝为先
中华民族有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一个是忠，一个是孝。一直以来，中国人就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将其作为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忠孝虽然是圣人提出来的，但不是圣人想出来的。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这是孟子的原话。这讲的就是孝道。孝，指的是事亲与守身。事亲方面，孟子举了舜与曾子的例子。
曾子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孝顺不但体现在从物质上关心父亲，而且他对父亲还有一种恭敬心，并以此来侍奉父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志”。舜的家庭也很特别，舜的父母和弟弟多次加害于他，但舜却始终不记仇，舜五十而慕父母，对弟弟更是照顾有加。可见曾子和舜都是善良之人，这其实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这可以作为“性善”论的重要佐证。但是，“义在外”的现实同时存在着，所以在人的一生中，更多的是需要在相信“人性本善”的同时加以日常生活的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守身”，换种说法就是“修身”。修身就是让人领悟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坦荡胸怀。
南怀瑾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了这样的一幅漫画，画的内容是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前为年近六旬的姥姥举办生日宴会。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大家也都吃得很热闹，唯独不见姥姥的身影。只见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的姥姥被小外孙指着，并且小外孙叫：“姥姥，该您吹蜡烛了。”
很简单的一幅画，然而却意味无穷。虽说是为姥姥举办的生日宴会，实则是让老人无偿地为小辈们付出！看到这里，您也许不禁会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孝道哪里去了？”
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讲究孝道。不论是长者还是小孩，都遵循着“孝”。古时候的“孝”又被称作“顺”，“孝”和“顺”永远是连在一块的，最后终于合二为一成了一个专有词。在古人看来，父亲是一家之主，儿女必须听从父亲的教诲，不论对错都要服从，这也是孝的一种体现。
南怀瑾认为现代社会“孝”的含义应该有进一步的丰富和改变，从一味顺从，深化到了求大同存小异，而且不但要从物质上尽孝，更要从精神上尽孝，多关注长者的心灵需要。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周末时，儿女们都聚到了老人家里，对老人嘘寒问暖，给老人带去一些保健品，陪老人聊聊天，孙子们也向老人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或是用跳舞唱歌等表演逗老人开心，这其实是新时代孝道的体现。
社会在不断进步，孝的含义也变得丰富起来，从古时候的一味顺从发展为今天的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尽孝，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对“孝”的重视。
其实，孝道是中华文化里特有的一部分，国外与我们有很大不同，国外的子女与老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只有金钱层面的，家长的职责就是把儿女抚养成人，其余则全都不管。而家长到了晚年时，即使有很多儿女也难以出现儿孙满堂欢聚的情景。
南怀瑾还讲到一个故事：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幢小房子里住着一位孤身老人。有一天，邮差给这位老人来送养老金的清单时，才发现这位老人已经离世了。原来，老人是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据了解，她有九个儿女，而且都生活得不错，有一个儿子还是大资本家。可悲的是，老人的九个儿女成人之后，顶多在圣诞节时给她寄去几份小礼物。而在她去世之后，她的儿女也未曾有过什么表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存在的巨大差异，至少是在“孝道”这方面是有一定差异的。
可见，讲“孝道”是中国人最突出的美德之一，同时，“孝”更是一种美好的人格修养，试想，如果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去孝敬，那还能指望他做出什么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情呢？
曾经看过一则感人的故事：
儿子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要求母亲跟他一起住到城里去，可母亲却不肯离开清静的农村老家，说是过不惯城市生活。于是儿子也没再勉强母亲，并且说好以后每月都给母亲寄300元生活费。因为村子太过偏僻的原因，镇上的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近年来，随着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邮递员每次出现在村子里的日子便成了留守老人们共同的节日。邮递员每次一进村就会被一群中老年妇女团团围住，这些妇女们无非是想问问邮递员有没有自家的邮件或是书信，然后又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和他人的喜悦。这天，这位老母亲收到了一张汇款单，她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逢人便说是自己儿子寄来的。就这样，这张3600元的汇款单在大妈大婶们手里传来传去，每个人都觉得这孩子很孝顺，大家很羡慕这位老母亲。
几个月过去了，儿子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上只写了短短的几句，说他不应该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性寄回来，明年寄钱一定得按月寄，一个月寄一次。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儿子由于工作太忙，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想法难以实现，本想按照母亲的嘱咐每个月寄给她寄一次生活费，可又怕自己太忙而忘了误事，于是他到邮局后还是一次性给母亲寄去了3600元。几天过后，儿子收到了一张母亲寄来的3300元的汇款单。
儿子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把寄给她的钱寄回来，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再次在信中叮嘱说，要寄就一个月一个月的寄，不然的话她一分也不要，反正自己的钱也够花。儿子难以理解母亲的做法，但他还是按母亲的叮嘱做了。后来，他偶遇一位进城务工的老乡，他便向这位老乡打听起了母亲的近况。老乡告诉他，你母亲虽然是独自一人生活，但她的生活很快乐，尤其是每次邮递员来时，就像是过节一样。她每回收到你的汇款都要高兴好几天呢。
儿子听着听着，不觉已满脸泪水，他这时候才明白，母亲固执地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的心其实根本不在钱上，而是全部在儿子身上。
其实，尽孝绝不仅仅在于形式，也不是说一定要给父母多少钱，空巢老人缺的绝不仅仅是钱，他们真正希望的是儿女们对他们多一点关心。
天下英才何其多！在南怀瑾看来，不能以孟子那个时候的天下为天下。这个天下，已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与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的意思是相吻合的。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天下英才可以说是“性善”的追求者。
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重要根据。在孟子看来，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有为善的倾向，即所谓的“善端”。这些“善端”是与生俱来的，是每个人心中所固有的。因此又被称为“良知”。
孟子认为人虽然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还是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加强道德修养，不断地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从而不断完善自己。孟子认为，人们只要坚持寻找心中的“善端”，就会因为对人性的了解而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经典启蒙读物《弟子规》里这样写：“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这些都是说子女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说是做子女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唐代时期，法典里就规定人子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华夏文明的重中之重就是“孝道”，其核心就是以亲子情为主的人际情感关系。
南怀瑾在讲《孟母三迁》这个故事时，让人们想起的绝不仅仅是父母为我们的成长所付出的汗水和关爱，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父母也慢慢变老了，我们讲“孝道”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
南怀瑾先生很擅长讲故事，一些原本看上去枯燥无味的故事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不再是故事，而是一个个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这便是教化人的一种境界。很多人喜欢听他讲话，其实喜欢的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鲁国与邹国交战。邹穆公对孟子说：“我的部下已经死了33个，而百姓却没有一人为他们牺牲。杀掉这些人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他们吧，又对他们眼睁睁看着长官被杀而不营救感到气愤至极。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在遭灾荒时，您的老百姓中年老的弃尸于山沟，年轻的也四处逃荒，背井离乡，这样的人差不多有上千个吧；而您掌握了无数财宝和充足的粮食，老百姓生活的疾苦那些官员从不向你报告，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这样的表现就是残害老百姓的行为。曾子曾经说过：‘小心啊，小心啊！你如何待人，别人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你。’现在，老百姓这样做就是为了报复他们，其实百姓无错，你只需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就会拥戴他们的领导人，肯为他们的长官出生入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