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顺着这个鱼刺事件前溯，我再回忆一下她的事件，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某一天上午，她给了我5角钱，让我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合作社买点酱油。我没有买到，但用那5角钱的一半买了一本小人书，那时小人书在儿童中非常吃香，有一本书就有了一份骄傲或者一份地位。我回来的时候告诉她，酱油没有了，又告诉她我用她的钱买了一本小人书。她非常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花了她的钱，她认为我说谎了，她说合作社不可能打不到酱油。我非常委屈地争辩，越辩她越不相信，越不相信就越生气，最后骂我乱花钱还说谎，威胁说要把书撕掉，还要打我一下。我也生气了，我说，我是你孙子，你都不相信你孙子，我长大了不会买吃的给你。我看见她突然就暗自笑了一下，举起的手轻轻落在我脸上变成了一个抚摸。这应该是我6岁左右的事情。
与这样一个抚摸相连接的，则是1982年春节里的事情了，那年春节期间，我和那几个或者已经工作或者同样上学的同学，今天张家明天李家地往来交游。直到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到祖父祖母家去了，一家人坐在桌前吃饭，我小叔突然笑起来，大家问缘由。小叔笑着指着祖母，祖母也笑起来，祖母把年三十晚上的一只鸡腿留着不吃，一直留着等我去吃，昨天拿出来，发现已经坏了，不能吃了。于是大家都笑起来，说祖母其实还是最喜欢这个孙子的。要知道那些年，一只鸡腿可不是小事情，一般只有新上门的女婿才能享受那样的待遇。
我无法知道她年轻时的模样，我最初的记忆中她就是个老奶奶啦，头发挽成一个髻，网着，小脚，走路并不方便，但却成天在家跑来跑去。
我对这个老奶奶的众多琐事，无以记忆，只记住了以上所记录的这些。如今，她去世20多年了，这个村里关于她的记忆可能也所剩无几了，她作为一个人，活过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母亲回忆起她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评价：是个好人，不坏，人也小气，害病的时候很磨人（折腾人）。
我父亲在评价他的父母时会告诉我说，祖父这人不管家里的事情，只会在外面做手艺，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祖母打理，不管好坏，他从不说什么不是。祖父这一辈子事事都依着祖母，他们一生都挺和睦，祖父虽然是个坏脾气的人，但不对祖母发脾气。
我祖母死于1989年初冬。有一天她烧饭的时候，从灶火口站起来.说是头昏，就慢慢倒了下去，像一切脑出血的病人一样。其后村里的医生给用了点药，并告知大家：作为医生，他回天乏术，就算到大医院也基本没有希望救活。这个医生在部队当过军医，医术与能力在这一带是很出名的。他的判断应该正确。我回家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周围都是我们家里人，全是她的子孙。我不记得还过了多久，但我记得最后的时刻，她伸出手去梳了一下自己的刘海，这是她几十年来最惯性的动作，她每次出门前梳理自己的头发，都是这样的动作。只是这一次的远行，永不回归。
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对祖母的记忆很少，且不说她没有给我的童年唱过儿歌或者讲狼外婆故事，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乡村老奶奶，我的祖母，她只给过我一个抚摸，还是由一次没打到酱油的误会所引发，由一个打的动作变成一个抚摸的动作。她亲近亲爱的人不多啦，她父母早已死了，她最亲密的人间伙伴，我的祖父也已经死了，她的子女也所剩无几了，而孙辈们，则忙于生计，只在清明冬至祭祀的时候去看一下她的坟，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生命痕迹太过轻微。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是祭祖的日子，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就算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与记忆，我还是要想起她来，这是一个注定要想起必须要想起的纪念。因为她和一切普通人一样，注定不可能有深刻的生命痕迹，但是，在我想起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血液之中有她的血液，我知道这是人类之爱，血缘之爱，这是家族传承的力量，也是人类传承的力量。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不，不仅如此，它总会被想起来，没来由地被想起来，因为爱不需要理由，如同不爱不需要借口一样。
我村子的后山
1
我的二弟死在春天的晚上。这是一个已经预期了的死亡。
谁的死亡都是预期的——这张返程机票无法推却地与生倶来，只是这预期遥远地伫立在生命的黄昏，让你觉得潜在与隐约。
我二弟的预期不是这样——当区医院说“这孩子的病只有上北京上海”时，这个预期便像一座山一样，陡然挡住了他生命的前行之路。可以想象，一个人的死亡变成确定时，那种悲哀远远大于死亡本身，那个幼小的生命，对此懵懂无知，他把残酷无情的预期，扔给他悲伤的父母，而自己则继续着病中忙里偷闲的快乐。
我其实只比他大4岁，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永远的小男孩。7岁，个不高，圆圆的、胖乎乎的脸蛋，非常喜欢笑，笑的时候，却一定要把手捂住嘴——他长着两只虎牙。大家逗他说，那两只牙非常丑，他当了真，嘿，可怜这个爱笑又爱美的孩子，时时地笑着，又时时笨拙地不忘记捂着嘴。
那座山陡现之后，他几乎天天发烧，发烧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沉默的孩子，脸蛋发红，躺在床上用力喘气，等烧一阵过去，他又笑啦，他不知道那个跟他作对的死神有多厉害，他只有天性里的搏斗与欢乐。所以，搏斗之后，他继续着笑脸。十来岁的我，陪他笑，无知的笑也是真实的。我父母也笑，30多年后的今天，我知道，他们那时是笑里藏悲，只是想用笑来麻醉苦难的心。
今天，写这段忧伤的文字时，我其实很希望那个孩子还存在着，那个充满活力充满欢乐的生命还存在着，我拥抱着他，拥抱着我的兄弟，我的亲人。我无法想象他如果活着，会长成一个怎样的中年面孔。我只有在我的面孔之中，去寻找二弟的面孔。我想我能找到，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的亲人，我们有着共同的父亲母亲，母亲给了我们相同的乳汁，那个结实而高贵的词叫“一奶同胞”。
春天的那个晚上风雨交加，我父亲我舅舅抱起二弟往乡医院奔去，手电筒的光柱在田野里匆急慌乱茫然无措。我母亲摇着空摇篮，这个摇篮其实二弟也多年不睡了，但是，她坚定地认为，一个母亲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孩子就不会死去。天地在这个春天的风雨中飘摇不定，只有摇篮之声坚定。我母亲摇得咣当咣当咣当，节奏急促，还哭喊着我二弟的名字。
第二天，我舅舅操持着，和另外几个亲戚一起，埋了我二弟。就在我们村子的后山，就在我家的屋后。我家的房子不是在山脚而是在半山腰。就像那个年代所有夭折的孩子一样，他只有一张破席，一床破棉絮，他幼小的身体被裹在其中，它们也席卷了他的欢笑、痛哭、欢乐、忧伤，让一切静止缄默，如果说还有一点幸运的话，那就是从此再也不必跟那个死神去搏斗了，他再也不必大口大口地喘气，被发烧扰乱得无可奈何了。
我母亲被亲戚朋友们拉住在家中，我的父亲在山上，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他不忍心看这里的一切。铁镐铁锨碰响了石头，人的偶尔咳嗽，此外，没有别的声音，云层低矮，大片的阳光透过它，落在不远处的青草地上，然后，那片光在风中迅速移动。雨后的土层松软，一锹土被掀进去，落在破席上时，“扑”的一声响，接着，“扑、扑、扑扑”不断地响，直到那个地方新鲜的湿土隆起来的时候。父亲从地上站起来，走到这里，他大声喊：“我的儿啊！”我父亲那声音是从胸腔里炸出来的，沉闷而结实，像村里那些黄牛们齐发的悲伤之鸣。亲戚们拄着农具站在一旁，一直不敢说话。
我可以设想，如果当年真的上了北京上海（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贫穷的家里这只是痴人说梦罢了），说不定在这些年我父母生日的餐桌上，二弟会举起酒杯来祝父母寿比南山，也跟德哥我碰杯、玩笑……嗯，所有的欢乐都是由生命创造和享有的，没有了生命便没有了欢乐，当然也没有了。
2
25年后，我的祖父死了。
3个月前，一种叫做胃癌的东西，打败了这个一向乐观顽强的老头儿。
春节这些天来，他只能被病给管住，病让他躺在床上。
他个儿不高，非常结实，这种结实，你只需听他走路时那种扎实厚重的声音就知道。他有一张方方的脸，长满胡子，眼睛很大，瞪的时候圆而有力，很有威慑感。他脾气不好，一旦爆发，像火烧着了，轰的一声，怪吓人的。只是，这火烧不长久，因为他的脾气是茅草的火，一点就着，一烧就没。他其实是个非常善良非常真实的老头儿，他喜欢小孩子，认识不认识的小孩子，他都要逗一下，拿他盛产的胡子扎他们。他是个木匠，擅长做大活儿，架大屋，做寿材，这些才是他的长处，这些看似粗活，其实是要技术的，当然跟他大大咧咧的个性是一致的，也说明他的个性之中是涵着大气的。
这时候，他已经吃不下饭了，他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不服气。他说，我原来不管生什么病，一边发着烧，一边还能吃下两大碗米饭，吃下饭就做得了活，人是铁饭是钢，吃得下去稳叮当。
他说，躺3个月了，也该结束了。他还说，应该就是这几天了。
他说这些时，全然不像是个80岁的老头。当然，在生病以前，他身体好，做农活，种菜，干活的时候，跟见面的人大声笑。躺了3个月，说话时，还中气十足，像是在谈别人的死。
那时我在派出所做内勤，还管户籍，岗位有点特殊，单位电话催。我父亲说，老头还这么神气，应该没事的，到很不好的时候再叫你回来就是了。我父亲把事情说给他听，老头笑了，说，回去吧，上班吧，端公家的饭碗，就要做好公家的事情。
第二天我接到了祖父去世的报丧。
在祖父的灵前我哭得非常伤心，像一切孝敬的子孙一样，我的哭声是真实的。
2006年清明节，我和父亲一起到祖父的坟前烧纸。父亲70多岁了，也还很健康，上山并不费力，他开玩笑地说，天暧和了，要换季了，送点钱来啦！
我对他说起刚上小学的时候，祖父给我买一把黄油布伞，那把伞要3块多钱，而祖父做一天木工只有一块多钱，一把伞差不多要他3天的工钱，他给我买圆珠笔，一支5毛钱，一天工资只够买两支。
父亲说，是的。你祖父这人脾气不好心好。然后他说起祖父死前的情景：他那时说，我要走了，打盆水来，我洗个脸。
我父亲评论说，他死前清清楚楚地说话，没有一点异常，就像是要出远门一样。
我想这是个了不起的老头儿，有着视死如归的大气。
我说了我的遗憾：我是长孙，祖父最疼爱的孙子，他死的时候，我应该在场。
父亲说，那不能怪你。谁能想到他说的就那几天真的准呢？
我想说，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我必须在场的话，我就不会走了。反过来说，我走了，我就应该意识到，祖父死的时候，我可能不在场。
以山上这些坟的名义，我们明白，死亡又是何等平凡的事件呢。
但是，我的祖父已经不在了。现在，这里只有山，只有他的坟。以内心的感觉，我知道，在祖父临死之前说要洗脸的时候，我应该给他打上洗脸水。
3
我村子的后山，是坟地。村上的人死了，几乎都要埋在这里。
生命归于泥土，泥土在山上。
活着的时候，我们活在尘世。
尘世里有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我们无法拒绝。
我村里的后山从来如此：冬天它被枯死的草笼罩着，春天它一片葱绿，白天它在阳光之下，夜晚它在黑暗之中隐忍地沉默着。
我村子的后山接纳过众多的死亡，它也许知道生是什么死是什么，但它从来不说。
我村子的后山上，我的祖父埋葬在那儿，我的二弟也埋葬在那儿，我死去的亲人们埋葬在那儿。后山接纳他们，厚爱他们。
我想对村子后山上的他们说：我爱你们！所有还活着的亲人们都记得你们。
关于西山
桐城这座小城，西山该算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了吧？
是谁第一个选择了它？他是个智者吗？也该算是吧？驾鹤西去，一命归西，然后顺这个语气极和谐地选个西山。
它是离县城最近的山。晨练时有男女老少的攀登者，而闲暇或者心境特殊时，总免不了有人也会上山来。前者因身，后者因心，看来它是调适身心的处所。它给予攀登者征服感甚至成就感，但它所给予心境特殊人的，恐怕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我偶尔上来一两个早晨，看到那些汗水淋漓、气喘吁吁的晨练人，同时看到那高大阴沉的火化炉烟囱时，顿生了一种怪异感觉。我不知道它们是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和谐还是一个巨大的不和谐。前者昭示生存，后者寓意死亡。为了活下去，为了更长久地活下去，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人们听信了一种告诫，加强锻炼，增强体质，远离死亡。而为了远离死亡，现在却走到离死亡最近的地方，面对这烟囱阴沉的虎视眈眈的逼视。看来，不仅是因为小城天地狭窄，才把生死逼到了这同一块狭小的空间吗？要么，它还有别的更深的意味与暗示？
一个关注生死思考的人，—定处在人生，不，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生活的“中间状态”。志满意得者日理万机，没有时间想这样空泛无聊的问题；生计窘迫的人奔波忙碌，顾不上这些空泛遥远的事情。只有中间状态的人才有可能常去想一想。好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允许各种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第三种人”。社会因此值得热爱，它启动了各种相互补充、相互激活，甚至相互排斥的程序，也激活了各种思维，各种思考，各种生存方式。
当然，“中间状态”肯定不是唯一的理由与动机。现在，我来告诉你另外一些事情。
1972年，我刚刚10岁，夏天一个闷热黑暗的夜晚，空气中堆积着某种神秘。在黑暗与焦虑之中，我听到一个带哭腔的声音喊我的父亲。我似乎预知到什么，光怕着什么，又似乎一无所知。那个颤抖的声音吐字急促，最终，它使我知道了一件事情：就在刚才，我的一个同村的亲戚，突然死了。我父亲跟来人走了。我母亲在黑暗中疑惑地念叨着：“下午还在割稻呢，怎么就死了？”我认识这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下午还见到他在生产队田里割稻。黑暗之中，空气中的神秘越发浓厚。不一会儿，听到了爆竹声和隐约的哭声。然后我问母亲“死”是什么，母亲说，死跟睡了一样，不做梦。
这个夜晚，空气中堆积的神秘，母亲的话，构成了我关于“死”的启蒙。这样的一个启蒙，并不足为奇，我想也许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我要说的是，从那夜开始，在黑暗之中，我常会想到那个巨大的空虚，我会害怕得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