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住在乡下。我的父亲70多岁。记得我小时候，父亲那时应该是30来岁吧，他常常谈起自己当兵时候的事情，说他当年，枪打得挺准的，他说打枪有个诀窍，那就是瞄准之后，你屏住呼吸，把枪栓拉到差不多一半的位置，再瞄准一次，轻轻击发，因此准确。他说打不的人把枪栓拉得太猛……我当年听到这些时，对父亲相当敬佩，我想如果我当兵了，我掌握了这样一个窍门，我也会打枪很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我还记得我父亲喝酒，在桌上一大杯一小杯的从不输给别人，我还记得他喝完了就高声地说话，与人争论，他唱黄梅戏，唱得很好，“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孤单一人。”他还教我唱过“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老森林遍山野巨石满山冈”。还有“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但是，若干年后，我参加军训时，教官告诉我们的射击要领与我父亲当年说的那些心得或者“秘诀”并无二致，我据此知道这不是他老人家的独门心法，我听到地道的王少舫唱的黄梅戏，听到一些歌唱家唱的《歌唱二郎山》和《我是一个兵》，我听出他老人家当年唱走调的地方，我知道他老人家气息运用不好，喉头也没有打开，没有放松相反很紧，如何如何，等等。有一个晴天，暖和的，秋高气爽，中午，我回家去看他，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电视机打开着，他靠在那里睡着了，他的脸上平和安静，他的头发花白，我就站着看这一切，时光突然在我心里倒流。我想起他30多岁的当年，想起他当生产队长时带着社员“战天斗地学大寨”，把地改成田，把田又改成水塘的许多事，我想起当年最炎热的夏天里他和所有的男劳力一样赤裸着上身，那晒黑的闪着光芒的肌肤，那突起的有力的肌腱轮廓，挥锹，抡铁锤，八人一组抬大石头喊号子，挑一担重物如同无物（哈，那才真的叫举重若轻），真的像是一个大力士，真的像是一个永远都有使不完劲的人……现在，他睡着了，在秋天温暧的午后，窗外的阳光透进来，照在身边，他靠在沙发上，他头发花白，他满脸轻松与安静平和。醒来，他发现了我，显然高兴，脸上立即露出了笑意，说：“回来了？”我说：“嗯，回来了。”然后，我坐在另外一张沙发上，在他身旁。他对我说：“你上回带的那药管用，我吃了，支气管炎好多了，早上起来，我在山上转一转，稍微还有点感觉，到上午就全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死不掉。还能过几年好日子。”然后，我们坐在那里看电视，不再说话。
哈哈，生活。哈哈，生活。
好了，我不想再发议论，平庸的议论会让人反感，但这样的叙述让我轻松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平常平庸，但我也知道生活不会因之变得糟糕。
一个人这样地面对世界
如果你把两手叉在腰间，目光对着正前方，但表情非常不典型，那叫人如何判断呢？但你目光平静，看不出忧郁，也没有愤怒，平常人、平常目光，总是不典型。一张照片会记录这样一些东西，事实上当初你想过许多，最起码你在想表情要好点，要把照片照得漂亮些。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停止思想，只是思想有时候没有被人察觉，甚至不被自己察觉。更多的时候，我们内心总是纠缠着许多语言说不清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会被挡在表情之内。我们会来到“风景”之中，几乎所有的照片都会记录风景与人的关系，我们可以见到那些差不多完全褪色的老照片里扛枪的八路军战士身后那堵破烂的土墙，有白色的石灰的繁体字，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前不久有个退休的警察，用微薄的工资来替那些沉寂在烈士纪念册中的魂灵寻找他们生前的亲人与故乡。在电视报道中，我看到了上面这张八路军战士的旧照片。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故乡已然成为异乡，亲人已然成为古人。陈子昂想到了这样一层，他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老警察的作为还是有意义，虽然在许多人看来，对他个人来说，这种民间行为毫无意义，在一个以价格衡量价值的社会里，意义是需要价格的。
在我们走进风景之中，表达着自己与风景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风景并没有说话，只是忠实地记录了曾经发生过的。当然，风景有时也只是一个细节，比如一件新买的衣服，一场久违的雪，一个生日蛋糕作为背景与铺垫的日子……但是，如果是一张幼年的照片呢，你能回想起什么？“回想”是一个针对有意识的符号，当你面对幼年的自己，你无法“回想”，你看到的目光，简直就是陌生人的目光，你在这样的幼年照片上无法找到今天的自己——眉眼的轮廓，鼻子和嘴唇的棱角——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无法知道这个人在风景之中的意义，他（她）在这样的一幅照片之中，当初作为主人公，他要表达怎样的思想，表达怎样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暴雷滚过的天空。天空之下，古老的土地被雨水之鞭抽打，这或许是一片尚无人迹的土地。也许刚刚有过一些人，但这样的人还只是幼年时代的人类，在暴雷的土地之上，除了敬畏与恐惧之外，一无所有。我有理由把这样假想的情景重现于此，因为这之于我们的意义，如同看一张我们幼年时的老照片。人类最强悍最充沛的想象力也只能像那片暴雷中的雨水一样，抽打大地，消失自己。消失之后，剩下了极为神奇的两端，一端是现在，一端是过去，在现在的时间之中，照片把自己塑造成了“空间"因为过去与现在依赖于它而重合。
有一个词叫“恍若隔世”，帮你站在现在看过去，而你又只能站在未来看现在。你站在现在的时候，觉得一切就是现在，你省略了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消失了，如同水流进沙漠，时间走进黑洞。要是你认清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样的两端，意义是相等的——当一个孩子的目光看着你的时候，他已然知道这是若干年后的他，而当你的目光打量他的时候，你当然明白这是多少年以前的自己。同样的理由也存在于那幅消失在暴雷之中的图画。再回到那个为许多年前的烈士寻找故乡与亲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在昨天与今天相重合的意义里寻求意义的。
唉，—个人在一张照片之中，以他成年的目光或幼年的目光看世界的时候，他用自己与风景与时间的关系，来体察存在，来体察自己。这是人和照片都可以做得到的，是面对世界的姿势。
道路
我童年时所见的宽阔一些的路被告知为“大马路”，是大的路，区别于小路，是马的路，区别于仅供人行的路，这应该是经历了上千年的称谓。它是信息与行进最快捷的驿道之路的称呼。贫穷落后的70年代，尚未有更多的路的概念，铁路也仅作为名词在书本里、作为实体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我们还不知道有一种道路称为“高速公路”。那时，我站在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上看一台拖拉机拉着扎红格子头巾的新娘子，我们羡慕新娘享受机械化，享受现代化的幸福，我们拍掌唱歌，我们以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运输工具。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我们还被告知，美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可能知道，美国佬会坐在“别克”“通用”一类的小轿车里，以时速一百公里以上的速度行驶在那种被称为“高速公路”的道路之上。直到上高中，我所见到的一条窄窄的柏油路就是由合肥到安庆的路，当然，它应该还有延伸，只是限于我们的想象力与知识，只能理解它是从合肥到安庆的。其余的乡村道路，全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的路。甚至连高中老师给予我们考大学的动力里也有着道路，那就是让我们未来可以走“大马路”，而不是这种泥泞的路。
1980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乡村泥泞之路，走上了城市的柏油马路。更重要的是，那时年轻，对将来人生所要走的“路”充满想象，以为想要走多远就能走多远。
2010年初的这个下午，天气依旧寒冷，正月初四的小雨里总带着春节的味道。而我走过一公里后，它停了下来。这条路从我老家出发，沿着河边的田冲一直向东南折，然后过河向东。供人过河的那些石块，在清冽的冬日河水中，蹲踞着它们陈旧的身影和姿势，30年不曾走过这里了；可眼前的一切，泥土，石块，落在河水中变黑的柳叶，让我不知道是身处梦中的旧时，还是现实还原成的旧时。
再沿着河堤行走，夹在柳树中间的这条窄道，30年来未曾更改。这更使我有理由相信，我脚下的这些细沙和夹杂其中的小石块，一定都是30年前就有的。就这样走着，直到走到村口，才难住了我。这里真的找不到当年的路啦。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把旧时低矮的房子变成了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社会，似乎只是在一夜之间吹口仙气，叮当一响，就来了。而每一个村庄所依托的一条主道都由几十年前的泥泞小道变成水泥路或者柏油路了。
直到快要走过这个村庄，我还在想，30多年前，我天天穿过的村庄，路没有了，房子变了，可一定还有我所熟悉的一两个人，或者是熟悉我的一两个人吧。这样到了村尾时我见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我友好亲切地摸了下他的头，但家里出来一个老妇人，像看见着火似的尖叫着骂那孩子。我知道她是多心了，就说：“我家就住在五岭水库脚下，离你这里不远。”她冲我慌乱地一笑，继续骂那孩子，并且牵着他的手，飞快地回家去了。我只好无趣地走开了。
可是这也不能不让我回想起30年前的某天夜里，我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天黑得很厉害了，如果沿途全是村庄，我是可以走回去的，但想到必须经过那一段荒无人烟的小山旁边的路和一大截黑压压的河埂路的时候，我便心生了七分的畏惧，站在一家亮灯的门前我就叩响了门环。这家男人面对一个陌生的敲门人，没有丝毫的意外，简单地问了情况，便拿起一只手电筒送我回家。我父亲一见他，原来还是熟人，又要送他回去，那人说：“我一个大劳动力，走这一点路还要人送，那不是让人笑话了。”我父亲在他走后对我说：“要记住人家给你的恩。”
我那时点头答应了，心中确实感激。
我想我是记得恩情的。当我今天走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夜晚送我回家的人，我想找到他，说说当年的那个夜晚，说说我的感激。
可是，我真的找不到那个门户了。村庄是可以改变的，门户是可以改变的，人是流动的，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村到另一村。所以，有时候，从外面回来的人，找不到他要找的村子和人，那是正常的事情。
我于是向回去的路上走。路有多条，从一个村子通向另一个村子。我还能记得起当年的路来，顺着另一条路往回去。
但是，我再也看不到不满20岁的我了，那时，每天我都会行走在这条路上，从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庄走向我读高中的学校，大约有10里的路吧，我每天早出晚归，走一个来回。那时走路，可以称得上“身轻如燕”，思想里的东西，只有村庄和村庄里的人，还有书本以及书本可能带给我们的身份改变、命运飞跃。走过30年的人生，再回头看一下，经过的人，经过的事，经过的成功与失败，经过的算计与被算计，是20岁上下时从来没想到过的。如果可能，我愿意回到从前，回到20岁，回到身轻如燕，而不要这一身的赘肉（过去称之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发福），回到思想单纯，而不要这些所谓的阅历，所谓的老成老到，所谓的“看穿”人事。
我回到家中，谈起村庄的变化和道路的不变，父亲就对我笑着说：“路是多少年都不变的，除了新修的水泥路，柏油路外，那些沿山边的路，河埂上的路，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我爹爹看到它时，就是这样的了，那些路基本上是不变的。”
我又问到了那个村里的人，那个曾经在黑夜里送我回家的人。我父亲说：“他儿子在外地做事发了财，早几年就回来把他接走了，听说是杭州，又听说是上海，不知道。”我在心里无端地怀想起这个人来。
想想父亲关于路的话来，觉得实在有理，村庄会变，人会流动，但道路不变，这不仅是因为每条路都负有供我们前人后人行走的责任。其实，每个人所要走的路，每一代人所要走的路，我们内心所走的路，也包括村庄、社会所要经历的“道路”，何其相同。无论年轻时我们对道路的想象力有多强，但最终会发现，我们还会回到童年时所走的那些路上，并且觉得，那些道路，走起来踏实又舒坦，温暧又心安。
写在腊月二十四 ——怀念我远行的祖母
我对祖母的记忆，或者说是清楚的意识来自那次惊慌失措的午饭。
年份的记忆已经被抽空，但那个初夏的午饭场景愈发清晰。那天一个来自外县的亲戚在家吃饭。祖母忽然出去了一下，我小婶跟着出去，她们在外面停留了好长时间，过了一会，我小婶有些惊慌地喊叫。许多人都出去了，原来我祖母咳出了血。起先只是一根鱼刺，用了好多法子都没弄掉，最后就出了血，不少血。那时候乡村没有医院，医生也少，想想只是一根鱼刺刺出的血，可能问题不大，也就算了。
但没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一件事情，却几乎成了我祖母人生的转折点。其后许多年，她都饱受疾病折磨，几乎跑遍了附近的小医院，就差省城。那个邻县的亲戚，还介绍过一个老中医，开的中药，药引子特别，我记得是将铁器上的锈磨到水里。那些年里，除了寻医和变换各种药之外，我祖母成了职业病员，一天痩过一天，总是吃东西不畅，后来怀疑是食道癌，一直就好好歹歹。她就这样地过到了60多岁，直到她的头昏头痛确切地盖过了那次鱼刺后遗症，那次确诊是得了高血压。那样并不富贵的年代里得“富贵病”只能说她老人家命运不济。“病理学”称之为“原发性高血压”。因为这样的病，我上大学那年，给她买过一个“磁疗手表”，那是1980年的事情，请相信那时候就有了卖假药和假仪器的。我祖母把它戴在手上后，就确定头昏好多了，相信这个磁疗手表作用非凡。那只表差不多花掉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约2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工资30多元）。我祖母把这块表宣传给许多人听，据此说明她孙子孝顺非凡。
依我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我祖母当年所患的其实是心理疾病，那根鱼刺牢牢地扎在她的意识之中，即使食管炎已痊愈，但内心的炎症，总也去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