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男性气质？对男性气质的一般描述为：力量、占有、好斗、勇敢、专断等等。而事实上，在脱离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之后，天然的男性气质是否依然呈现出如上描述？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气质被描述为接近兽性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在探讨男性气质这一问题上却一直犹豫不决。男性气质事实上并没有先天必然地呈现出野蛮的体魄和精神，正如女性气质并不天然地呈现出温柔、细腻和顺从。在母系氏族社会，男人作为服从或者平等的角色呈现出何种状态，现在已难以考察，不过我在阅读一篇关于泸牯湖摩梭族母系氏族社会的记叙性文字中，却对其中的男性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沉默寡言、服从、勤劳并且能干。在这个家族中作为舅舅角色的男性，完全没有一般描述中的男性特征。而在长期静态的中国古典社会，更是难以确定男性气质，一般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呈现出与中国古典文明相抵触的多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否认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若干特征。
对母系氏族社会的考察并不一般的否认人类暴力冲突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肯定和否定都没有考古和考据学上的基础。倒是关于男权社会与战争的关系，许多历史著作给出了明确的结论：战争是私有制度和男权社会的结果。但是对此结论我依然表示迟疑，究竟是战争诞生了男权社会还是男权社会诞生了战争？
男权社会的根本特点在于男性在社会事务的各个领域优先的或者独立的决断、意志推行和精神灌输，以及针对女性的绝对的性别优越性。
我们知道，在中石器时代，弓矢已经发明并且被广泛运用。
是否生产力的发展是女性从社会主导权利中退位的必然原因？
在此之前，仅仅是因为对偶婚家庭制度的诞生和生产活动中体力上的优势使男性逐渐占据社会的较高地位？在母系氏族社会逐渐瓦解的过程中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的建立是否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女性对领导和管理权力的和平让予？
无论如何，大量的事实证明，私有制度和男权社会的产生与战争的常态化和合理化密不可分。私有制度的事先诞生为战争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战争是资源的掠夺最根本的动机和生存竞争的结果。
大量的针对男权社会的优越性的辩护认为，男权社会结束了人类的蒙昧历史，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的确，人类进入男权社会，似乎结束了自在的史前历史，并且开始自觉地创造和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文明的阶段，而且脚步显然不断加快，因此认为男权社会有利于人类进步，而相比之，史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却非常缓慢。这种看法事实上忽略了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人类发展阶段的特定历史条件，事实上最为根本的生产方式与工具革命同样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大量的强调人类社会在男权历史阶段基于性别的社会结构上的优越性，事实上是在为一种人类行为——作为强力生存模式之一的暴力战争提供辩护。这种武力颠覆、廓清人类社会秩序和生存空间的残暴行径，客观上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却并不意味着它提供了合理的法则，这种对特定男性气质的颂扬实际上是在强调暴力占有、掠夺和征服的优势和优越性。事实表明：战争永远是人类和平生存的最大威胁，呈现出掠夺有限人类生存资源的野蛮动机，造成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灾难后果。
在人类进入私有基础上的男权社会之后，战争与种族及国家存在的多种因素联系起来，并且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迄今没完没了。战争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战争的存在表明人类仍然处于蒙昧的历史阶段。
异己与分歧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正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地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地向同质性发展，同质性的存在是社会安全和秩序规范、稳定的诉求。而相反的，异质性的存在却造成恐慌。限于自我认识的局限性，人类这种趋同意识逐渐发展成为基于生存安全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警戒尺度。这种警戒来自人类对自身的警惕，徘徊在兽性和神性的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般的人性。因此，一般的内在人性非常难以确定，人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性的个体，表现出的对有利于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中庸和谐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普遍社会化的同质性的形成是漫长的，其最终形成了一个某种国家种族内部所能认同的世俗社会，在否定人的一般兽性中形成人的一般主体性，而在此过程之中，任何族群内部都业已形成了各自诸方面的主体同质性状况。既我们目前所说的民族特征性。民族特征性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并不绝对但是非常显著的同质性存在对任何异己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平有效的交流并不是长期一贯地出现在人种、族际和国际之间。在长期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任何一个在内部同质的种族社会都相对地成为他者的异己存在。相安无事是一种高级的文明状态，而异质性存在长期被认为是对个体和群体生存的根本威胁。
出现在同质性诉求过程中的分歧，是相对比较高级的一种表现，分歧是思想和心理冲突的外在表现，长期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因为异己和分歧的存在而导致的人类暴力冲突是生存利益的抽象化表现，它的根由因此往往更为隐晦，这种更为深刻的建立在观念和情感上的冲突是人类战争根由中最为可怕的、难以消除的内在因素。
种族的冲突被认为是一种野蛮和落后文明的特征，并且涉及秘密的内心情感——某种与生存的荣辱相伴生的东西。而事实上，后来发展起来的超越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表明，人类社会最终也不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同质性状况。而在这种同质性企图实践的过程中，人类血腥的代价足以淹没任何一个单一的文明岛屿。每一次建立在对异己的恐惧、仇恨和对分歧的不能容忍的复杂情感之上的杀戮，都导致世界在哀鸿遍野和白骨累累中走向死亡，而之后的和解会让人类的和谐文明推进一点点。
撒旦的触角调动着人类的丑恶兽性的神经，这种阴森恐怖的歌声使他们完全没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异己和分歧的存在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在这一切时间段中，上帝看到的只是狂风卷起的漫天黄沙，沿着古老河流堆积起来的白骨等同于静静不动的石头。日光是惨烈的，不相称的蓝天白云和哗哗流淌和河水使这些残破的血肉之躯和死亡爆发出的骇人的眼神昭示出人类所建立的另一种价值。唯有暴力产生的精神和肉体的快感使人迷狂，唯有腐尸散发出的弥漫原野的味道使人感到一种等同于尘埃的永恒和无常。
对于作为宾语的异己，我们常用的一个动词是“铲除”。“铲除”是一部形象的人类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人类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了解、认同和融合的空间和深度，对于湮灭的种族习性和文明观而言，这是一个消灭、奴役和强加的过程，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集体的肉体和精神的刑罚。
我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世界在扩展自己，在推行意志，并且形成与此相关的各种人格。其根源在于异己和分歧使我们如此不安，弱者面对异己，总是战栗和恐惧，躲避，周旋，如此等等。而强者面对异己，就露出了浄狞的面目，摆出磨刀霍霍的架势。
事实上我上述片面的论述抹杀了以下若干事实，在最原始的部落和族群之间，交换和流通都显得十分重要：在所有殖民地的早期，这些玛雅人、印第安人都对这些表情相似的客人的到来表现出惊喜和热情的欢迎，这些人民抱着对神秘世界和神秘事物的极大好奇，成群结队地围观这些皮肤苍白的异己者带来的一切新鲜。但是不久，这一切就结束了。接触使他们很快地就相互举起了各自的屠刀。
既然战争并不是排除异己和解决分歧的唯一办法，那么人类为什么更多地选择这种可怕的暴力？事实上，还有一个因素，异己之间可以有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但是生存的竞争告诉我们，在陌生的异己面前，我们不能表现出胆怯和软弱，一种直观的体现身体的优越力量的方式，只能使我们把对方看作必须解决的羞辱和威胁。这种看似低级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显著的效果。在整体而混沌的战争中，对手的死亡和女人的哀号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渗透在所有神经末梢的兽性快感。非理性的对仇恨和压抑的解决完全蒙蔽了人自身软弱的怜悯之情。
身体、性与死亡
对自身一般兽性的克服只是人的第一次否定，而在不断的秩序和规训的人类社会化过程中，同质性对人产生的精神压抑不断刺激着埋藏起来的人恢复自然本性的强烈冲动，这就是对功利的世俗社会化生存的超越，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旨在消除被压抑的主体的神圣狂欢和牺牲冲动的状况。
头颅，身躯，四肢及各种器官，一般的动物性存在打开了人证明白己作为另一种存在的大门。超越动物性是人完成自身规定的第一否定——_为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企图，而身体是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最确切的明证。毋庸置疑，作为动物性存在的身体实践着人的一切。这是人认识到的自身存在的最大的局限性，因为它直接指向死亡。人不能解决死亡问题，是因为人不能真正意义上超越身体，超越死亡的企图在宗教和一切自然的以及社会的努力中都遭到失败。死亡是人类在自身中找到的唯一真正的敌人，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在自然的生命界中永远不能真正地做主。
动物性体现出对生命的本能维持和对死亡的无意识。在动物中，没有表现出对死亡自觉超越意识。动物在死亡面前选择本能的逃避，并不意味着动物真正领悟了死亡的深意。所有的动物终其一生完成了维持生命、繁殖后代和自行消亡，回避和漠视死亡是动物的常识。人因此不同，在人的世界里，死亡意识来临的刹那，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就开始了，这是人所面临的最大的和唯一的冋题，而这一切都存在于身体之中并且支配着身体。
身体是人要面临的一切困难的根源，生老病死昭示着人的一切努力的徒劳。在人的劳动足以维持生命现状的时候，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这种生命自在的动物性状态，对意义的诉求以及对死亡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拒引起了一般焦虑。针对身体的从未停止的意义考察，使人类挖掘出了一切潜在的可怕因素，并且由此派生出一系列企图和实践。死亡的绝对归宿将人的追求引向终极的虚无。人的悖谬在于，人无法抗拒和面对这种虚空，身体价值的最大化是人面对虚空的重要选择之一。
人的身体能干什么？从自然层面来讲，他维持并从物质意义上证明个体存在，使人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的序列中，并且因此迫使他寻求自身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劳动和创造证明了人自身所赋予社会和历史的最低级的价值。人绝对不可能满足于这种低级的价值，但是，对这种价值的超越使人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最可怕的追问，但是这个问题在死亡来临之前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正如走进死胡同有两种选择，一，回头；二，不回头。回头和不回头都可能达到共同或不同的认识和选择。对身体的一切可能的诉求是人缓解及平息自身危机的唯一可供选择的现实途径。这种实践在动物性和神圣性之间徘徊，这就是人性的全部秘密。由此，人给自己提供了两种价值原则，即功利性的和超功利性的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无论在功利性原则还是超功利性原则面前，人都在时刻审查着身体，功利性原则昭示了身体在世俗层面向动物性靠近的原始诉求，既对食物和性的索取，这种类动物性的需求在人的实践中同样超越了它的一般意义，食物的原本功利性意义在于维持生命，而性的原本功利性意义在于生殖，人的世俗实践都超越了这一般的根本意义，并且不断地延伸向由此发生的无限领域。
如果说对食物的索取找到了理性合理的辩解，性的欲望则是人的身体所诞生的最无法进行理性解释的秘密，人对食物的要求得到合理的解释之后，性的欲望由此被解释成为人的一切非理性欲望的根源。这样的解释似乎找到了合理的支持，如果身体的自在和维持标志着人自身能量的积蓄和对死亡的本能抗拒，那么性和死亡的诉求就是人在功利性原则中最为奢侈的实践。超越了生殖的意义，一切性的诉求都走向奢侈的层面，它表现为人类的一切色情活动。在所有的色情活动中，从功利性原则来看，能量得到了最大的挥霍和浪费，但事实上，色情存在的顽固性向我们证明，这种能量的挥霍和浪费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对死亡的认识引起人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在死亡真正到来之前无法得到缓解。肉体存在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做是死亡焦虑和艰难完成的全部过程。意识到死亡只是这种虚无体验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性就是死亡本身。性如果完成了生殖的最原始的功能，则成为建立在食所导致的由生向死的全部过程中的根本实践，这种实践就是死亡完成本身。在一切被完全放纵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人都在试图考察死亡真相并最确切地完成这个行为。
如同历史本身一样，人类伦理是在人的第一次否定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具有可颠覆的危险，因此，世俗社会确立的人的价值无不捆绑在历史、伦理等这些被规定的意义之上，而历史意识死亡、现有伦理的崩溃，必然导致人类在不可战胜的死亡面前返回内心原本的兽性需求寻找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从中重新塑造某种神圣价值。
在死亡的确知以及死亡的骇人目光的注视下，人的性欲同时充满世俗性和神圣性，在此之上的色情耗费则不可抗拒地充满了神圣的合理性，它是一切死亡焦虑的成功转移。人对必然的但是不确定的死亡充满了恐怖、焦虑和好奇，由此诞生的一切悲悯情感都是人对自身的最无助和最绝望的情感，它在色情的实践中却超越了色情，它是在对色情的诉求未获成功之后的又一次艰难寻觅。由此，出现了在人类实践中的对死亡的观摩和体验。相比之下，对死亡的观摩成为日常的选择。这种观摩所造成的恐怖高潮和精神幻灭取代了性的实践所能获取的高潮和幻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