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乡官就是针眼，多少事都得从针眼里过啊。跟他们的交流，让我觉得非常沉重。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们的口头交流是经常性的，在本文的写作采访过程中，他们又给我提供了几份书面材料，照录如下：王锡元（石洞镇党委书记。长期在农村一线工作，当过计划生育局副局长、镇长）：
乡镇与群众的联系最直接、最紧密，乡镇干部担负着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展农村、稳定农村的重任。我觉得当前农村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配套不完善，农村工作确实在困局中艰难推行。
行政权力虚化，权责失衡。这主要表现在“条块分割”上。在乡镇一级，财政、工商、税务、公安、司法、土地，甚至教育、卫生这些权力部门都被上划，垂直管理，乡镇在这些方面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每年的工作指标、工作任务都要跟乡镇签订，完不成任务还要追究乡镇责任，而人事管理权都在市县。乡镇没有权利管理垂直工作，可垂直部门的工作还要安排给乡镇来做，出了问题要按属地管理原则追究乡镇责任。权力一级一级往上收，责任一级一级往下推，乡镇就成了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
经济职能弱化，解决农民问题的难度增大。乡镇缺乏权力、財力、物力，特别是在发展二、三产业方面缺乏手段，在发展本地经济上有想法没办法，许多工作很被动。比如招商引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基础设施配套政策，乡镇一级都没有这个权力制定，只能被动招商近年来，我镇在项目建设、小城镇建设方面征用大量农民土地，一些失地农民生活问题本应在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但在土地补偿方面乡镇没有任何权力，很难解决这一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间，征用我镇县城近郊四村农民耕地近4000亩，人均减少耕地约0.4亩，有些户人均耕地已在0.5亩以下，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类问题，乡镇根本无力解决。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负债建设问题严重。乡镇一级财力单一，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乡镇实行财政包干制，全面完成县上下达的税收任务，才仅仅能保证干部工资和微薄的办公经费。乡镇领导面铬着泛要出政绩，又要对本地区发展有所作为的双重压力。必须争取項目和资金，实施农村水、电、路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发展，壮大地方经济，增加居民收入。目前，几乎所有的政策性项目都是实行各级财政分担原则，上面补助一部分，下面财政配套一部分，但市县配套资金无法落实，一旦项目争取下来，资金不足部分只能靠乡镇借、贷、欠来落实。这样项目完成了，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了，但给乡镇留下了许多债务。就拿今年我镇争取实施的道路建设一项来看，开工建设25公里村社道路硬化项目，每公里上级补助15万元，而实际完成每公里至少需要20万元，动员群众投工投劳修路基，就水泥硬化一项，每公里短缺资金至少4万元，仅这一項负債100多万元。
依法行政得不到有效保证，维护社会稳定难度很大乡镇政府在很多方面不是执法主体，许多工作缺乏有效的法制手段，只能依靠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乡镇没有执法主体资格，为了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一些任务，难免出現一些不合法律法规程序的问題。一些有执法资格的部门把一些任务硬往乡镇推，出了问題就对乡镇工作不满。群众一旦上访，还要追究乡镇责任。近年来，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企业破产这些方面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題，大部分是有关部门不按程序办理、不及时办理造成的，也有个别是上访对象无理取闹。出现越级上访先找所在乡镇。上级部门在处理上访案件上也存在一定偏见，只要有人上访就认为基层工作没做好，就不分青红皂白责难基层，使乡镇干部有苦难言，忍气呑声，也助长了个别无理上访人员的邪气。
村级作用发挥不够，群众力量调动困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村级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一些村干部的作用发挥得不好，许多工作都要靠乡镇干部直接到群众中去落实。对农村群众的教育引导没有真正到位，群众对组织的期望值高，很多靠群众参与的事情，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工作难度大。
工作任务繁重，乡镇干部压力很大。乡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财政、民政、社会治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乡镇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作面广、量大、事杂。既要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既要发展，又要稳定，真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哪根拽得紧，就跟哪根转。现在条块分割不合理，哪个上级部门都不敢轻视，哪个都得罪不起。各个部门检查验收多，乡镇干部疲于应付。特别是一些阶段性、临时性、突出性的任务一茬接一茬，乡镇干部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工作，哪一项做不好都要与资金、考核挂钓。有的时候，搞得一些干部身心疲惫，压力很大，甚至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给干部健康成长带来一定影响。
马凤英（女，中心乡党委书记。当过县委党校副校长、乡长）：
乡镇处于农村工作第一线。我认为乡镇不是一个完全的政府，但许多责任都一级一级往下推，乡镇就成了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权利一级一级往上收，乡镇就基本没有什么权利。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权、责、利严重不对称，上级的压力、政策的约束、群众的要求、财力的贫乏，使乡镇工作常常处于两难之中。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两难选择。现代化城市与落后农村的差别有很多层面，主要是思想观念、工作环境、农民待遇、生活习惯，最明显的是公共服务设施。城市有宽敞的马路、便捷的交通、繁华的市场、畅通的通诜农村呢，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治病难、增收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乡镇党委、政府的首要任务。从目前情况看，乡镇一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保运转、保工资都有很大困难，靠乡级财政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唯一的办法是向上级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上级部门的项目大部分都要求乡财政要有一定的配套资金，很多项目必须先有配套资金开展前期工作，上面才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逐步到位资金。资金能真到位，还算好。实际上，好多资金不能完全到位，乡镇只好借钱支付工程款项。还有些项目上面根本没有资金，只要求你去做，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的教育“两基”达标。到现在，我乡“两基”达标欠款还有300多万元。这样乡镇争取的项目越多，实施就越困难，负债也就越多。另外，很多项目都要求群众投工投劳。有时候想，农村群众真是与城镇居民享有不同的国民待遇，农村修路、修自来水工程、修渠，甚至修学校，都要老百姓投工投劳，“零征地、零拆迁”。从来没有听说过城镇居民为修哪条路、为自来水供应、为建市场投工投劳的，不补楼就拆他们的住房的。
壮大乡级财力的两难选择。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要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增加乡级財力，主要措施是招商引资培植财源。在具体引资中，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我们处于偏远的内陆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企业都不愿意来到这里投资，愿意来的不是能耗偏高，就是有污染，这又与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相违背，留还是不留；一个是现有的土地政策对招商引资的约束。往往是乡镇千辛万苦引进来的客商，土地政策门槛高、手续烦琐、费用大、优惠政策难落实，加上群众对征地要价高，企业难承受，一些项目就搁置，就半途而废。就是愿意投资的企业大部分是工业企业，很少有三产服务业，工业企业产生的税款以上缴中央的增值税为主，乡镇就是冒了一定风险引进了一些企业，国家税收政策又决定了乡镇是招商不招财，企业除了解决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对乡级财力的贡献并不是很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两难选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就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按照“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职能要求，政府不可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只能靠服务推动，引导扶持。技术服务方面，我们聘请专家举办培训班，组织农民参观，可以提高农民科技致富水平。引导扶持只有依靠资金，农村需要扶持的面广，扶持力度小，收效很小。扶持力度大了，乡政府又无力投入。农业生产的不可预见因素多，比如去年冻害对日光温室、高架大棚影响就很大，群众收入不高，仍然把问题看到政府身上，更严重的是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今后搞这类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维护社会稳定是乡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说到责任就有一个权利的问题。目前乡政府机构基本按照“一委、一部、一办、四个服务中心”的格局设置，另外还有国地税、工商、卫生、教育、派出所、法庭等垂直管理部门，乡镇对内设部门没有机构设置权和人事调动权，对垂直部门的人、财、物更无权管理，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导致乡一级在社会事务管理中也存在两难选择。拿维护社会稳定来说，乡上成立了“综治办”，但只是做一些纠纷调处、说服教育的基础工作，社会治安主体仍然是派出所这些执法部门。这些部门在业务上直接由上级管理，乡上只取一些协调性工作，但在上级的考核中，把这项工作又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考核乡政府。
落实计划生育的两难选择。农村一些群众传宗接代、多子多孙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还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有抵触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一方面要落实政策，完成各项指标任务，另一方面，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上面又有“八不准”的依法行政规定，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在两者之间“走钢丝”。计生干部想方设法找本人做思想工作，又苦于找不到本人。就是找到本人，也很难落实引、流产和绝育这些手术，特别是二女户更是难上加难。如果计生干部硬来，就会违反政策。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这项工作应该由人口计生、公安、工商、房管多个部门共同管理，更需要上级政府部门进行地域间的协调。在具体运行中，仍是计生部门唱独角戏，本县范围内流动人口还好协调，县外流动人口管理就困难了。
彭维坤（水阜乡党委书记。当过乡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近年来农村工作实现了从“催粮要款”向“服务三农”的转变，农村工作的难度相对减小。在具体工作中，我认为仍然存在着一些难题。
乡村太缺钱。乡镇一级财源少，财力紧张，基本上属于吃饭財政，几乎没有干事的钱。对上争取的项目，省市县乡配套资金基本上不到位。近年来，我乡修建乡村道路近30公里，国家每公里补助15万元，而实际每公里需资金20万元，短缺的150万元就要靠乡上争取专项来填补，造成作账难、应付专项检查难，乡镇做事的压力非常大，做事也很困难。乡上正常运转的办公支出主要有车辆费、水电煤费、报刊费、后勤管理费、会议费、接待费、干部的出差费、下村补贴等，一年大概需资金50多万元。我乡2007年支出4辆车辆费11.6万元、水电煤费7.6万元、报刊费1.8万元、后勤管理费4万元、会议费4.4万元、接待费17.4万元、干部出差费、下村补贴等7.7万元，共计53.5万元。加上一些争取项目资金的支出，运转费用高达70多万元，仅靠财政拨付的每年15万元的办公经费是远远不够的，这就给吃饭财政式的乡镇运转带来了很大压力，很大难度。
农业很脆弱。国家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农机综合补贴、教育“两免一补”惠农强农政策，农民收入有了增加，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业和农民仍然存在着增收难的问题。物价的上涨使惠农政策大打折扣。农民在税改前种子、化肥、农药、水费、机械等费用投入平均每亩为367元，而现在每亩地的投入已达到438元，扣除以前负担的农业税和现在享受的粮食直补33元，亩投入仍然高于税改前，农民的负担实际上没有减轻。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导致农业增加值低，农民入不敷出，被迫弃耕务工。我乡外出务工人员达到30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40.8%。我乡弃耕地6000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7%。农业生产条件差，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难度。农民经济能力还是相当脆弱的，一旦遇到子女上学、发生大病就会举债度日。我乡今年考入大学的70%的学生的学费都是靠国家助学贷款支付的。
管理很艰难。乡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能是服务和管理。具体管理中，突出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的问题，表现为“权小责大”。计划生育工作，不实行一些硬措施，就无法完成二女户结扎、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指标任务，实行硬措施又违反计划工作“十不准”。安全生产工作，我乡有多处采沙点存在安全隐患，乡政府只能做采沙点个体老板停工的思想工作，发发停工通知书，上报上级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强制停工的权力。发生安全事故，责任仍得由乡政府承担。信访民调工作，个别群众不走法律途径，不断越级上访。2004年长川村一村民三次赴京状告包庇“杀害丈夫的犯罪嫌疑人”，已超越了乡镇的职权范围，但上级部门仍然要乡镇承担领人、管人的责任。2006年水車村一村民强行在路旁扩建围墙和前门，造成其他5户农民道路不杨，多次上访。乡政府处理的方法只有说服教育，没有强制停工的权力，但乱搭乱建造成环境脏乱差、邻里闹纠纷的责任仍由乡政府负担。这一系列的权责不对等造成乡镇政府管理难。
乡镇干部很辛苦。乡镇干部生活清苦、条件艰苦、工作辛苦，往往星期天、节假日要加班加点千工作，又直接面对群众，身处各类矛盾的漩涡之中，群众稍有不满，乡镇干部就是他们直接发泄的对象。“村民自治不靠你，出了问题就找你。不来解决就骂你，你来硬的就告你”，这句顺口溜就是部分群众的心态写照。
工作协调难。要想发展就要靠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就要协调省市县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方方面面的关系。争项目、要资金就要通过熟人、朋友关系，乡镇主要领导每年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搞协调、要项目。“求情下话磨破了嘴皮，陪吃陪喝伤坏了脾胃，低身下气累坏了身心”，就是对乡镇干部的描述。乡镇干部与县上机关干部之间在待遇、工作量、工作难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别。乡镇干部整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但政治、经济待遇比县上机关要低。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这些非领导职务待遇不给乡镇干部，也轮不到乡镇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