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无端的辱骂，小叔子的毒打，让我的心冷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退缩了。我感到生活的无助，自责我的软弱。我背过两个孩子痛哭，把寒苦咽到肚子里。我暗下决心，咬着牙坚持，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困苦，都不能放下拉扯孩子的担子，都不能叫苦日子压倒。2006年4月，我受不住折磨，留下两个孩子，去兰州打工。我在兰棉厂上班，干了8个月，前三个月是培训，每月250块钱的工资，从第四个月开始慢慢地加，最后一个月700块。我怎么也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天天牵肠挂肚的。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的心上像蒙上了一层黑布，沉重得很，有时候简直喘不过气来。我思念两个孩子，我担心孩子的吃、孩子的身体。我隔两三天就给他们打一次电话，说几句安慰的话。我的心里的疼痛没有办法说出来啊。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我，这几天腿子经常疼，让我赶紧回来。我放下电话机，就火烧火燎地往家里赶。看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我心痛欲碎，泪如泉涌，心里装满了愧疚、自责。我在心里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第二天，我就带着女儿去看病。大夫说女儿得的是过敏性紫癜性肾炎，要马上住院治疗。天呐，生活又一次把我逼上了绝境。我四顾无门，绝望到了极点，我甚至想到以死来解脱。但我又一想，我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死，千万不能死，要挺住，就是头顶上压着一块大石板，也要挺住，决不能倒下去。我倒下去，两个孩子的天就塌了。天不能塌下来，两个孩子还要阳光，还要雨露。我咬着牙，像疯了一样四处凑钱，把女儿送进医院，住了20多天，花掉了3700多块钱，就只得提前出院了。大夫再三叮咛，孩子要继续服药，定期复查，至少要坚持两年以上，怎么坚持呢！出院后不要说再复查，三口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现在还背着银行的2000块贷款，没有办法还上，亲戚们的1000块就更不知道怎么还给他们了。这一个难关度过了，欠的钱总能还清的。现在的关键是给女儿继续治病，让她彻底恢复健康。女儿的病不能彻底治好，我的心病就不好。
去年女儿生病，没有种地。今年旱地里种的是西瓜和洋芋，水地里种的是包谷，出苗不好，又补种了一些豌豆。现在全靠这几亩地生活。从去年到现在的一年多里，娘三个就花了1000块钱，啥都搅在里面了。日子再苦再难，还是过去了啊。
天无绝人之路。我正在泥潭里挣扎的时候，碰上了乡妇联的干部。她们了解了我的生活困难后，想方设法帮助我。从物质上救助我、从精神上鼓励我，要我振作、要我坚强，让我摆脱了困境，让我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存在。我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像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享受到了雨露，我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现在，我的生活还是特别困难，没有稳定的住所，女儿的病也没有完全好。我的心理压力特别重，我天天想着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我自己没有病，把庄稼种好，把两个孩子养好。现在就这样过，把两个孩子往大里拉扯，慢慢地把跌倒的日子扶起来，往前走。
从太阳底下走进她家的伙房，我站在地上，好久才看清里面的摆设。一个水缸，盛了半缸水，一个擀面板，有小半个课桌那么大。一大一小两个瓷盆，空空的，放在潮湿的地上。找了一圈，看不见一个饭碗。土灶台上有两个锅眼，一面放进去一个铁锅，没有锅盖，把从门缝里透进来的亮光都吸过去了；一面张着黑洞洞的口，一些亮光掉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女主人站在我的身后，看上去是一个老妇人。她对我说：
我叫王秀兰，今年42岁。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初中毕业后供不起了，没有再念书，现在20岁了，在兰州打工，也就是能把自己混过去啊。儿子上兰州交通大学，一年级，学费是贷款，他自己想办法。我没有问过，也没有钱给他。儿子前天回来了一次，昨天回去了，来看他的外祖父。我爹90岁了，病倒巳经两个多月了，不吃不喝的。怕是老病，灯芯里的油熬干了，刚才他说喝一口水都觉得难受。我也没有啥办法，就在他的身边守着，身后的事都准备好了。
女儿一个礼拜前来过一次。打工的饭馆不让来，不容易请假，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没有电话，儿子、女儿都把电话打给邻居，我跑过去接的。没有啥事情，我也不打给他们。我只念过两年书，等于没有念，是文盲，写信我认不得，谁也没有给我写过信。我12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姊妹三个，我爹一把尿一把屎地拉扯大了。现在大姐、二姐都已经去世了。昨晚，我爹还叫着她们的名字，在炕上乱摸乱抓哩。他说，想见孙女了。怎么见啊，我又没有办法去叫呀。人老了，想头多了。
他爹是招女婿进门的。永登坪城乡的人。比我大9岁。他的老家我没有去过，他的老人们也没有来过。他有两个弟弟，只来过一次。他是前年去世的，刚49岁。那天晚上，都亮半夜了，他说头疼得很。坚持了一阵子，天就亮了。我把他拉到县医院去看，刚走到医院门口，人就咽气了。突然死掉了，也不知道得的啥病。
我种着3亩水地，去年种的是包谷和洋芋。包谷收了2000斤，卖了1500元钱，买面吃。洋芋挖了两袋子，自己吃掉了，现在还有两袋子面。不够吃了就借一些，凑上一顿算一顿，凑到庄稼收了再说吧。今年种的还是包谷，苗子出得不好，说是种子的问题，又补种了豌豆，不知道长得怎么样。种的时候和娘家人合伙，全靠他们帮忙。收割也是这样。最近侍候病人，没有看过地里的庄稼，就随地长去吧，谁也顾不上了。我的一些旱土地都在沟垴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种，这几年里也就没有种，荒掉了。荒就荒掉去吧，连人眼看着都没有了，还种啥地哩。
我活了一辈子，啥都没有。这炕上的一只老扁箱、一只两斗橱，还是我妈的嫁妆啊。我就是这地上的几只破纸箱子，装着一些破烂，扔掉舍不得，放着没处使。这一把铁架椅子，这一把木椅子，就是我爹的家产。这房子要是下一场大雨就倒塌哩，我也没有办法去翻修，将就着，不知道能推到哪一天！我现在最想的是儿子好好学习，大学毕业找个好一些的工作，挣上钱，我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地种上了，想办法务劳吧。苦日子像树叶子一般，总有落光的时候，再坚持几年吧。
“我没有家啊。5间瓦房，法院判给我3间，公公说是他们的，不让我住，把我赶出来了。我的七分地，叫他的弟兄们抢种了两年，要不回来。”坐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沙发上，刘菊英开始对我诉说她的生活际遇：
我叫文英。丈夫2005年离家出走，回头不看了。没有办法，2006年我们离了婚。儿子判给他了，女儿判给我。他一直不露面，儿子、女儿都是我一手拉扯着，他连抚养费都不给。我在法院起诉，已经两年了，还没有执行判决。我申请法院执行，法官说没有办法找到人，执行不了，叫我在报纸上登公告，要我交200块钱。我没有钱，也没有办法找人。儿子说，我不念书了，帮你打工过日子。我说，不管多么难，都要把初中念出来。女儿、儿子都上初中，学习都还可以。辍学吧，耽误了他们的前程，我不忍心啊。儿子身体有病，脖子上有一根筋硬了。前年检查，医生说要住院做手术。我没有钱，就这么拖着，我担心这病拖不得，严重了怎么办？女儿也有病，前年得了急性喉炎，住院治病，休学一年。花掉了两千多块钱，合作医疗报销了几百块，学生意外保险报销了几百块，我还背着一千多块的账。
我是小学文化，他是初中文化。刚结婚的时候关系好，我的心强得很，啥事都想着要往人前头奔。我鼓励他出外打工挣钱，我留在家中里里外外地操心，又是家务，又是种地，也累得个死去活来。那年他去广州打工，拉牛肉面。刚去的时候，还给我汇钱，一个月600块的工资，还打电话，问长问短的。我心里也热乎乎的，虽然觉得空落落的，但一想到他出门在外，挣钱也不容易，就又放心了。我们1989年结婚后，他一直在外打工，常年不回家，实际上夫妻是分居的。后来，他的电话来得少了，钱也不汇了，我觉得不对劲。慢慢打听着，才知道他已经变了心，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已经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办法，就和他离了婚。
原来家里的东西，光拿出来一张床。公公不让我拿，说是他们家的东西。法院判给我的房子，他们也闹着不让我安心住。我现在租了一间房子，用布帘子隔成两半，和儿子、女儿住在一起。我在一家包子馆里打工，一个月挣500块钱。除了房租，就是生活费，还要给学校交这交那的，窘得真是没有办法了。去年县妇联给了500块钱，买了一些炭。不然，那个寒冷的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呢。吃的面完了就买，吃的菜啊，一年四季就是个洋芋，还吃啥呢。菜价一天比一天高，天天从菜市场上走过，看都不敢看上一眼。
我今年41岁。一天都没有闲过，天天劳累，天天奔波，为了两个娃娃，为了活下去。
“2003年夏天，买了一辆农用车，才使了二十几天，就把人掼掉了。他走了，给我扔下一摊子账。他开着车去临洮搞副业。那天，他在一个工地上拉土。倒土的时候把人家的电视线挂掉了，他爬上去取，石棉瓦塌了，掉下去，掼掉了。他比我大一岁啊，走了已经15年了。”我坐在牛兰英家的院子里，听她说她的家庭生活和她的病情：
我今年50岁。两个儿子。大儿子给村上的人开车，不能走远路，晚上回来还得给我做饭。小儿子在酒泉上技校，已经两年了。大儿子24岁，想说个媳妇也说不成，我们这样的家庭，谁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啊。有个做饭的，儿子就能出远门了，就能闯一下挣些钱了。眼下，我这个病把儿子拴死了，干愁没有办法。
我的病是去年得的，脑溢血，现在半身不遂。当时迷迷沉沉地睡了三天，人们都说，我这一下子恐怕站不起来了。我坚持着，在心里说，不能死啊，你死了这个家就会彻底烂了，你活着两个孩子就有一个奔头。在县医院治疗了几天，又转到白银一家医院治了一段时间，终于站起来了，说话没有啥影响。现在就是左手抬不起来，左腿走不成路，啥活都干不成，干啥都要依靠人。大夫们都说，我这个病，能站起来，能说话，就是个奇迹！现在我光剩下精神了。我不能下地干活了，我不能打工挣钱了，给儿子、亲戚们添累赘了。
我治病花了50000块钱。农用车卖掉了，亲戚们的钱光借不还，没有办法再借了，庄子上人们的钱都借了一遍，我对不起他们啊。我弟弟说，哪怕日子过不成都要把我救活下来。我有2亩地，没有种，都荒着呢。大儿子要打工挣几个钱顾家，我还要天天吃药。光种地，这钱从哪里来！我光吃药，一个月就得2000块。30多块一瓶的脑心通，3天就吃完了。我二姐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的退休费，月月都给我买10瓶子，按时送过来。我享受农村低保，吃的面都是村上给的。小儿子的学费，全是亲戚们凑的。他说不上学了，要服侍我。我说，我现在还能挪动，还能说话，还能吃饭，有啥服侍的呢！你不上学今后怎么办呢！我不叫人服侍，我拄着拐子，一步一步地挪，从这间房子里出来，又到那间房子里进去，一天要把5间房子的地扫五六遍哩。土地都叫我扫得明光闪亮的，蹭不出一点土来。我每天都要晒一阵太阳，吸收一些阳光，把心里装得暖暖的。这院子就是我的训练场，我天天要练习走1000步哩。这五棵树上的果子，我天天都数一遍，看着长熟了能卖多少钱。哪一天哪个枝上的果子掉下来，哪一天哪个枝上的果子熟透了，我都知道。果子熟了卖成钱，我的心里也甜着。我硬撑着给两个儿子鼓劲着呢。我坚持活着就是一个家，支撑着儿子们活下去，走他们的路！
“他爹死掉12年了。他在玻璃厂上班，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了。12年啊，我像过了一辈子。”刘桂花抹着眼泪，向我说着她的过去和现在：
我已经47岁了，叫刘桂花。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拉扯大了，还是个傻子，24岁的大小伙子，啥活都干不了，啥事都干不成。女儿在宁波打工，不知道啥时候得的肝炎，还没有治好。前几年，村子里的人们都避着她，生怕传染哩。我一肚子的苦水没有地方倒，寒苦只能往心里咽。我没有活的人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