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啊！
只有一间房子。一张双人床占去了大半个空间，床上铺着一层草袋子，草袋子上面铺着发黄的床单，显然是两条单人床单缝起来的。两床被子，叠得很整齐，守着空床。地上放着一个衣柜，很老式的那种。还有一张写字台，也是现在一般人家里已经见不到的那种。一台缝纫机，机头用五色布缝起来的套子紧紧地套住，看起来很久没有用过了。
一个铸铁炉子放在墙角里，坚守着一份清冷。写字台上放着的电视机，落满了灰尘。正面土墙上贴着一张画，是一个影视明星的肖像，上面写着两行字：“拼搏！人生的路处处风雨阻，莫畏难，有志者事竟成！”主人说，这些家具都是结婚的时候陪嫁过来的。电视机是前几年一个亲戚送的，早就坏了，没有修理过，也没有看过。
房子旁边是用土块搭起来的一个棚子，上面用砖头压上了几层塑料，一个木板拼起来的门，用麻绳子拴着，也算是一间房子吧，是伙房。里面最招人眼的是一个大水缸，盛满了水，清亮亮的。水缸上面放着一个擀面板，空空的。一个蜂窝煤火炉紧挨着水缸，炉膛里的蜂窝煤燃尽了，煤眼儿里似乎正伸着一些死火的舌头。一大一小，两个铝锅放在地上，里面装着十来个空碗，锅盖半盖着。这屋子没有窗户，地面潮湿，踩上去湿漉漉的。主人拉亮一盏灯，发黄的灯光下，墙角里还堆着几个破麻筋袋子，也是空的。
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此时，主人正坐在床边的一个小木凳上，赤脚上穿着一双红布鞋，很旧。头发花白了，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坐在她旁边的床头上，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喘息。我屏声静气地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诉说：我叫杨雪珍，和他同岁，1966年生的，今年42岁。一个儿子，上小学六年级，一个女儿，上初三，学习都一般。他是前年去世的，肝硬化腹水。农历初一，没有月亮，半夜里他就咽了气，才40岁，就撇下我们娘仨走了。给他治病花掉了5万块钱，最后没治了从医院里跑出来，还欠了1000块钱。回到家里，从村卫生所里抓中药吃，坚持了两年半，背了一身的债，最后死掉了。把人害死了啊！现在还欠着村卫生所的药费1100块、邻居们的1000块、亲戚们的5000块。公公婆婆说，还欠着其他亲戚的5000块，都是经过他们手的，说是他知道哩，我也说不上。
我有病。开始是附件炎，十几年了。他一生病，把我的病就放下了，耽搁掉了。他的病一查出来就没治了，他说‘我不死也没有办法啊’。我前年冬天做的手术，切除子宫肌瘤，没有钱，大医院不敢去，在镇卫生院做的，花掉了3000块钱。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都是娘家兄弟们凑起来的。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啥活都干不成，连说几句话都上气不接下气的，直喘气呢。
我有4亩地，2亩水地，2亩旱地。女儿今年15岁，儿子也13岁了。我领着他们种地，现在也种哩，也能干些活了。去年2亩水地种的都是包谷，卖了3500块钱。一年总共就这些钱，娃娃们要上学，还要活下去哩。今年种的还是包谷，少操心，好务劳。旱土地年年没有收成，已经不种了，旱沙地有收成。村里人有4000亩沙旱地，我连一亩都没有。人家有劳力的都种上了旱沙地，和尚头麦子长得好，面筋道得很，好吃得很哪。犁地、种地、收割，都靠亲戚们帮助。我现在是靠着娘家人的帮衬才过活呀！
我养的这猫，前几天下了五只小猫，招人爱得很。不知道怎么就死掉了三只，剩下的两只长得活脱脱的。不养猫不行啊，老鼠大白天排着队要往屋里钻，也没啥偷吃的东西，就是吓人。
我没有其他方面的收人。没有做手术以前，我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年能挣5000块钱哩。这三年里一分钱都没有挣来，我做不成活了呀！我现在啥都没有了，连院子里的这四棵梨树，公公婆婆说都是他们的，没有我的份。现在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前天我母亲送来了200块钱，买了20斤大米，买了些药，就花光了。我天天得吃药，比吃饭还要紧，一天不吃都不行啊！现在是卵巢肥厚增大，医生说把两个卵巢都要切掉哩。这是去年三月份检查的结果。再做手术，我不知道叫谁出这个钱哩。弟弟让我找民政部门去要一些，我没有要过，就这样坚持着！我知道现在治病是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啊！
我有一个想法，把你慰问我的这300块钱拿出200块捐给四川地震灾区的人们。钱，我也需要，可地震失去亲人的人们比我更需要。我有心无力，只能这么做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不好受啊。民政、妇联的好心人们，要帮助我盖房子，计划已经做好了，要盖四间房子。就是趴在地上，这房子我也要盖起来啊！命运叫我后半辈子爬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活下去，为两个孩子，也为自己，就得爬啊。自己脚下的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
她面容枯瘦，皮肤焦黄。两只眼睛塌陷下去，连眼珠子也是黄黄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松松地挽起来，堆在后脑上，说话时脸上留着两道擦不掉洗不尽的泪痕。在她家的院子里坐下后，她和我聊起了家常：
我叫李秀芳，今年虚岁45。有两个女儿，大的23岁，初中毕业；尕的20岁，小学毕业，都在兰州的饭馆里打工，已经两年多了。她们自己搅活自己，我没有给她们的钱，也不要她们的。大的一个月挣500块，小的挣300块，还要月月扣掉100块的押金，老板生怕她们不想干半路跑掉哩。老板管住宿。一天吃两顿饭，一顿在饭馆子里吃，一顿自己掏钱买。她们常年在外面打工，种地、收庄稼的时候就回来帮一下忙。平时不回来，今年过年也没有回来，说饭馆子里忙得很，请不上假。家里装了一台固定电话，她们一个礼拜给我打一次，说几句话。
我不往外打，也不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光接来电。电话就交个座机费，每月7块钱，最多的一次交了11块。这个电话是专门给两个女儿装的，我心里着急的时候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也防着她们有时候生病我不知道。
我种着1亩8分地。去年种的是包谷，今年种的也是包谷，少操心啊。去年收了不足四千斤，现在还放着，价格太低，我一直没有往外卖啊。你看，不知道啥原因院子里的这棵梨树死掉了，我把包谷棒子挂上去，吃起来干净些，再说这样看上去也是一棵树啊。他活着的时候，这树长得旺得很，年年都结果子啊。现在死掉了，就挂个包谷棒子，也算是还活着吧。这树下我种了几沟沟莲花菜、菠菜、油菜、萝卜，就自己吃啊。今天街上有个贩子喊着收包谷，我一听一斤才七毛四分钱，嫌便宜哩，不卖！等哪一天卖掉了，就买些面，浇地，种庄稼，过日子。我就靠着这一亩多地活着。
前几天，我抓了8只鸡娃子，装在纸盒子里，喂食喂水的，天热了往阴凉处放，天冷了往太阳底下晒。晚上怕冻着，还和我睡一个炕啊。操心得很哪！没有办法，也说不上是冷是热，还是死呀，现在只剩下3只，活的也没有劲。养着一只猫，你看正晒太阳呢。老鼠凶得很，净偷吃包谷。这土房子没有办法，老鼠都往里面钻。
两个娃娃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婆婆两个人，影子拓着影子，推日子哩。婆婆今年75岁了，耳朵背了，你说啥话，她听不见。她看见你的嘴唇动弹，就知道你跟她说话。我不想大声说话，要做啥事就打手势，她一看就明白了，还说为啥不说话。我想，我知道你想做啥事，丟个眼色也就够了，为啥非要大声说话嘛。她陪着我，我才觉得日子过得快些。
他是出车祸去世的。哪一年啥，记不清了，我光记着已经15年了。开着自己的“三马子”（一种农用三轮车），拉着自己种的瓜，到兰州去卖，跑到水阜的二道岘子上就出车祸了。那是一个晚上，大概十二点吧，当场就死了。“三马子”拉瓜，白天警察不让进城，要撵着晚上十二点以后进城，找个地方窝下来，第二天白天才卖瓜。谁想到就那么巧，出车祸了。放着大路，白天不能好好地走，偏偏要在夜里跑，像做贼一样的，我们惹了谁，害了谁，看路的警察那么凶，谁都惹不起。我们的人死了，我们现在也不走那个路了。我一想起来心里的路就断了啊。说啥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呀。那年他才36岁，比我大6岁，我才30岁啊。留下两个娃娃，没有出梢的鸟儿呀，一个8岁，一个5岁啊。
前年，我的腿子疼得了不得，去县医院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腿子有病，啥病我也叫不出名来，叫做手术哩。出了医院门，娘儿三个站在大街上就哭开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哪里来的钱做手术呢，没有办法，只能躺在家里看它怎么样。现在啥重活都干不成，完全成了一个病壳子。抓一趟中药要一百多块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再没有吃药，能动弹，不要瘫在炕上害娃娃们就行了啊。两个娃娃慢慢长大了，要准备着盖两间房子哩，我自己却走不动了，干啥活都要求人啊。这房子眼看着墙皮掉了，根脚瘦了，早晚都有倒塌的可能，怎么办呢？我说，我没有办法做了，先把头藏着，等你们把钱凑够了，就盖上三间房子，过几天放心日子。
我们娘两一天吃两顿饭。现在都十点了，还没有吃早饭，心里满满的，不想吃啊。昨天中午吃的是馓饭，一把白面和一些包谷面，拔了一把园子里种的菜，煮熟了，炝了一些油，一人吃了一碗。晚上吃的是面条子，菜也是园子里自己种的。冬天经常吃的是腌酸菜和腌沙葱。早上没有吃过饭，就是到地里去干活，也光喝些开水，将就着过哩。经常是饭做熟了还没有吃，肚子就饱了，吃不下去。我还得了胆囊炎，见不得肉。前年大夫说要增加营养，手里没有钱，把啥营养给增加上去呢。巴望着两个娃娃长大了找一个好的归宿，给我的日子添一些色彩，把这后半生打发掉。那年省委书记来看望我，送了一条毛毯、一床被子。我好好地保存着，要给两个女儿做嫁妆哩。我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就指望着两个女儿早些挣脱苦日子，过上好生活。我的心不死啊，人活着就得往好处想。我有病干不动活了，心里的灯还亮着呢。
今年过年前，乡上送来了100块钱。我到村上一家人那里割了6斤大肉，买了一点菜，过了个年。现在肉的价格这么高的，怎么吃得起肉呢。现在一个猪娃子要800块钱，我想养一头就是没有办法抓回家啊。我干不成重活，还能养猪啊，想办法养大一头卖掉，赚几个钱，把这苦日子过得滋润一些，也叫死去的他放心地去呀。
“我是个光人，没有家，也没有啥东西，和儿子、女儿借住在这两间破房子里。”在她潮湿的屋子里，许芋对我诉说了她的生活经历：
我是宕昌人，今年30岁。在兰州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他，跟上他做生意，嫁给了他。我的父母都不同意，不支持我们的婚姻。结婚后我去过几次娘家，我父亲根本不理我。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女儿，那年我才18岁。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今年已经12岁了。他是出车祸死掉的，就在1997年的农历正月里，已经11年了啊。都是为了盖房子。1996年我们盖了8间砖瓦房，还有1间车棚，花了24000块钱。当时小叔子还没有成家，公公婆婆说让小叔子给我们17000块，叫我们另外找一处宅基地再盖。我们就准备材料再盖，结果房子还没有正式盖，就出事了。
他走后，我的生活一落千丈。我和公公、婆婆、小叔子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经常莫名其妙地辱骂我，稍有反抗就遭到毒打。有一次，我从水窖里打水，水桶在窖口上响了一下，小叔子就找茬把我打了一顿。把腿子打坏了，走不成路，连床也下不来，全凭邻居照料才挺过来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多钟，家里的电突然停了，小叔子说是我故意弄坏的，把我打了一顿，踢伤了我的腰，下不了地，干不成活，耽搁了六七天，吃了些药才慢慢地好的。丈夫留下的财物都被公公婆婆和小叔子拿走了，我真正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面对打击，我暗下决心，要把悲痛和愤怒化作力量，就是要饭吃也要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
我种着3亩旱地，8分水地。我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把汗水洒在土地上。就在他出事的那一年，还收了2300块钱。我想，这些钱我们母子三人一年里起码能把肚子吃饱。可是，哪里知道，就连这一点血汗钱都被公婆和小叔子说是买车全部拿走了。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家中米空面净，连一滴油也没有，真正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没有办法，我只好去附近的铁路上干活，一个月下来，挣了300块钱，总算把最艰难的日子熬过去了。
春天播种的时候，我没有钱买种子；夏天浇地的时候，我没有钱放水浇地；秋天庄稼收割了，我没有车拉回来。我来来去去地奔波，天天发愁。到了冬天，人们都住在温暖的屋子里，又说又笑。我们娘儿三个蜷缩在冰冷的屋子里，冻得发抖。天亮了，怕天黑；天晴着，怕天阴，指望着太阳一天照上二十四个小时，把我们娘三个身上的寒气赶跑。就这样，娘三个在饥寒交迫中，在冷眼旁观中，忍受着别人无法忍受的困苦，长年四季，过着别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