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给省委书记写过信，要求修路、通水。我当过10年的社长，是10年的优秀党员。我1974年当兵，1976年人党的。铁道兵，1980年复员的。我没有念过书，在部队里认了几个字。我啥事情都想干，就是年龄大了，跟不上时代了。我是个快乐人，苦巴苦地过日子。命运不济啊。
老魏笑了，嘴像一个风干的苦杏子。
陈官雄（残疾人，38岁）：
我因为患小儿麻痹，腿子不灵便，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过曰子啊。原来和父母一起生活，现在两个老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一个人爬着推日子。
这两间房子是包产到户那年盖的，多少年了，快住不成人了。前后都是山，瘦土净往下面掉。下雨天我就走掉了，怕山塌下来。人都是惜命的嘛。
我有3亩5分地，都是旱沙地，都承包给我哥种，一年给我300块钱。我吃“五保”，一个月给100块钱。这就是我的全部收入。不是国家照顾，我早就死掉了，还是国家好啊。过年的时候，救济了300块钱，还给了2袋子面、10斤清油。这年就过去了，现在还有半袋子面、5斤清油。没有吃过肉，过年的时候也没有肉吃。300块钱，零打碎敲，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反正已经花得光光的。现在手里连个蘸眼泪的钱都没有。我还害病，就是腿子不好使，左腿短一截，没有劲，右腿正常，也是闲的，使不上劲嘛。左腿、左胳膊、左手都伸不展，干不成活。
我就这两间房子。半间大的火炕，我爹走了之后，没有填过柴草，没有热过。我天天就在这冰炕上爬着。我爹是四年前的农历八月二十六号去世的，那天下着毛毛雨，老天爷也知道流眼泪的。炕上的这两个红扁箱是我妈的陪嫁，现在装的全是我妈的衣裳。这两床被子是前几年救济的。棉衣、棉裤也是救济的，在被子下面压着，冬天穿。身上穿的这衣服是别人送给的。我没有买过新衣服。这生铁炉子是我爹留下来的。三个水缸是我妈用过的。这八仙桌子、红皮子暖壶是从城里收拾来的。这八仙桌上的两个花瓶，里面插的塑料花，都是我妈在世的时候摆上去的。你看落了一层黑灰，都看不出是啥花了，但我一直没有动过，就一直这么摆放着。看着这花瓶，就想起我妈走掉12年了，还像站在我眼前啊。屋外面台子上放的蜂窝煤炉子是我买的。夏天我就在这炉子上做饭。前些天买了900块蜂窝煤，都180块钱哩。去年冬季买了180块的煤渣子，差些把人冻死，连屋里的水缸都结冰了。这几天买了250块钱的煤，早些准备过冬，听说煤炭价格要大涨哩。
我自己会做饭。一天吃两顿，早一顿，晚一顿。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这样。早上多的吃馓饭，白面和些大米。冬天吃腌酸菜，夏天跟邻居们要些菜，自己炒上。我一天连一块钱的菜都买不起。这几天一斤番瓜都要七毛钱哩，城里才卖三毛钱。晚上吃的是一锅子面。时间长了拉上个拉条子，吃一顿，解个馋。天黑了，在小巷口上蹲一阵，回来就在这炕上睡觉，没有事干。
我弟兄4个，他们都困难，都照顾不上我。大哥家里人多地少，自己顾不住自己。二哥给人放羊，没有多少收人。三哥有病，天天花钱吃药，比我还困难。今年我们要吃自来水。我的取水井子挖开3天了，水管子还没有接上，要30米皮管子，不知道得多少钱。还要些水泥砌水井。我这几天没有钱，没有办法砲水井，没有办法接水管。天天找人借，还没有借上几个钱。哎，这日子过得没有办法说呀！
从陈官雄的黑洞洞的屋子里走出来，我才发现，院子里长着一棵枣树，歪的，冒出了土墙头。绿的叶子里，藏着许多花蕾，淡黄色，米粒一样大，还没有开放。回转身，陈官雄仄着身子，站在树下，正给我招手，一点笑容，挂在哭腔一样的脸上。
在水源村，我不能不去看看刘燕娟。前几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了解这位残疾姑娘的遭遇，不妨先读一下这封信：
各位领导：
你们好！
我是一名残疾人，家住忠和镇水源村，名叫刘燕娟，1981年出生。1998年在皋兰县一中初中毕业，因为病情加重，所以放弃学业。
今天写这封信，是希望得到各位领导的帮助。
我九岁的时候就诊于兰大第二医院，被确诊为“先天性腰脊椎裂——马蹄内弯足”。因为医疗费用和各种不能确定的医疗因素，最终放弃治疗。时至今日，我也几次从电视上看到有疑似病例被治愈，但因为家境贫寒，面对辛劳的父母真的难以开口。我也知道，不能给我治病，他们比我还要痛苦。在这里我想拜托各位领导，请你们帮帮我，我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因为我的残疾，我享受着来自每一个亲人的宠爱，特别是我的父母。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哥哥、姐姐结婚了，但我知道，我的生活和健康都一直在他们的生活计划中，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因为他们生活中每个大大小小的磕磕绊绊，我都会觉得和我有关，我变得谨小慎微，胆战心惊。我爱他们，我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上天啊！请让他们幸福吧！
爸妈更是不一样，他们让我幸福，更让我痛苦。从小到大，我有很多时间是在他们背上度过的。小学回家的路上，初中上学赶火车的路上……没有月亮的夜晚，爸爸打着手电筒，妈妈背着我；下着雷雨的黄昏，妈妈打着伞，爸爸背着我。28年了，现在换我背负着对他们的内疚与心痛，看着他们日渐消瘦的身影和被生活压弯了的脊梁太让我心痛了，痛得喘不过气来。为人儿女，我想好好地爱他们，我想分担他们的劳累与辛酸，我更想让他们放心，甚至成为他们的骄傲。但是，我该拿什么来爱他们？
这就是我的生活——痛苦和幸福的延续。
初中毕业后的十年，因为双脚萎缩，我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坐在床上。希望过，更失望过。反反复复，我变得坚强、淡定，但决不失去信心，我比任何人都热爱生活，更明白生命的可贵。我知道，生命的价值就是自强不息。
写这封信，我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机会，不知道对我的生活能有多少改善与帮助。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会和我的亲人一起等待。希望总是会有的，奇迹也是会发生的。这个世界洒满了爱的阳光。
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刘燕娟
2008年5月
联系电话：XXXXXXX
我走进刘燕娟家的时候，她正扶着门框站在台阶上。一头黑发，一副黑边眼镜，一件牛仔夹克，一条灰色裤子。一丝微笑，从嘴角掠过，沉到黑眼睛里去了。
燕娟被父亲扶过来，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她的笑，还挂在脸上，藏在眼睛里，没有笑声，只有笑容。
她慢慢地告诉我，她的苦难，她的希望：
我3岁的时候发病。小时候看过一次，没有办法治好。上初中的时候，又看过一次，确诊了病情，想治也没有办法治。坚持上完了初中。班上八十多个同学，我的学习排在前列。实在走不成路了，上不成高中，就一直在家里待着。前几年就在床上坐着，动不得。这两年病情稳定了，想办法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初中刚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来看望我。这些年没有人来过。家里没有电话，我跟他们没有办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也许不知道我的情况。那时候，我坚持着走，从宿舍到教室，都是我自己走去的，现在完全不能走路了。坐在床上，就是一堆活着的肉。我曾经一直在床上，坐了许多年，下不了地。自从初中毕业就待在家里，十几年了，没有走出过这个院门。我是双腿软禁起来的犯人，刑期可能是一辈子。
这些年没有想过治病的事。我想现在的医学肯定有办法。治疗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我没有提过治病的事。我从电视上看到一条信息，四川有个专家能治好这种病，据说费用特别高，没有办法。高明的专家，据说能改善症状。我自己觉得病情继续发展着。就是病根除掉了，双腿也没有办法矫正过来，所以，我也不抱多么大的希望。但我并没有放弃。家里现在还欠着2万多块的账，主要是我们姊妹三个上学，我哥娶媳妇。我治病没有欠过钱，就小时候随便治过一次，长大后没有治过。检查了一下，光听了一下治疗费用，就放弃了。据说治疗的风险也很大。现在我不提治病的事，我考虑的是生活，主要是吃饭问题。真正没有办法治疗，还得活下去啊这几天，我看四川地震的专题节目，思想消沉下去了。唐山地震的一个幸存者曾经说，人要在不幸中死亡，在不幸中生存是痛苦的事。四川地震，救出来的人，那么多的是残疾和不健康的，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呢？那么大的小孩子从废墟中救出来，截掉了腿，截掉了胳膊，真是不幸得很。我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啊！现在，我没有啥想法了，已经从有想法的年龄走过来了。过去幼稚得很，现在年龄大了，把啥事情都想通了。就这么活着吧，生命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我爱学习，但现在没有心情学习。这几年也没有怎么看过书，就看一看《周易》，给自己算一算命运究竟往哪个方向走。看书就是安慰自己。手头也没有啥书，现在的书价超贵，根本买不起。电视机是我爸专门给我买来的，是那年把西瓜卖了买回来的。我经常看电视，啥节目都看，连广告也看。那个《百家讲坛》，还有法制节目，比较喜欢看。电视机现在是我的亲密伙伴。我的时间，除了做些家务，就是看电视节目。
我的衣服自己洗，还有爸爸、妈妈的衣服我也洗。这两只手是健康的。家里的一日三餐都是我做的，还帮着嫂子带孩子。只要能动，我就没有闲着。昨天早上，我给家里人做的是馓饭，白面和包谷面，炒的是素番瓜。中午，我烙的是锅盔，喝的是开水，没有菜。晚上，我擀的是长面，炒的是莲花菜。过年的时候吃些肉，平时很少吃。肉已经断掉了，今年肉价这么高，能吃得起吗？家里的面粉、油、菜，都是买的。经常在家里吃饭的是四个人。平时没有零花钱，我除了吃饭也不花钱。我的生活用品都是姐姐给买的，她买来啥东西就用啥东西，我还能有要求吗？钱，对于我巳经无所谓了。我这一辈子的生命与钱无缘啊。
燕娟的父亲，一直陪着女儿。
他说：“我种10亩旱沙地，都是甜瓜。完全是靠天吃饭，去年收人了5000块钱，全部吃到肚子里去了。儿子高中毕业后就出外打工，前年娶了媳妇。现在两口子都打工去了，没有技术，出苦力，挣钱不容易。从心里说，好多事情都想做，但力不从心啊。”
燕娟家的院墙外面长着一棵枣树，老枝新绿，引来一片春色。一条根从地下伸进来，从这院子里冒出来，也长成了一棵枣树，小孩手腕那么粗，把头伸到屋檐上。密密的叶子，油绿油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米粒大的花蕾，等待开放。小燕子长大了，一双翅膀折断了，窝在屋檐下，飞不起来了。
我答应要帮一下燕娟，让她重新站起来，走自己的路。过了两个月，她的父亲搀扶着去找我。说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要做核磁共振检査才能确诊能否做手术。这种检查要花两三千块钱，没有办法做，她放弃了。我答应帮助筹措这笔费用，她点了点头，笑了。一种不屈的力量在心中珍藏。她说，我想学个刺绣，想有一辆轮椅，想做一点事情。
她被父亲搀扶着走了，一步一步，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她的影子还留在我的眼前：黑头发，黑边眼镜，黑丝带项链上缀着一颗绿珍珠，白底黑牡丹花的衬衣，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却没有笑声，黑眼珠闪动着黑色的泪水。
太阳光下，一个黑色的影子，蹒跚地向前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