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瑸被康熙誉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为官清廉，勤政善政，革陋除弊，爱民若赤，以清官干吏著称，又以其在台湾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绩评为“海疆治行第一”。
1、谋国与恤民之互动
作为一位深受人们爱戴和颂扬的清官，除了杰出的为官政绩、淡泊名利和自甘清贫的高尚品德外，陈瑸对待百姓的一片无私的仁爱之心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恤民是陈瑸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陈瑸出生在当时属于穷乡僻壤的雷州半岛南海岸边，堤防失修，自小深受灾难煎熬，对黎民疾苦念念不忘充满关心。雷州城曾有一家失火，姓刘的知府亲自带人扑救。这本是值得赞誉之事，但陈瑸知道这位知府对修建海堤漠不关心，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有意不赞赏他的行为，他写道：“某以为雷民灾于火者十之一，而灾于水者啻千百户也！”敢于这样提醒一府之尊，其胆识就来自爱民。上书雷州知府没有效果，陈瑸知道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直到当了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才直接给康熙皇帝递上奏本，获得批准并拨款后，他又将自己在巡抚任内应得的五万两俸银悉数捐献修堤。可见，陈瑸披肝沥胆地奔走操劳，图的并非博取飞黄腾达的政绩，而是为了他时刻不能释怀的为民情结。陈瑸向康熙写过一个奏本《十月上疏》，阐述了十条施政大纲，其中六条直接带有“民”字，即使不带“民”字也都是为了人民，陈瑸的爱民，令人动容。这种锲而不舍地为民执政、为民谋利的精神，堪称典范。《台湾府志》也称他是一位“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的杰出清官。从为民的愿望出发谋治国之策，又通过施政达到为民的目的，互动互进，这就是杰出政治家陈瑸的执政特色。
2、创建安定和谐社会
任何地方都会有矛盾，任何地方官员都会遇到聚众闹事之类的棘手问题，就看如何处理，从中常能分出高下来。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陈瑸调任台湾知县。清廷收复台湾后，战乱始平，人心不稳，加上酷吏当政，急敛暴征，致民不聊生。陈瑸一到台湾，就深入民间，明察暗访，询问百姓的疾苦，奖励耕织，发展经济。在此之前，高山族与汉族的矛盾殊为尖锐，当政者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歧视的政策，将他们鄙称为“生番”，引发族群闹事此起彼伏，从不间断。陈瑸主政台湾后，对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实行优抚政策，“革宫庄除酷吏，恤番民”。为了振兴文教和敦化台湾风俗民情，陈瑸又多次捐出自己的官俸和养廉银，修建了许多学宫、朱子祠和文庙等教育基础设施。几年后，台湾政局渐趋稳定。宰相李安溪认为陈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上书向皇帝推荐，陈瑸被提升为四川学政。离任时，百姓万人夹道，挥泪道别，频呼“青天”。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台湾再次发生民变，巡抚张伯行认为陈瑸在台湾任知县的时候，清廉能干，百姓非常爱戴他，便打破惯例，向朝廷推荐他当台湾厦门兵备道。张伯行在奏章里特别强调：为四川省找一学政容易，为台厦道物色一个适当人选难。康熙同意张伯行的观点，下旨任用陈瑸为台厦道。台湾的闹事老百姓看到当年清廉爱民的父母官陈瑸又回来了，纷纷卖掉兵器，买回耕牛，安心生活，不再闹事，动荡的局面终于安定下来。
3、政令保障经济而行
清代的行政长官除收税以外，没有明确规定负有发展经济的责任。但陈瑸由于时刻关注民生，用很多精力引领他治下的百姓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瑸深知台湾作为岛屿，发展经济必须打破自我封闭，开通台湾海峡、密切两岸关系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台湾海峡长期以来海盗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给两岸来往造成严重的障碍。陈瑸自担任台湾厦门兵备道道员开始，就千方百计地防御海盗，为两岸商船保驾护航，到他担任福建巡抚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御寇护航的措施。陈瑸在延续和发展祖国大陆与台湾血脉方面的历史功勋，可谓光耀千秋。
民以食为天，以农为本。台湾当时土地资源丰富，开荒垦殖是挖掘潜力最有效的办法。陈瑸主张，招徕仅一水之隔的福建漳泉等郡居民至台湾耕食凿饮，安居乐业。耕地增加，粮食丰富之后，陈瑸又考虑到要防止不法商人利用岛内和大陆的粮食差价投机倒把，确保岛内居民仓实食足，禁止贩米出海。同时又要防止台湾粮食过剩糜烂造成浪费，适当搞活流通，增加农民收入。从驾驭经济的游刃自如中，可见陈瑸过人的执政能力。
陈瑸从政大部分时间是主持台湾事务，从台湾县令到台湾厦门兵备道，到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层次步步升高，作为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他勤政爱民，善于协调各种关系，造就一个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他抓住发展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开发宝岛，育物富民；他以文化为先导，兴隆教化，倡导文明；他善于化解矛盾，遇事不惊，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稳定，显示了他卓越的为政才干与能力。
4、注重褒廉更宜颂能
历来人们对陈瑸的褒扬，重在他的清正廉洁，将他列为明清岭南三大清官（丘浚、海瑞、陈瑸）之一，这没有错。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对陈瑸的清廉为官特为感动，说他像个苦行老僧。陈瑸二十余年在外为官，不携家眷，孑然一身，轻装简从，官厨惟进瓜蔬，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贪不在多，得非分一二钱便如千百万。”他的这句名言，可作为官场千古格言。康熙说：“朕亦见有清官，然如陈瑸者实罕见，诚清廉中之卓绝者。”陈瑸死后赐给他谥号“清端”，也就是清廉到了极致的意思。那么，陈瑸在清官中的“卓绝”之处是什么？他清廉到极致又有哪些表现？
第一，廉能为最。一个人做官，品行重要，能力更重要。康熙的褒奖提高了陈瑸的声望，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给后人认识陈瑸造成一些误导，认定陈瑸的最高境界就是清廉。陈瑸卓异于一般清官廉吏的重要特点是，他更是一名能员干吏。陈瑸仕宦古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素称难治”的古田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台湾人民在给陈瑸立的《邑侯陈公功德碑》记载，陈瑸是因能力超群而调往台湾的，并且列举了陈瑸的十项政绩。在强调操守品德的封建社会，清官往往成为一支道德标杆，并不强调其办事能力。在人们的口碑里，陈瑸“爱民如子，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身体力行”。其清廉与海瑞、丘浚齐名，其功勋却出乎其右，为清代少有的“廉能并举”的贤官。
第二，“苦行老僧”。这是陈瑸给康熙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陈瑸觐见康熙时，康熙问起陈瑸是如何来京的，陈瑸如实禀报后，康熙叹息良久，说：“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瑸“苦行老僧”的雅号从此便不胫而走。陈瑸一生的确十分清苦，从康熙三十八年选授古田知县到康熙五十七年死于福建巡抚任上，近二十余年的时间孤身一人，他为官从不带家眷，身边没有亲人照料。康熙还问起陈瑸的家事，回答是：“妻室在家，儿子不相见十多年了，因为无盘缠，不能来往相看。”陈瑸做官，立志“誓不寄银回家！”他给儿子的信中把原因写得很清楚：“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古田县志》记载，陈瑸“收入悉以归公，秋毫不染”。
第三，一分不贪。陈瑸在清廉自守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觉得一个人的贪污源于欲望的膨胀，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他有句名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高尚的操守必然受到利益的挑战、潜规则的胁迫和其他污泥浊水的包围，要守住有一定难度，许多人坏了操守，就是从“取一钱”之类的小事开始的。陈瑸认为“妄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清变贪，本质已变。操守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也是一种容易失去的境界，必须设置一个明确的底线，并且要勇敢地坚守，毫厘不让，一分不贪。
第四，清而不刻。陈瑸有一颗宽厚的包容心，他不光爱民，而且爱护那些为民办事的好官。海瑞与陈瑸都是清官，但二人之“清”有所不同。道光年间举人李元度在比较二人之“清”时指出：“清如冰霜足以杀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康熙对陈瑸说过：“有的清官自视太高，与总督、提、镇等官都不相和，一事亦行不得，更生出好些事端，这便是清官不好处。天下人哪个不知陈瑸是个清官，恐汝清而刻了。”康熙告诫陈瑸做清官不要刻薄待人，陈瑸说：“臣做过小官的人，深知做小官苦情；臣不敢刻薄待人。”陈瑸一生与上下级官员都能和睦相处，在福建巡抚任上，他保举了十二位县令，一位通判，一位知府，一位知州，申请给予破格奖励；对官员中那些贪渎之徒，也查清事实，列款题参，请朝廷给予处分。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为嘉奖和勉励陈瑸，康熙踢其金匾、锦袍。金匾上题有康熙亲笔赠诗《清廉中之卓绝者》，这块金匾一直在雷州市博物馆保存，供后世瞻仰。陈瑸去世前还留下遗书，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康熙感叹地说：“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亦见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臣，亦未必有如伊者！”清廉固然是陈瑸的高贵品质，但他对国家和人民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政治上的作为，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政治才能和实干作风。陈瑸是廉与能相得益彰，而以能著称的。他从政二十余年中三次主政台湾，共历时九年，为宝岛台湾的开拓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为连缀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血脉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