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中国怎么会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日本提出独占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使梁启超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太严重了。当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极力促使北京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站在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收到联合美国抵制日本的效应，保住中国的主权。
当1917年7月段祺瑞依赖梁启超的策划起兵讨伐“张勋复辟”得手重新组阁后，梁启超当上了财政总长，任务无疑是为新的内战筹措经费。当时，孙中山在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下南下广州组织了“护法”国会与军政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内战势不可免。梁启超再度显示了他的机智，在同年8月14日即广州军政府成立前夕，说服段祺瑞抢先以中国合法政府的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对德奥宣战的布告。
梁启超虽然替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争得了“合法”地位，从而使广州政府难以获得列强的承认，却没有坐稳财政总长的位置。北京政府财政空虚，而各路军阀却不断向它要钱，作为拥护段祺瑞反对孙中山的代价。梁启超只好违反抵制日本的初衷，向日本银行团借钱济穷，主持签订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不消说要以主权作抵押。这立即让人们想起“二十一条”，于是舆论开始集中攻击梁启超。1917年11月，梁启超被迫辞职，从此告别了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给力主中国参战的梁启超带来了出头机会。他很快取得了新任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由政府提供大半旅费，以个人资格前往欧洲。
梁启超这次到欧洲有一个重大政治使命，就是担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但他很快发现，这个顾问可不好当。原来，徐世昌任总统后下令南北休战，并在11月一战结束后获得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响应。双方派人共同组成专使团出席巴黎和会。
中国的专使共五人，首席代表为北京政府的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代表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国和日本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好朋友顾维钧。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要求和会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十四点主张，取消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操纵和会的所谓四个强国，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国，那么主持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就非常关键了。梁启超在1919年3月中旬发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根据威尔逊的主张，密约可望取消。
就在美国还没有对青岛是否转让给日本作出公开表态，中国的外交态势似乎有利之际，专使团内部发生了内讧。来自广州方面的王正廷突然给上海发电报，指责专使团中“有些卖国贼”。据广州方面的解释，这些卖国贼包括陆徵祥、顾维钧、梁启超。梁启超意识到王正廷这样做，是想在大功告成之际，抢夺别人的功劳。面对自己受到的造谣中伤，梁启超决心表明立场。
当4月30日形势急剧逆转，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秘密开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梁启超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给他在国内的好朋友林长民（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报告这一消息，请他公之于众。
林长民接到电报后，立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草了一篇题为《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的文章。5月2日，《 晨报 》在头条位置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登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敲响“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还发出“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的号召。
本来，北京学生受到王正廷指责的鼓动，已经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使团内的“卖国贼”。陆徵祥作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有“卖国”的前科。至于顾维钧呢？他本来是著名的亲美外交家，但据谣传他马上要跟北京政府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即将转向亲日。
中国人一向喜欢将“治国”当作“齐家”的延续，即便是受到《 新青年 》影响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家政事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责，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他们马上查出北京政府中的“卖国贼”，就是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北京学生义愤填膺，决定在1919年5月7日即袁世凯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举行反对政府亲日卖国的大游行。
谁知出乎广州政权的意外，经过林长民迅速将梁启超的电报公之于众，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政团和组织纷纷召开会议，力图补救。5月3日，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外交失败。从而将举行游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梁启超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角，但梁启超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挑动者，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偶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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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小传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1888—1985）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早年留学美国，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任外交部参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下旬，日本对德宣战，借机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 》。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 二十一条 》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
1918年冬，顾维钧与其他几位中方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国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中国代表团的形势十分不利。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外交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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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顾维钧
1922—1926年，顾维钧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主义运动震动了世界，中国也受到强烈冲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成为潮流，许多革命社团和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当时最负盛名的是“南陈北李”。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因安徽在河北的南面，故称为“南陈北李”。他们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抨击时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真诚地交换了意见。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革命的曙光就要出现了。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各地建立了一批党的早期组织：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陈公博等在广州，周佛海等在日本，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首任驻华代表马林乘坐“阿切拉号”轮船到上海，不久，尼克尔斯基也到上海，他们很快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建立了联系，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后，他们建议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党的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是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利用这种社会关系为党的活动作掩蔽是很有必要的）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三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没有参加。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23日到30日，前后八天时间，会议进行得较顺利。然而，一个突发事件使后来的会议被迫中断。
7月30日晚八点多钟，会议开始不久，一名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人们询问这个不速之客时，他含含糊糊地说：“我找联社的王主席。”后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然后急忙退了出去。李汉俊寓所附近确有个“联社”，但此组织没有姓王的人，也没设主席，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在场的人先后离去，只剩陈公博、李汉俊两人。
果然，十余分钟后，法租界巡捕便包围了会场，闯进室内，监视陈、李两人的行动，并进行搜查，发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但这没使他们产生怀疑，当时的党纲就放在抽屉里，巡警们看它是一张薄纸改得一塌糊涂，认为是一张废纸，连看都没看。
“你们开什么会？”巡捕用法语问李汉俊。
“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 新时代丛刊 》问题。”李汉俊说。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学术问题。”
巡捕们又问陈公博，陈公博用英语回答说：“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巡捕们找不到证据，只好离去。
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下去，只好转移会址，代表们分两批离开上海去嘉兴，因考虑马林、尼克尔斯基出现在嘉兴易引人注意，陈公博因害怕，携妻子李励庄到了杭州，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所以他们三人没去。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到达了嘉兴，便租了一条游船，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船的中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身份作掩护。这天，小雨连绵不断，湖上游人稀少，四周一片寂静，清风徐来，水波荡漾。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共的纲领等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下午6时左右，大会胜利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