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军阀张勋带领他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拥立末代皇帝溥仪复位，复辟帝制。所以遗老遗少们才上演了一幕幕丑剧。事情要从“府院之争”说起。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共同执掌北京政府。其实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各个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寻找靠山。黎元洪投靠了英美，段祺瑞投靠了日本。这时欧洲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极力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国宣战；而英美担心这样一来会使日本独占中国，他们的利益有受损害的危险，就指使黎元洪反对中国参战，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府院之争”。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
后来“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段祺瑞要求解散国会，而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整个北京都闹翻了天。为了能消灭对方，府院双方都极力拉拢各军阀势力，张勋则是被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
黎元洪认为，张勋本来是找德国人做靠山的，他肯定反对段祺瑞的势力；可段祺瑞想，张勋向来是赞成帝制反对共和的，如把他拉拢过来，黎元洪这个共和国总统是无论如何也当不成的。于是，两人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带着辫子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
张勋接到两人的邀请电后，大为欢喜，认为恢复大清帝国的机会到了。他派手下心腹刘廷深先到北京，和清朝复辟势力秘密串通。然后他带领五千名“辫子军”从徐州出发，第二天就到了天津。
他先去拜见段祺瑞，段祺瑞怂恿张勋赶快带兵进京下手，并表示支持张勋复辟清朝。张勋得到段祺瑞的支持，胆子更壮了，就撕下“调停”的假面具，限黎元洪在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就打进北京。
黎元洪本想请张勋来为自己解围，没想到请来的却是自己的仇敌。请鬼容易退鬼难啊！他只好下令解散国会。
听说张勋要进京，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复辟分子们乐坏了，他们做梦都盼着“复国”呢。末代皇帝溥仪还派人跑到天津，催促张勋赶快动身进京。张勋果然神气十足地到北京来了。
张勋进京的第二天，黎元洪派人去请他。张勋到总统府后，趾高气扬地命令黎元洪说：“把优待清室的条件（指保留皇帝称号，每年拨款四百万元，仍旧住在故宫等）写进宪法，把孔教定为国教，我的军队要增加二十个营。”黎元洪无可奈何，一一点头答应。
接着，张勋就叫手下的人给各省督军发电报，让他们取消独立，天津的“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也要取消。他自己则穿上清朝时的官服，戴上红顶花翎，到故宫去给溥仪“请安”。鼓动溥仪重新上台。溥仪给他很多赏赐，张勋更是感激涕零，决心加快复辟步伐。
过了不久，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和清朝遗老也都集中到北京来了。他们和张勋一起秘密商定了复辟计划：一是要搞突然袭击，不可前怕狐狸后怕狼，畏首畏尾；二是要不计成败，孤注一掷，失败了就撤退到内蒙古，继续干下去；三是决定7月1日凌晨动手。
1917年6月30日晚上，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了北京城，立刻占领了要害地点，实行全城戒严。他又派人去找黎元洪，要他把大权交给清廷。黎元洪拒绝交出权力，赶忙跑到日本公使馆去避难。
7月1日清晨，张勋穿着蓝纱袍、黄马褂，戴着红顶花翎和朝珠，率领康有为、王士珍等五十多人来到故宫。已经穿戴齐整的溥仪出宫升殿，坐上了“龙座”，阶下的辫子兵高呼：“万岁！万万岁！”张勋等分班趴在地上，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口称奴才。礼毕，张勋上句不接下句、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 吁请复辟折 》，算是演完了“朝贺”的礼仪。
接着，复辟小朝廷连续颁发康有为写好的一道道“谕旨”，宣布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当年为宣统九年，五色旗改为黄龙旗，由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等等。接着就大封复辟“功臣”，张勋“功劳”最大，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和其他复辟人物，也各有封赏。
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听说已经复辟，弹冠相庆，纷纷穿上清朝时候的服装，拖着长辫子，摇摇摆摆，丑态百出。
但是，复辟帝制毕竟不得人心，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宣布与复辟势力不共戴天。
段祺瑞看到通过张勋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也翻过脸来变成了反复辟的“先锋”。他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号，在天津组织了自任总司令的“讨逆军”。
段祺瑞的讨逆军分别从天津和保定出发进攻北京，张勋的辫子军节节败退溃散。躲在日本公使馆的黎元洪因为做了一件错事，不好意思再当总统，就发布命令，让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并派人把总统的大印交给段祺瑞。段祺瑞打进北京，复辟狂们又脱下袍褂翎顶，把辫子盘在头上，纷纷逃散。
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好逃到荷兰公使馆躲藏起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喧嚣了十二天的张勋复辟丑剧，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相关连接
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北洋军皖系首领。安徽合肥人。从小站练兵时起即追随袁世凯，是袁的得力干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另二人是王士珍、冯国璋。段于1917年任国务总理，曾经镇压五四运动，最后病逝于上海。
新文化运动
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事件发生后不久，从1915年的冬天到1917年的夏天，两次复辟帝制的运动使全国骚动不安。旧式官僚们为准备即位复辟事宜，忙得不亦乐乎；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群众，四处流传着“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这样，新建的民国不但对外遭受国耻，同时还由于国内军阀、旧式官僚的阴谋策划而险象环生。处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忧虑重重地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一大批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了新的观念，他们积极宣扬先进的思想文化，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落后，与旧士绅、旧文人集团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那年秋天他在上海创办了《 青年杂志 》（就是后来的《 新青年 》），成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由于军阀政府的压制，当时的报纸出版业十分萧条，可是陈独秀一个人勇敢地站了出来，编辑杂志，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
他在创刊号《 敬告青年 》一文中，针对复古派宣扬封建迷信、愚弄欺骗人们的阴谋，提醒人们要重视科学、学科学，“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他认为，破除迷信，只有依靠科学。他公开提出拥护“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他说：“要拥护那德（民主）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科学）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先生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起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他表示：“若因为拥护德先生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敬告青年 》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
陈独秀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曾经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的支持。李大钊也在《 新青年 》上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旧文学、旧传统攻击。李大钊指出：孔子生于专制时代，当然要为封建制度立说，孔子是保护君主政治的偶像。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青年 》成为反封建专制的思想中心。
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被黎元洪总统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主义者之一。
蔡元培素来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坚持认为凡在理性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在大学里都应该有传播的自由。这样，北大的教授中间就集中了许多意见分歧的人物，从著名的保皇党、守旧派与复古论者，到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包括在内。上任不久，蔡元培聘请当时已到北京的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1917年夏天，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的胡适也来到北大文学院当教授，他采用西方的哲学体系来讲授中国哲学史，与传统的见解大不相同，令学生们耳目一新。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应邀加盟北大。其中有文字学家兼音韵学家的钱玄同，语言学家兼诗人的刘半农，诗人兼书法家的沈尹默——他们都是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周作人、吴虞相继被聘为教授；李大钊也来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
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云集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 新青年 》和北京大学走到一起后，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为基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17年1月，《 新青年 》上发表了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 》，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发表易白沙的《 孔子评议 》、吴虞的《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等文章，以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剖析儒家孔教的危害，教育指导人民要认清封建文化思想的本质。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 》中疾呼：“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价的社会文学。”
1918年，《 新青年 》决定改用白话文，用实际行动来反对文言文。陈独秀动员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 新青年 》写白话小说，也因此，鲁迅结束了抄古碑的苦闷生活，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之后，他陆续发表了《 狂人日记 》《 我之贞烈观 》等小说和杂文，逐渐成为新文化思想革命中的一员主将。《 狂人日记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成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在《 新青年 》的带动下，一些进步刊物纷纷改用白话文，由此引发了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新闻界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的改革。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开始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抨击反动军阀。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新文化的文学和思想启蒙运动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是，这些领导人物的见解和兴趣本来并不全然一致。比如陈独秀和胡适就是很好的一对例子，陈独秀觉得在政治方面做改造以前必须先破坏旧的传统观念，而他的兴趣主要偏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而胡适和大学里的许多教授一样，他们对文学和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兴趣。当大家投身于非政治性的活动时，分歧还不明显。一旦陈独秀和李大钊越来越激进，创办《 每周评论 》猛烈抨击政治的时候，其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逐渐变得更加保守、缓和，并且避免卷入政治旋涡。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后，这样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新文化运动就在分裂中结束了。它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人们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促使人们多角度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相关连接
胡适倡导白话文
有一次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５个字：干不了，谢谢。”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的改革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思想多变，博得了“善变政客”的恶名。他年轻的时候是宣传维新变法的号手，变法失败后，一度坚持君主立宪，鼓吹“开明专制”，一度赞扬革命，想跟孙中山、章太炎合作。到了民国初年，他又化身为拥护共和制的明星。两次君主制复辟，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用武力拥戴溥仪重坐龙廷，梁启超都是讨伐战争的策划者，这也为他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誉。大家知道吗，梁启超还是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直接挑动者呢！
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拥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进行示威活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他的历史取向与未来效应，海内外学者到目前为止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毫无疑义的是，他的导火线则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出卖“国权”。
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正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坐在凡尔赛宫里，密切注视美英法意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方即所谓的协约国的头头们，如何就曾被德国侵占而后又被日本“承继”的中国领土青岛的主权问题进行争斗。同时，梁启超作为由北京上海的各界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不断将列强间关于“交还青岛”的交涉动态，发电报通告国内。
中国曾经站在协约国这一方向德奥宣战。当1917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认输而告终，曾使众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十分振奋，以为随着“公理战胜”，站在“正义”一方的中国，从此不再会遭受“强权”的凌侮。那转折点当然首先是和会将主持“正义”，在山东半岛问题上，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的权益。可是在1919年1月开幕的巴黎和会，实际进程正好与中国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最终证明大战后的世界仍然是强权政治占主宰地位。理想的幻灭必然化为愤怒，当和会终于同意日本的蛮横要求，这时中国人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拥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为契机，化作决堤的洪水，便是历史的必然了。
然而五四运动恰巧在1919年5月4日那天发生，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造成这一偶然性的因素很多，但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现场报道，无疑起了引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