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地方发生灾害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帮助受灾地区的同胞，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它表现出的才是道德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有这样的氛围在，每个人都是受益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受灾，而如果有这样的环境，你帮助受灾的人，当你受灾的时候，别人帮你的几率当然会更大些。这是对谁都有利的。
但是很多人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将之变了味道，他们将道德当成了戒律，不仅别人没有捐款的时候，他们会用道德大棒打击那人，当别人捐得少了，依然会这么做，这就是另一种温情暴力了。
当有灾区出现的时候，各路企业自然是捐助的大户，因为他们有钱。可是，即使再有钱，肯定也要出于自身的考量，根据自己的现金流和利润资产情况来决定到底捐多少钱。可是在道德卫道士们的眼里却看不到这点，他们只是盯着那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如果两家声誉差不多的企业，一个捐得多，一个捐得少，他们就会说那捐得少的企业没有道德，是不够善良的。这就是畸形道德观念的另一种表现了。
不要做一个畸形道德观念下的暴力者，要明白道德的真正意义是对每个人都有利，而不是一种散发内心积郁的渠道，更不要将其当成是一种武器。
畸形心态，才会看见他们的“伟大”
既然我们有用道德打击别人的传统思维，又有着用道德衡量一切的惯习做法，那么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点。
有些盗贼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让别人喜欢，既赚得钱财又拥有好名声，就想出了另一种“正义”的强抢，那就是“盗盗”，即抢强盗的钱，行话叫作“抢蛋”。
“抢蛋”行为一般这样实施：先摸清同行们的老巢，之后在外面时刻观察。待到强盗们集体出动去讨活计的时候，他们趁着对方老巢空虚，去偷或者抢。这时候强盗老巢内没几个人，自然好对付。有的则是更加胆大一点，事先侦察好强盗们的行走路线，然后堵在路上，玩一出强盗抢强盗的游戏。这类人是盗贼中最为狡猾的，因为他的偷抢对象是强盗，那么他们可以说自己不是在偷盗，而是在做好事，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偷盗者，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对这样的人，官府没有具体的惩罚条令，盗贼们又没有办法制服他们，可谓是狡猾之极。
《清稗类钞》中就曾介绍过类似的故事，其用心之深，让人惊叹。杨某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常年在江湖上行走，以摆渡为业。
有一年，杨某去苏州，中途跟四艘强盗的船一起停泊在一个港口。天黑之后，杨某怕盗贼打他的主意，来抢他，便定了一条计策，先将盗贼们震慑住。他拿了一根竹篙，然后去盗贼的船上借火。盗贼们说你拿的这个竹子太粗了，不好点。杨某就双手用力，将竹篙捏碎了，弄成了一条条的小竹条。盗贼们看到杨某露了这一手，很是吃惊，便邀请杨某到他们的船上，殷勤款待。
第二天，杨某问盗贼们要去哪里，盗贼们说去劫苏州城外的一个典当行，并说谁能想出好主意，就让谁做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杨某听了之后，笑着说只要你们听我的，包你们不费吹灰力便能得手。然后他就说出了自己的计策，群盗听了，不禁赞叹。
两天之后，一行人到了地方。杨某和一个盗贼装作仆人模样，拿着名帖来到典当行。他们撒谎说自家主人要去某省赴任，没想中途遇到了盗贼，被抢去了九只皮箱，五只黑的，四只黄的。如果有人拿着这样的箱子来你这里典当，希望能够到我们的船上报告一声，我们好派兵来抓，如果抓住了盗贼，家主人愿意以五百两银子为谢礼。之后说了他们船只停泊的地方，便走了。
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人提了九只皮箱过来，外形跟杨某描述得一样，要典当银子。店主见状，便将那人带到了后院，打开一个箱子，里面全是衣物。店主故意拖延时间，因此拿着衣物跟那人争论品质好坏。这边早已经叫家人去杨某船只停泊处找人了。
没多久，杨某带着十来个穿着卫兵服饰的人就到了。他们进了典当铺之后，就命令正在柜台上交易的客人马上离开，要关店门。那些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以为怕贼跑了，因此让自己出去并关上大门，便一个个都走了，谁也没有多想。
店门关上之后，杨某一行人马上抽出腰刀，制住了店伙计，然后将其押到了后院，拿出箱子里的绳子等将伙计们捆了起来。原来，那些箱子本就是杨某同伙拿来的，只有第一个是衣物，其他都是些绳索之类，用于抢劫的东西。
绑完了人之后，自然就是抢东西了。杨某众人将店家的值钱物件和现金银钞都搜了去，满满装了几大箱，然后又在店铺内找了些吃食，饱饱地吃了一顿。天黑之后，运着几箱子钱财，回到了船上。
他们抢来的东西，一大半放到了杨某的船上，其余的放在了盗贼们的船上。半夜的时候，杨某喊起了自己的伙计，让其扬上帆，开船跑路。他们刚走不远，盗贼们就发现了，也赶紧扯满了帆，从后面追了上来。可是没一会儿，盗贼们的船帆桅杆就被风吹断了，只能看着杨某越开越远，毫无办法。
后来，盗贼们才发现，他们船上桅杆的断裂处都有被锯过的痕迹。这才明白，他们跟杨某一同去抢劫的时候，杨某就已经命令自己的伙计在船上干这些事了，将盗贼船上的桅杆都锯出了豁口，因此船帆张起来之后，桅杆一受力，便断了。这都是杨某的诡计。在一般的人眼里，贼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我们一直信奉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那这偷贼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因此，部分人会给予杨某点赞。
而且，强盗是有些人不喜欢的，这些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倒了霉，便会高兴。而那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倒霉的人，就必然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了。我们总是把能够给自己带来心理愉悦的人当成是好人。这种想法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即使那人用了并不光彩的手段让我们获得了愉悦，也去喜欢他，那么就有问题了。这种风气一旦形成，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都是受害者。
由此可见，人们的思维，大多时候是只讲立场不分是非的。哪怕你是个贼或强盗，只要你愿意对付我的敌人，那么我就当你是朋友。多么可怕的一种思维！不过在我们的身边，却满是这样的人。
很多人都是以《古惑仔》那类的电影里面的黑帮人物为偶像的。看那些黑帮、流氓的电影，会从中找到情感释放，从而获得快感。觉得他们江湖、仗义，却不明白，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一定是众人的噩梦。
这就是心理补偿机制了。因为长期受到道德的压制，总做些自己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因此心理会变得异常压抑，情绪上也会很紧张，所以不管什么渠道，也不管正义、善良与否，只要能将这情感释放出去，也就不在乎了。
很多人却不知道，在自己眼中的那些所谓侠盗、仗义江湖的好汉，不仅不值得崇拜，而且还往往是些穷凶极恶的家伙。
李逵就是一个杀人恶魔，他平生所杀无辜无数，而那些无辜，正是跟我们一样地位的生活在古代的寻常百姓。
当然，李逵是小说里的人物，有人会觉得说服力不够。其实，这是不切实的，不管李逵是否存在过，只要我们认同他的做法，就说明我们的思想中有一些太过邪恶、太过暴力的成分，这跟李逵是否存在过，没有关系。而且，史书里，这类人也是不少的。他们手段残忍，完全没有道义。在这一点上，一个比较奇异、巧合甚多的故事可供参考。
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广东地方盗寇甚多，难以平定。于是曾国藩招募乡勇，进行训练，组成了湘军。在招募过程中，有一个叫作王友雄的人，也应征入了伍。这王友雄二十多岁，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儿子，儿子刚刚满周岁。他从军之后，就跟家人断了联系。家中一切都是靠着妻子在维持，苦是自然不会少吃的，不过还好，虽然不富裕，但至少还能自给。
慢慢地，王友雄的儿子一点点长大了。因为家中贫困，没有钱上学，王家小子早早就闲在家里了，整天就是跟一些无赖瞎胡混。时间久了，养成了流氓性格，最后沦为强盗，有时候划着船在河上胡逛，遇到单身客商，就上前将甚杀掉，然后抢些钱财来。他母亲虽然知道他在做这些坏事，但无奈孩子已经长大，早已管束不住，因此也只能干看着。
王友雄当兵多年，也立了些战功，最后被提拔做了都司。无奈他目不识丁，不能给家里写信，所以二十几年来，也没跟家里联系过，儿子当了强盗的事自然不知道。
又过了几年，王友雄被调往兰州当差，他想自己离开家二三十年了，妻子也不知还在不在，怎么说也应该回去看看了。于是，他趁调职的间歇，带着行李，水陆奔驰，一路往家中赶去。
到湖南境内之后，王友雄雇了一条船，想要直接坐船回家。船上的四个人都是划船的好手，因此船开得很迅速，王友雄见马上就能回到家了，不禁也有些兴奋。可没想到，半夜时候，船被划到了僻静处，几个划船的人拿着刀进入了船舱，用刀逼住王友雄的脖子，让他交出钱财。王友雄一见此情景，赶紧下跪求饶，求几个人放自己一条生路，结果对方不干，后来王友雄求他们给自己留个全尸，四人同意了。于是，他们将王友雄抬了起来，扔到江里去了。
王友雄自小在江边长大，深谙水性，而且身上还有点零钱，于是自己游到岸上，又买了套新衣服。然后一路边走边打听，最终找到了家门。
回到家后，王友雄的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跟妻子一番解释之后，妻子才确定这就是自己的丈夫。两人叙了离别苦之后，妻子问王友雄怎么没带行李，这一路是如何回来的。王友雄便跟妻子说了自己在路上的遭遇，说完之后两口子嗟叹不已。
后来王友雄问妻子，儿子去了哪里。妻子告诉他说，跟一些无赖出去玩耍，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妻子正在给王友雄介绍儿子的境况时，家门被打开了，有几个人抬着大箱子走了进来，王友雄一看，正是自己被劫去的行李。没一会儿，一个男子大喇喇走了进来，正是抢劫王友雄的那几个人中的一个。那人进来后，王友雄的妻子马上将他拉了过来，让他认父亲。原来，这人就是王友雄的儿子。
男子见到王友雄，不禁惊诧异常，勉强拜见了，之后坐在那里神色慌张，一副不安的模样。王友雄知道他紧张的原因，因此好言劝了几句，让他别放在心上。
不几天，王友雄召集了乡亲父老，一起来到了祖宗祠堂大摆筵宴。
一番推杯换盏之后，王友雄将儿子用锁链带到了祠堂，述说儿子的罪行，然后拔刀出来，要杀他。父老乡亲们一见，马上上前求情，儿子也跪在地上求饶。可王友雄不听，凛然说道：“我从军几十年，杀掉的贼人不计其数，岂能独独放过自己家里的贼呢？今天我就要为社会除去一害。”说完，就将自己的儿子杀死了。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王家儿子是恶的，可谓罪有应得，但由他的父亲来执行这刑罚合适吗？儿子的堕落，跟王友雄的离家和抛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儿子的今天跟他也是有着莫大干系的，他儿子可能欠别人的，但他绝对是亏欠自己儿子的。但他还是做了，而且做得大义凛然，这就是古时候的父子所属关系使然了。
王家儿子跟所谓的盗亦有道、劫富济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就是一个恶魔，不仅抢人钱财，还害人性命。
然而，在历史上，强盗们主要干的就是类似王家儿子做的勾当。我们心中的所谓“侠盗”和令人羡慕的黑帮老大的正义、义气形象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形象的人，大都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而且即使是艺术作品，也只有畸形的心理才能看到他们的“伟大”。
我们一厢情愿地将情赋予他们身上，不过是内心的暴力和压抑的一种外泄罢了。中国人被各种礼教压抑得太久，因此心中对自由有一种病态的渴望。更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真正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自由，而是毫无约束的绝对的自由。而强盗们和黑帮的老大，所拥有的正是这种凌驾于别人人身权之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这类文艺作品被吹捧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对绝对的自由有强烈的渴望，但由于胆小，现实中往往不敢表露，而且已经被礼教洗脑了的人们，即使想要表现，也会被加上一个“义气”“锄强扶弱”的标签。因此侠盗们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强盗们更多的时候不是义气的宋江，而是残忍的王友雄的儿子。
历史上真正困扰着老百姓的，还不是王友雄儿子这类的强盗，而是更加残忍和可怕的一种，那就是官匪。这些人，才是最让人齿冷和心寒的。强盗们虽然凶残，但至少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官府会管着他们，但是官匪就不一样了，他们本身就是为老百姓主张正义的，如果他们开始行偷抢之事了，那么，能管的人就没有了。
民国时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杭州的一个镇子里面，有很多当铺。盗贼们对当铺内的财物垂涎欲滴，老早就盯上了，因此镇子里常常会发生偷抢的事情。但普通百姓们害怕盗贼报复，因此虽然本地治安很乱，也没有人敢于出声。后来，当地的几位知名人士对此感到忧虑，就联名上书给上级官府，祈求派官兵来，惩治盗贼，还百姓安宁。
不久，上级官府果然派了一队士兵来。当地百姓知道这件事后，欢喜异常，觉得这回有人保护，治安肯定就不会差了。
可是，任谁也没想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镇子里突然来了一伙强盗，都用黑炭涂黑了脸，手里拿着各式武器，见什么抢什么。而上面派来的驻兵，并没有抓捕这些强盗，反而紧锁大门。
又过了一些天，有人抓住了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的盗贼之一。审问之后，那人说自己是官府的人，正是上面派来驻守的士兵之一。人们将这个事情说给了上面派下来的驻防队长，要他严惩自己的部下，查办当天参加抢劫的人。但是，这个请求被对方严词拒绝了，驻防队长拒不承认自己的士兵参与强抢民财。众人无奈，就将自己抓到的人带给驻防队长看。可是，驻防队长却一口咬定，这个人早已经不在这里服役了，很久之前就离开了队伍，不再是他的人了。
最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不过这些派驻官兵虽然残暴，但多少还知道避人，选择天黑后涂了脸出来。而有些就近似于大白天明抢了。据载，清朝时候，青浦地方的赵屯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贼窝。
这个贼窝的老大姓姚，从小就做贼，在当地非常有名，附近的贼人们都投奔到了他的门下，寻求庇护。
这伙贼人非常猖狂，附近一带的人家，如果丢了东西的，都可以到贼窝去认领。不过，东西可以任你去认，但想要拿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要付一笔钱，叫作赎金，而且，不能讲价，如果想要划价，那么东西拿不走不说，搞不好家里还会接着丢点什么。
这伙贼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呢？原因就是他们跟衙门的衙役捕快都有联系，那些人是从这贼窝中抽取利润的。正是这官匪勾结，让贼人们如此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