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盗贼们的恶了。强盗除了抢劫，往往还会干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即引诱年轻人入伙。
一个家庭被盗贼偷抢了，不过是丢失了些财物而已，如果自家的孩子被对方盯上了，被训练成了贼，那么损失就更大了。然而，许多贼人都干过这类的事情，这是他们身上最大的恶。
过去，由于生产力低下，底层人家很少有精力照看孩子，一般都是大人们在忙，而小孩则处于放养状态。这些没有太多人管的孩子，往往就成了盗贼们教唆的对象了。
当盗贼们看中一个孩子之后，便会主动接近他。比如给他买些糖球之类的东西，以获得他的好感。之后，便开始带着这些孩子们出入各种消费场所，比如说饭馆。
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没见过好吃食的，突然有人带自己去吃大鱼大肉，自然高兴异常。吃完饭之后，盗贼还会带着他们去玩。小孩子贪恋食物、玩具，自然愿意跟着这些人厮混。等到一段时间之后，贼人们突然停止对小孩子的讨好，一连几天不去请他们。这时候，小孩子们就会很失落，主动去找贼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再带自己去吃喝玩乐了。
而这时，贼人们则开始自己的邪恶计划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跟小孩子说，你也不小了，总不能一直依靠我的接济，要学着自己赚钱买东西吃，而且，就算我想总是接济你，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在火候把握得差不多的时候，贼人们则会趁机问他们是否喜欢之前天天下饭馆逛园子的生活，小孩子自然是点头的。于是贼人便引诱他说，我可以教你一门手艺，学会了，你自然就可以继续过之前的日子了。
小孩子没有定力，也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听到有这种好事，自然点头答应。于是，盗贼们便正式收小孩子为徒，教他们偷窃本事。这样，一个本来良善的孩子，就被盗贼们一步步引向了深渊。不过，更为可悲的是，当这些小孩子做了很多年的贼之后，还会跟当年师傅骗自己一样，去骗跟自己小时候相同处境的孩子们。
这种对孩子下手的卑鄙手段，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也没人奈何他们。
真正危害着我们的，不是盗贼们的强抢行为，而是人们对盗贼们的错误认识和宽容，这才是最大的危害。它让我们从内心积聚起了暴力，虽然这暴力未必释放出去害人，但即使积压在心里，也是不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
“非理性”真一无是处吗？
街的正中心，是一家赌场。里面非常热闹，赌博的，喊好的，围观的，满满一屋子人。这时，从街角走来一个混混模样的人。他径直走到赌场门口，站定后竟毫无来由地骂了起来，说这家赌场不懂规矩，不向自己纳贡，还嚷嚷着让赌场老板让出位置，交给自己经营几天。小混混的叫骂很快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屋内参赌的人都停了下来，静静地看着，不仅想看小混混要做什么，更是想看看赌场老板如何应对。
赌场老板开始就看到这事了，不过一直没作声，待那小混混骂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叫人找来给自己看场子的打手，叫他们去处理一下。打手们接到命令，便拿着木棒等武器对那小混混殴打起来。那混混没有还手，而是护住裆部，任他们打，同时，嘴里依然不停地在叫骂。在众人殴打的过程中，赌场老板一直在旁观看，他在看那流氓的反应，同时也是在控制局面，以免打出人命。
打了一会儿之后，赌场老板觉得已经可以了，便命令手下们住手。之后叫人扶起那混混，并将其抬走进行医治。待混混痊愈了，赌场老板命人每天给他一两吊钱，让他以后不再来闹事。
这曾是发生在天津赌场的真实故事。讲的是市井流氓对赌场进行讹诈的手段。在他们的行业里，是有规矩的，如果来挑衅的小混混像故事中的那个一样，挨得住疼，那么，他就可以讹诈成功，每天获得一定数目的钱钞。如果这个小混混挨不住疼，在挨打的过程中求饶或者说软话，那么，他就会被人拖走，扔进臭水沟里，不会有人再管他。而且，他不仅拿不到钱，以后走在大街上还会遭到别人的嘲笑。这是天津讹赌流氓们的规矩，也是我国历史上各种参与赌博人群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赌博，在我国非常普遍，而且是历史悠久。相传，赌博最早是由夏桀手下的大臣乌巢发明的。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这一结论并不足采信，认为将这种事完全安放在一个人身上并不严谨，但它至少说明了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赌博。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赌博仅是游戏的一种，是人们在闲暇时候娱乐的方式之一。人的潜意识中都有战胜他人的欲望，而赌博中的输赢，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再加上赌博这种靠运气的游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更大的刺激，因此才慢慢地流行开来。后来，随着物质的丰富，社会中出现了剩余的生产资料，人们有了私产，才慢慢出现以实物或钱财做赌注的赌博形式。
虽然如此，以打发时间为目的而赌博的人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参与赌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这类的人中，如今，以退休老人为主体，不管我们走进哪个公园，都可以看到很多老人，三五成群，有的打麻将，有的打扑克。他们赌注很小，甚至没有赌注，牌技也不怎么样，但都玩得非常认真。古时候，以娱乐为主的赌博群体可不是这些老人，而大都是青春少女或贵胄夫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赌博与女性应该是无缘的，其实不然。我国封建时代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形态比较特殊，一直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集权统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女性的生活其实很难。
如今，我们都知道，人的需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需要，另一部分是精神需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残缺，就会导致另一个被无限放大。比如，一个只看重物质需要而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人，会将对物质的喜好和追求放大到无限，从而导致其对物质的追求慢慢演变成对物质的崇拜，成为物质的奴隶。这时候，守财奴就产生了。而古代中国的女性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的，她们生活的时代，外部环境扼杀了她们追求精神需要的可能性，她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人身活动自由。她们被要求不可以随意出门，更是被要求不可以读书认字，她们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非常小。
同时，中国的女性在感情生活中也是非常被动的，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在我国古代，人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只能被动接受。
那时候，婚姻并不是当事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人们更在意的不是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是否愿意生活在一起，而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因此，这中间就有了很多的繁文缛节，相亲等形式并不是给当事人试探彼此的机会，而是两个家族在交流中感觉对方是否有诚意，是否对自己的家族有好处。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最终敲定两个人可以联姻了。但此时，要结婚的当事双方往往还没有见面。
新人的见面自然是在新婚那天的晚上，也就是洞房花烛之夜。这时候，男女二人已经是夫妻了，但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样貌和生活习性，却注定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而且，他们还要在当晚完成男女成人和传宗接代的大事件。也就是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要被迫将两人的关系调至最高温度。
关于这种略带畸形的男女关系，很多人都有过相关的论述，易中天先生就曾在他的书中写到过：“中国古代的女人，要在新婚之夜被一个叫作丈夫的陌生男人强奸。”这话听起来可能会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事实确实如此，这种关系真的跟强奸没有太大差别。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英国科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他的书中将人类的异性亲密行为分成十二个步骤，他认为，从两个人第一眼相见，到性交，要经历十二步。如果这个过程严重缺失，就相当于强奸。这也算是古代男女关系畸形的另一个佐证。
新婚之夜后，中国古代的女人就开始了自己劳碌的一生。她们的一生大都是辛苦的，在我国古代，礼制非常严格，刚进门的媳妇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她必须服从于婆婆的统治，对婆婆言听计从，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熬，等待。等到有一天她老了，有了自己的儿媳妇之后，坐上了婆婆的位置，就可以对媳妇作威作福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人们能做的，就是付出，只有那些默默付出，勤劳一辈子的人，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好评，在家里也能少挨些白眼。
这是对女性的剥削，但其实，人们也有自我剥削。古时候，由于自然条件、战争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限制，人们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这艰难的生活，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古时候，人们必须与大自然对抗，必须要向大自然无限地索取，才能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然而，大自然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首先，向它索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次，地理环境决定了，大自然也没有太多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于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养成了两种典型的思维。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面对有限的资源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敌人，强烈的竞争，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莫名的敌意。第二，就是自我剥削。
效率低下的人们，面对残酷的大自然的时候，获取生存品的唯一途径就是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必须要让自己忙起来，而且是不停地忙。同时，也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让自己变得无欲无求才可以。
事实上，古时候的许多人格，也的确产生于此。人人都贪图安逸，但是我们却没有安逸的条件和环境，但我们却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至少是让自己的精神不那么苦闷。于是，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自欺欺人的看法，认为懒惰、贪图享受等是罪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掩盖自己失败的事实，在内心中给自己一点点安慰。
这是一种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古流传的农民式的带有禁欲和自虐色彩的“勤劳”和“简朴”不过是出于对灾难或者对贫穷的恐慌罢了，这是另一种紧张。人们的忙碌不过是应对灾难的一种下意识反应，出于对灾难的恐惧，而不是为实现自我去奋斗。
这种思维不好用对或不对去界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是能够产生冲突的。
如今，果腹不再是人们的当务之急，我们也终于有了安逸的可能和条件。但由于从农业时代到现代工业信息时代过渡太快，我们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因此，会产生观念上的冲突，尤其是代际观念上的冲突。
很多老一辈的人，是经历过那种灾变式的凄苦的，因此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勤劳”“自我剥削”的印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无意识思维。但生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们，则并没有这种思维，而是觉得，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放慢一些，应该有适当的享受。这时候，两者便有了很多冲突。
年长的人，觉得我们的传统正在丢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思进取。这些，都是社会转型过渡期的产物，将其看淡就好。老人们可以继续自己的勤劳，年轻人可以继续自己的享受，各自为政，互不干涉才是淡化这种观念冲突的办法。
当然，这中间也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老一辈的人中，有一些头脑中还有强烈的灾变意识，因此，当新时代来临，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他们会疯狂地攫取物质，这么做的目的不仅是让自己有安全感，还有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量的打算。他们觉得，自己幼年时受过无数苦楚，现在物质丰富了，就应该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这种苦楚，从而给下一代更多的溺爱。这种溺爱，造成了年轻一代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这也是转型期的一种矛盾或说乱象。
后宫的女人天生爱赌
有一个群体比正常的女性还要悲惨，那就是皇宫中的女人。古代中国奉行家天下制，整个国家都是属于皇帝一个人的。所有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也是他的私有财产，自然也包括女性。因此，皇帝是可以随意纳妾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皇帝在纳妾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有大臣用礼制加以干预，也有干预成功者，但大多数时候，皇帝们往往都能够得手。
皇帝只有一个，但他的妃子却有无数，这就造成了皇宫内男性资源严重短缺，从而导致皇宫中女性的寂寞、压抑。她们只有一条路可走，等待皇帝的宠幸，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她们没有跟异性接触的机会，但却有足够的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时，各种问题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争斗自然是会有的，当然不可能像电视剧中那样激烈，也往往不会那么露骨。
无聊和寂寞总是需要打发的，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选择一种大家都认可和喜欢的事情。赌博，自然成了她们最好的选择。赌博不仅可以打发时间，而且还有战胜对方的意味。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赌技高过对方，那么是不是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呢？这正是填补她们心内空虚的最好方式。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宫闱女性也确实是钟爱赌博的。根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代，宫中女性间的赌博就已经很流行了。
她们甚至还发明了很多新的赌博样式。据传，古时候的藏区之戏，就是汉武帝的妃子钩弋夫人发明的，这个说法是否正确还不可知，但此游戏是从西汉宫中流行出来的确实是有籍可考的。由此，当时皇宫中的赌博盛况可见一斑。
据载，汉武帝时候，公主细君远嫁乌孙国王，朝廷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但是由于下人疏忽，少放了一副赌具。等到汉宣帝上台之后，还特意命人带了一副赌具远行乌孙送给细君公主，以投其所好。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皇室女性对赌博的嗜爱程度。不仅西汉时候如此，唐朝的皇宫中，也盛行赌博。甚至，有的嫔妃还会用赌博来决定到底由谁来伴侍皇帝就寝。据宋朝陶谷所著的《清异录》记载，唐开元年间，宫中妃嫔众多，因此由谁来侍奉皇帝就寝就成了难题，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分配不公而引发问题。最后，他们选择了一种靠运气的方式，掷骰子。将所有妃嫔集中到一起，大家掷骰子，赢的那个当晚去侍奉皇帝。这一做法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也不失为一种公平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既然大家都认同这种方式，肯定是因为她们对赌博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因此才能够坦然接受。当然，她们这么做，跟赌博本身的特点也是有关系的。
赌博给人带来的最大刺激就在于其不确定性。娱乐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赌博也确实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娱乐方式，它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猎奇心理，更是能够获得战胜别人的那份喜悦，它给人的精神享受是很多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是赌博能够流行的原因之一。
骗子深谙“带头作用”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