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村落的建造者，是北齐后主高纬。皇帝之所以要建造这样一处地方，不是用来惩罚别人，而是满足自己的猎奇之心。这个皇帝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扮演乞丐。白天时候，村落里的那个少年乞丐就是北齐后主高纬。这个高纬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糊涂蛋，他是一个皇帝，但却从来不干皇帝该干的事情，而是整天各种玩乐，爱好奢靡。他即位之后，建造了很多的宫殿，而且大封宫女，很多宫女被他封为郡君，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甚至有的一条裙子就价值百万。高纬不仅对宫女舍得花钱，对自己的马和狗也非常地照顾，甚至有的还有封号。而那些兢兢业业为他干事的大臣就惨了，不懂得巴结，只知道干活的，往往得不到好下场。
玩腻了车马猫狗之后，高纬又开始琢磨其他的玩法，后来，他竟然想扮演乞丐了。于是让人在华林园中建立一个乞丐村，自己带着宫女太监等扮成乞丐，在里面专门乞讨。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在高纬的乞丐村。
一个皇帝，而且是极度奢靡的皇帝，竟然对乞丐的身份情有独钟，其爱好也算是够独特了。
不过，从皇帝的这个举动也可以看出来，在我国古代，乞丐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不够庞大，养在深宫的皇帝是不可能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并对这群人的生活感兴趣的。
古时候的乞丐，构成复杂，像高纬那样，以皇帝之身而自愿扮演乞丐的，是特例。其他的乞丐，可都是地地道道的穷人，至少，在他们成为乞丐的最初期，绝对是贫穷的。
韩信，早年间就是因为贫穷，吃不上饭，而沦为乞丐，靠向漂母乞食而活。韩信只不过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代表，是最有名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则都是最底层也最贫苦的普通民众。
上文曾提过，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根据我国的史书记载，进行整理，得出结论，在我国过去的两千年间，一共发生过一千六百余次水灾，一千三百余次旱灾。灾难，会导致农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让数以万计甚至十万百万计的农民失去起码的糊口能力。这些人往往会变成流民，他们四处流浪，在古代，是没有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因此，他们的最佳存活方式，也就只能是乞讨了。这也是乞丐的最大来源。
不管在哪里，乞丐都少有尊严，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社会中的寄生者。这样的人群，自然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乞丐也一样，有些乞丐虽然贫穷，靠讨饭过活，但却十分有身份。这类人，是乞丐中的异数，也是社会中的异数。
之所以会有如此情况，原因大都是这些人沦为乞丐并不是因为天灾等不可抗力因素，而是人为的。他们原本大都是大人物，有的是当地的富商，有的是朝廷命官或者出身显赫，但是由于不自爱，或者不懂得经营产业和生活，因此家道败落，沦为乞丐。
他们虽然没有了资本和官位，可地位和等级还在。在我国古代，等级制度是比较严格的，虽然我们一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即使落魄了，在他们的内心往往也不会将那些原本就出身贫贱的人当成兄弟的。
水泊梁山虽然讲究平等，以兄弟论，但像白日鼠白胜那种没有本事的小人物，很难想象卢俊义、关胜等会跟他把酒言欢、抒怀心事。真实的情况肯定更接近于大家虽然以兄弟相称，但等级分野还是在的。
既然像梁山那种略带理想化的地方都不能做到完全平等、大家都是兄弟，社会上有这种等级分野也就不难理解了。
皇帝家也有几门穷亲戚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朝的光绪年间，在京城专门设有为乞丐提供食宿的地方。古时候，生产力极低，普通民众尚有很多衣食不保的，虽然有专门收容乞丐的地方，但是跟乞丐的人数相比，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此，乞丐们睡觉的时候只能是侧卧着睡。
年轻人睡觉往往都是不老实的，很多人睡觉过程中会翻身或者碰到身边的人，而这时，往往就会产生矛盾，导致两个人打架。年老的人则更加凄苦，很多老人会半夜起来去厕所，有的动作稍慢，就会碰及他人，或者因为身体机能退化，还没等起身，小便已经来了，淋漓到他人身上，自然也是会引起殴斗的。据当时的管理人员记述，因为这类事情引起的打架斗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其结果，自然也是身强体壮者能够占得上风。时间久了，虽然打架常见，但年老体弱的一般也都会忍让一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跟人起冲突。
不过，群丐中，有一个年老的乞丐，被人们称作老太爷的，却跟其他人不同。这个老头很有来头，是清朝的宗室，后来家道败落了，因此沦为乞丐。虽然落魄了，但身份还在，经常有很多穿着黄马褂的旗人宗室来看望他，给他请安，给他钱钞。
这个老头出身好，脾气也大，虽然年老体弱了，却常常无事跟人起冲突，虽然也会有人因为他的身份而让着他，不跟他计较，但老人偶尔也会吃些亏，不过老人家却并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跟人吵架。
后来，管理员被这个老头弄烦了，决定修理他一下，就命人将老头捆了起来，要拿杖板打他。没想到老头还是很横，对着管理员一通呵骂。就在要行刑的时候，老头突然掀起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黄色的腰带，那是宗室身份的象征，众人便停手了。原来，清朝的时候政府有法令，皇室宗室的人除了宗人府，没有任何人和机构有权对他们行刑。管理员不敢破这条戒律，只好命人解开绳子，将老头放了。
这个老头，算得上是乞丐中的另类了，虽然落魄了，但身份依然在，还是少有人敢去惹他。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说明我国古代时候等级制度是比较严格的，至少在清朝时候是如此。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满族人自然也就拥有特权，在那时，他们称自己为旗人。旗人是不事生产的，自有政府管他们。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旗人越来越多，政府管不过来，很多出身不是很高贵的就落魄成乞丐了。这部分人，也是清朝乞丐群体的组成成分之一，他们做乞丐，是因为穷，究其根源则是懒。
还是清朝的故事。话说有一个宰相孙子，因家道中落，自己又无半技之长，最后沦落到乞食为生。有一天，宰相之孙向人乞讨了一袋子米，扛回家中。走到半路，他扛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就雇了一个帮手。
没想到，那人竟然也干不动活，扛着米晃晃悠悠的，走得很慢。宰相之孙看见他的样子，很是生气，数落那人：“我爷爷曾在朝中为相，因此我从小锦衣玉食，没干过活，所以扛不动米，你一个出苦力的，怎么也扛不动呢？这不是你的本职吗？”
那人听了宰相之孙的话，无奈地说道：“我爷爷原本是朝廷的尚书……”结果弄得宰相之孙哭笑不得。
像这类乞丐，历史上出现颇多，不过清朝时候，旗人比较典型，所以他们的故事也更为丰富而已。其实，在先前富贵后来落魄的人中，也是有很多有气节、有骨气的人的。
像我们常说的，贫者不吃嗟来之食，就是一个典型的、自认有尊严的乞丐，跟上面的这些人比起来，绝对是大大地有骨气了。不过，相信在宰相孙子等人的眼里，是会鄙视那不食嗟来之食者的吧，认为这个人是个不识时务者，是傻瓜一样的人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跟我们的文化也是有些关系的。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的文化中，残存有一定的乞食心态。所谓的乞食心态就是想不劳而获，用零成本做成事情。其实，追求效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然而想要通过零成本（比如乞讨）而获利，那就不是理性，而是惰性，经济学恐怕也不支持这种投资或者干脆叫投机。
而我们文化中的乞食心态，正是这种零成本思维基础的产物。
奋斗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我们文化是历时文化，人们很难产生个体意识，因为我们的组织方式是遵循伦理范式的。在这样的文化范式当中，很少会产生奋斗的概念。就像一个儿子，想要获得自己的人身所有权，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他的父亲对他拥有绝对统治权，这一点不会因为他的奋斗而改变。甚至如果他奋斗了，去反对自己的父亲，想要夺回支配自己的权力，那么，他反而会失去更多。他想要获得支配自己的权力，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等待他的父亲老去直至死去。那时候，他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至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了。这种形式的长期累积，就会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沉淀下一种惰性，那就是，我们想要获得一样东西，往往并不需要努力奋斗，只需要等就可以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个女人想要在家庭中变得重要，靠的是熬，等她熬成婆婆，地位自然就来了；一个官员想要升迁，往往靠的也不单纯是业绩，也是等待，只要他干得年头足够长，有了资历，自然能够升迁；而在几十年前，我们实行的所谓接班和工龄制，也是基于这种思维的。两个人，不管能力大小，只要是同时来到一家工厂，那么，他们的职称就应该是相同的。所有这些，都是时间在作怪。
当时间成为衡量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的时候，奋斗的意义淡漠。即使奋斗，也往往跟寻常意义上的努力付出不同。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在意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这种结果导向思维决定了过程中的种种手段都是必要的，甚至是正当的。因此，专门以整人为卖点的厚黑学，一直是流传的经典。由这些都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不在乎奋斗，至少是不在乎奋斗的正当性的一个群体。
之所以会这样，其根本是人们没有起码的个体意识。一个没有个体意识的人，是不会在意自身的存在感的，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计算各种投入和产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将个人的存在感或者尊严从我们的成本中去掉。不是我们抛弃了这些东西，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这样，以上的事实就更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信奉厚黑学？因为跟厚黑学对立的个人尊严和人格意义从未在我们的脑海中出现过。所以，在整人的过程中，我们所失去的善良、正直、个人品格都不算在成本当中，我们做坏事或者不做事而靠人成事的成本就降低了。
乞食心态也正是这一思维的外在反射。
如果对乞丐们的行为做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那么，他们付出的是时间和个人尊严，获取的是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将个人尊严去掉，乞丐们的行为就变成用时间获取物质条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常划算的生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皇族宗室的老头子，还是宰相那不争气的孙子，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老乞丐将宗室身份视作一种骄傲，他从不会因为沦落为乞丐而感到羞愧，却将这视作了一种荣耀，对于一个在意自己身份的人，这种做法绝对是耻辱，但老乞丐并不觉得；同样，宰相的孙子也是此类，他不会因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只能靠乞食度日而感到羞愧，反而将自己出身大户人家、不会干活视为理所当然，在他说出“我是宰相的孙子，所以拿不动这袋米”的时候，是没有半点羞愧之情的。
这几个人，都将自己的落魄视为理所当然。像老乞丐，甚至视作为一种资本，这都是将尊严和个人人格排除在成本之外的表现。
这类人，常常会梦想着用非常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夜暴富，不努力就能够获得人上人的地位。在他们的思维当中，从来都没有奋斗两个字在，而总是想走捷径，想着依靠别人成功，比如网上很多靠造谣传谣来为自己积累人气的。这些人就是不将自己的道德尊严放进做事成本中的典型。他们虽然外表光鲜，但内心里却住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如今绝对是一个物质较为丰富的年代了。在当今的社会中，发财很困难，但是一个人想要饿死，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只要你肯劳动，愿意付出，基本的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依然有很多乞丐存在，其中还有些非常富裕的、腰缠万贯的乞丐。通过各种报道，我们常能看到，某地乞丐某某，单纯靠行乞，一个月就能有上万元甚至数万元的收入。这些人显然是不缺钱的，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之上了，但他们依然还在乞讨，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的不妥。还有很多人，他们平时是个体面的人，也有固定的工作，但还是会偶尔穿上破旧的衣服，跑到邻近的城市去行乞，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创收的一种渠道，而且是正规的渠道。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现代，却继承了我们文化中的畸形基因，还残存有古时某些群体不劳而获的意识。
这些人之所以存在，不仅由于他们自己内心的乞食心态，也跟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一直是罪恶的，古人常常会大气凛然地说金钱是万恶之源，而很多人也确实将贫穷视作自己骄傲的资本。
但在如今社会，竟然来了一个大翻转。市场的开放，让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由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以前的虽然也爱钱，但嘴上十分鄙视，到现在的赤裸裸地用金钱衡量一切。因此，在如今的社会中，人们很少会在意金钱的来路，而只在乎拥有多少金钱。所以，那些富裕的乞丐，虽然可能在乞讨的过程中遭人白眼，可是一旦他们转身拿着自己乞讨得来的东西四处挥霍，马上就会有人对其另眼相看。他们身边的人，也许还会羡慕他们，并模仿他们。有些地方，有专门的乞丐村，村里的人在空闲的时候都出去乞讨，就是这类思维产生的直接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内在的乞食心态和外在社会无意识的导向，构成了乞丐们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有这样的土壤在，有各类乞丐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个民族想要繁盛，一个社会想要发展，靠的必然是其中的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当然，这其中必然会有一些“搭便车”的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但如果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些类似的思想，那么就有大麻烦了。其结果必然是坏了社会风气，每个人都想用最低的成本为自己谋利，结果减少沟通成本的诚信平台就被破坏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反而让整体社会的运行成本上涨。这必然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换个思维，建立起一个诚信的道德体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欺骗和乞食，以此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那么每个人不用乞食，也能活得不错。
灾民思维的阴影
当然，乞丐或乞食心态的流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我们文化基因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本书一直在强调一点，我们文化诞生初始的苛刻条件，导致我们文化中的灾民思维。人们在灾变中所要具备的很多特殊心态成了我们民族的原始记忆，逐代流传后嵌入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平均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