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你不是他(3)

倘若不是不得已，我不愿成为另一个人。我喜欢井井有条，确定无疑。但现在一切都乱了套。扳道工扳错了铁轨，火车驶上了另一条道，只好将错就错，往陌生的地方开。我为此沮丧，他却为此欣喜若狂。他从来就是个幸灾乐祸的家伙。我留长发，他也留长发。我剃光头，他也剃光头。我被逼着理个板寸，他马上跟着理个板寸。我们都像着了魔。我迷恋唯一、自我、独树一帜，他迷恋基因、血统和普遍性。他存心让我仇视我自己、厌恶我自己。做自己的敌人的滋味可不好受。望着他，有时我真想自杀，或者戳瞎一只眼睛。但我知道，如果我戳瞎一只眼睛，他也会那么做的。那样会更糟，两个独眼龙，走在大街上，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唯一可做的就是在他沉默时我滔滔不绝，他说话时我闭嘴，他安静时我蹦蹦跳跳，他愁眉苦脸时我大笑。电视上，常常有两个双胞胎兄弟或姐妹做节目，人们为此好奇、惊叹，感到有趣、好玩，乐不可支。双胞胎只不过是他妈的娱乐工具。它的全部意义就只是娱乐工具。我痛恨这种无聊的娱乐，痛恨所有的电视节目，所有的电视台和所有他妈的风情万种的女主持人。可他觉得这些节目没什么不好。我们的不同显而易见，但是所有的人都看不到。有时我想，这样一个安静、温顺、爱读书的人怎么会患上妄想症呢？患病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只有一个解释：他在装病！他爱上了女大夫祝映桃——他小时候在外公家生活时就认识她，那时两个人之间似乎就有一腿（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他装病去就诊，以便再次接近她，享受她的触摸和怜悯。只有这一个合理的解释。四十多岁的女人，肉体浑圆，手指绵软，如成熟的软桃子。她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意淫对象。好几次，她也进入了我的梦中。如若不是他捷足先登，我也会装病去找她的。但我不愿步他的后尘。装病的想法可能每个人都有过。为工作太累而装病，为避而不见某个人而装病，为婉拒出山做官而装病，为逃避兵役而装病，为不愿向妻子提供性服务或为丈夫提供性服务而装病。有很多病可供你去装，反正医生大都是庸医，世上的人大都是瞎子。我们需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需要心理医生。祝映桃就那么美好吗？不可能。不用说，祝映桃一定也会有她的问题，只不过她不向我这样的人投医问药罢了。她不稀罕我的触摸。她有她的意淫对象（可能不止江南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淫对象。林小弟的意淫对象是一个女警察；宋育金的意淫对象是一个欧亚混血儿或黑白混血儿；黎妮的意淫对象是她的小学体育老师；何约的意淫对象是巴菲特；尚亦娜的意淫对象是历届美国总统。我还知道，我父亲的意淫对象绝不会是我母亲。我还知道，历届美国总统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意淫对象。比如英格丽·褒曼、玛丽莲·梦露、妮可·基德曼以及莱温斯基。人人都在梦中。人人都将自己当作某一个演员的化身，在臆想的情节中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他总是以为他可以出演我的原因（有一次，我曾就一个人的演出欲与林小弟讨论过，他也有同感）。从小，我就想打消他一门心思想演出的欲望，可是适得其反。他读书、看碟片，都是演出的欲望使然。在他混乱的脑袋里，他一会儿变成了梁山伯，一会儿变成了土行孙，一会儿变成了维特，一会儿变成了洪堡，一会儿又成了杰克·特维斯特。我只是他迫于现实，清醒过来之后想出演的最后一个小角色。这个角色因为太像他自己而被他瞧不起。但他没有别的办法，他考不取任何一家电影学院，不认识任何导演或其他电影界人士，没有资源，没有钱，他只能就地取材，制作一出他自己的小成本电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他的演出感到厌烦了，或者说感到恐慌了。他扮演得越像，人们对我的了解就会越多，这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尚亦娜也说，总有一天他会将我们之间的秘密悄悄告诉其他人，因为他喜欢生活在别人的身体里，喜欢与别人置换脑袋和脑袋中的种种妄想。她认为我有义务阻止他。她不知道，从六七岁开始，也就是从识字时开始，我就在设法阻止他，不让他将脑袋中的秘密轻易与他人分享，即使与父母，也不可以。但是收效甚微。他的表演欲和倾诉欲仿佛与生俱来，任何时候都希冀着拥有观众和知音。他与宋育金走得很近，原因就在于此。可怜死心眼的宋育金还一直蒙在鼓里，将他当作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殊不知他们第一天的谈话内容第二天就被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转述到了我这里。他喜欢上台表演，穿上小丑的衣服，涂脂抹粉，戴上假鼻子，博取别人一乐；喜欢朗诵诗歌，故作庄重之态，沉浸在被自己煽起的虚情假意里。他还喜欢玩让别人猜我俩谁是谁的游戏，在猜谜者尚在犹疑时就告诉那人他是我。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他从不在意另一个当事人——我的感受。他是个自私的人。对孪生兄弟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可想而知。我一点一滴积攒我的仇恨。那件T恤是我穿过的，被他穿上使我感到别扭、烦躁。我闻到了T恤上尚亦娜的气味。尚亦娜的气味是助燃剂？它像煤气一般弥漫、弥漫，直到布满整个房间。愤怒充盈着我的双手，使它们格外有力。事情是瞬间发生的，是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发生的。但这种结局不正是我一直期待的吗？是的，我确定。而且他蜷曲在墙角的样子仍然平息不了我的愤怒。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将这张演员的脸捣个稀巴烂。我坐在他身边，抽了两支烟，数落了他很久。对着一个死人说话我还是头一次。我知道这已经毫无意义，可我就是忍不住。我想象他在天花板上望着我，我朝天花板伸伸舌头。被扮演的愤怒。现在该我出演他了。他有一个很好的逃避惩罚的挡箭牌——妄想症。我只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就可以拥有他的一切。更换彼此的衣服、鞋子、手机和钱包——我没忘记拿走所有十元以上金额的钞票；用剃须刀将他右边的鬓发和眉毛剃掉，将碎毛发装进一个塑料袋；将我的金项链套在他的脖子上——后来想想还是取下了，我将它揣进口袋，逃亡的时候它还能换钱呢。要不了一个月，等我的眉毛和右边的鬓发长出来，我就完成了演出前的所有准备。我冷静地做着这些事。我压根儿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冷静。那个公诉人如果遇到这种事会不会有我这么冷静？难说。他那么起劲地控诉我，令人感到可笑。还有好心肠的赵大律师，挖空心思为我开脱。他遇到这种事会不会有我这么冷静？可能也不会。他们说的很多话我都不懂（学法律的，说话都爱装腔作势），我也不愿摁下心来去听。被告人也好，妄想症患者也好，都是另一个人，不是我。他们说的都与我无关。他们在为一个死去的人争执不休。在他们忙碌时，我望着我的手指头。我指挥两只食指同时动一动，而后同时翘起来，角度保持一致。而后是两只拇指，两只中指，两只无名指，两只小指。我发现让两只无名指翘起来最费力，而拇指最容易。女书记员发现了我的游戏，不动声色地朝我眨了一下眼睛。我回眨了一下。她长得还算漂亮，可谓略有姿色，只是鼻子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破坏了整个面部的结构。要是稍作整容，将鼻子削小一点点，她就是个大美女了。我想了一会儿整容方面的事，想了一会儿韩国，想了一会儿将巩俐的鼻子换给她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将她的鼻子换到巩俐的脸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总之，很无聊，很没有意思。换一个名字会不会导致人格分裂？我这样问自己。哈哈，怎么可能呢？一个人装疯容易，真要把自己弄疯，可没那么容易。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我真想对着他们大喊：不要白费工夫了，我不是他！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不是他。我反复地告诉自己：我不是他。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两个不同的个体，就像猩猩和狒狒、马蜂和蜜蜂、杨树和柳树、羽毛球和网球、A和B、矿泉水和葡萄糖水、月亮和地球。相似性不是罪证。两个齿轮吻合了，依然是两个齿轮。有时我这么想：假如我有孙悟空或杨戬的本事，突然化作了一只小小的苍蝇或蝴蝶飞走了，法庭会不会乱作一团？庭审的时间很难熬，我就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来打发。好在庭审时间不长，尚在我的忍耐限度之内。对于疯狂，我没有过体验。我装作面无表情，目光痴呆，拖着口涎，口齿不清，说话颠三倒四，当女审判长站起来粗声粗气地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知道大功告成了，我成功地扮演了他。演技一流，扮相无可挑剔。在心里，我为自己加冕为奥斯卡影帝和戛纳影帝。同时我也十分清楚，路还很漫长，演出远未结束。剩下的事是如何取信于精神病院的医生和那些疯子。我盼着祝映桃的抚摸，可是我的主治医生却偏偏是个年老的枯柴似的男医生。他姓桂，我暗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刽子手”。他的手冰冷、干瘦，摸到哪儿哪儿就会起鸡皮疙瘩。他还常常用X射线和激光来控制我的思维。我想给院方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对于我们这些受过伤害的病人（尽管我是个假冒的），男病人应配以女医生，女病人应配以男医生，如此才能避免敏感、脆弱、胆怯之心灵的二次伤害。当然，这又是妄想了。一个玩笑罢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怎样避免那些药物、针剂、X射线，还有罪恶的电击弄坏我的脑袋。这些玩意儿已经使我产生了幻觉，使我时时想站在病床上像日本歌伎一样翩翩起舞，或朝枕头上撒尿。我估摸我的健全的脑细胞在它们（尤其是那可怕的电流）的作用下已经被击得粉碎了，再也没有修复的指望。我的脑浆就像被水煮过似的麻木不仁。细胞分裂吧，快分裂吧。我想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祝映桃，这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我的救星，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诘问自个儿：这个温柔貌美的女大夫，我只在几年前陪弟弟看病时匆匆见过一面，连话都没轮到说上一句，我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将自己托付于她？我在这种极度矛盾中等待着，内心焦灼难耐。一次，我悄悄向一个眉眼细长、看上去善良的小护士打听：“请问祝映桃在哪儿？”她听罢吓得一哆嗦，手上的棉签掉到了地上。她连连摇头，好像这样就可以撇清自己与祝映桃的关系似的。一次，我向另一个长相稍丑些的小护士打听，她倒是挺负责的，问了又问祝映桃的性别、年龄以及体貌特征等情况，末了她说：没有这个人。我说：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她说：就是没有这个人。我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我。她好奇地问：难道她是你的母亲吗？我答：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她说：但是这儿没有这个人。我说：那么这儿是哪儿？是冥王星吗？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不会以光年计的。我知道她在哪儿。是你们将她藏起来了，你们怕我们当着你们的面性交，影响你们的天使形象。她说：你患的是妄想症，你必须克服你的这些无中生有的妄想。这个小婊子。一次，我向一个外表严肃、看上去像是护士长的老护士打听，她听了劝告我：小伙子，在这儿你要放弃对女人的幻想，性冲动和性交的欲望，安心养病，等病养好了，外面的女人多得是，你要找什么样的都有。我说：我只要祝映桃。她气急败坏地吼道：我不认识什么祝映桃，这儿是医院，又不是洗头房。她竟将祝映桃当成了洗头房里的那种贱女人。总而言之，这儿的人们似乎对祝映桃这个人一无所知，或者讳莫如深。我决心不再提祝映桃，以免影响我与这些白衣天使的关系。我暗地里将那个眉眼细长的姓卢的小护士当作祝映桃的替身，琢磨着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感化她，争取她，将她发展为我的内线。（总不能眼见人家远在50米开外拿起刀子，你就闭上眼睛，停下脚步束手待毙吧？）我先从窗外的风景开始，试图一点点赢得她的好感。有时我含蓄地说：天上的云好轻盈噢，像你身子扭动的样子；有时我怀着钦慕之情说：蝉鸣很亮脆，震动着玻璃窗，像你的嗓子；有时我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两只土狗在院子里亲热，我多么希望那公的是我，母的是你。每次一听我的倾诉，她就哗啦一声拉上窗帘，不留一条缝，然后在我的手腕上胡乱找寻静脉血管。从外围着手不奏效，我就单刀直入，目光转向她的身体。有时我赞扬她的鼻孔，有时我对她一只手涂成绿色一只手涂成黑色的指甲显露出兴趣，有时故意盯着她令人窒息的胸部装作心驰神往的模样，但是都是白搭。每逢此时，她总是哗啦一声拉开窗帘，让阳光猛地灌进来，仿佛欲以此向世界展示我这张原形毕露的丑陋的脸。在她一会儿拉上窗帘一会儿拉开窗帘的过程中，我对她的行为进行了一番精神学意义上的分析，我觉得这都是由她羞涩的生物学本性决定的，而她的羞涩因我而被激发。套用宋育金的话来说，拉窗帘的举动可以看作是她反复脱下衣服穿上衣服的一个隐喻，或者说是一个宣言式的暗示。这意味着我可能是她的意淫对象。这个结论使我振作起来了。有一天打针时，我尝试着探探她的意思。我将裤子褪到腿弯处，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只露出四分之一屁股。我能肯定，从我的屁股后面可以瞅见我悬垂的阴囊弧线和一撮隐秘的阴毛。可是事情并不如我想的那么简单，卢护士一把提起我的裤带，将它拉到她认为合适的位置，然后狠狠地将针头戳进我已显紧张的肌肉中，直到他妈的整个针头都没了进去。疼死我了。我开始有了绝望的情绪，对精神分析产生了厌倦，对演员的生涯产生了厌倦。我不知道保罗·纽曼和赫本（他们一生对演艺事业乐此不倦，堪称表率）是怎么想的，可能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比扮演单一的角色更能让人感到新鲜吧。我对保罗·纽曼和赫本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且我觉得，有机会扮演不同的人物，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躺在床上，望着吊瓶里的液体，我时而想象自己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肝部剧烈疼痛，豆大的汗珠布满我的脸颊），时而想象自己是一名梅毒和艾滋病患者（阴部腐烂处瘙痒难当，用手抓挠，一手的污血），时而想象自己是一名植物人（一个女影星一般美丽的情人——比如祝映桃——嘴唇凑在我的耳边，她在有意识地呼唤）。在扮演各种各样濒死者的游戏中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在以往的生活中，我丧失了很多东西，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我依然是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依然朝气蓬勃。这是十分难得的。我感到欣慰。电击疗法粉碎了衰老的脑细胞，抹掉了我的过去，这也没什么不好，一个更广阔的未来或许就要展现出来。它是个奇迹，但又符合生命的逻辑。假若对未来产生遐想也被视为妄想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妄想狂了。如何在妄想狂与非妄想狂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是医学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不过，这个问题快要解决了，科学家已经绘制出了人类的基因图谱，有了图谱，就可以按图索骥，所有难题就会迎刃而解。DNA在染色体上，两条相互盘绕的链。你患没患病（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患了什么病，在这根链上都有反映。你病了，只要调整这根链就得了。还有克隆技术。它使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你死去了，我们马上可以复制出一个你。当然，你可能否认：他不是我。但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你，那就是你。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的情人，你的朋友，他们都这么说。你的历史将被裹挟在他人的历史里，混淆不清。假如你坚持己见，你就会被看作是妄想狂，偏执狂，就会被关进疯人院。但我感觉自己还是与这些傻瓜有一些不同的。首先，我还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恒定的拥有者。我的看法总是随时间、场合、环境、天气、情绪、对话者的态度而改变，对于某一件人们认为很严肃、大是大非的事，我常常认为这么想也对，那么想也没错。尚亦娜说我是墙头草、变色龙，我也不以为忤。人活着，何必把自己搞得太累。来一点玩笑不好吗？来来来，我说一段黄段子给你们听，别成天板着脸思考那些事。其次，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会将世界想得过分糟糕而与这个世界过不去，我也不会将其他任何人想得过分糟糕而与这个人过不去——即使他是个刑事犯、骗子、好战分子、道德败坏者、狐狸精、一条毒蛇。刚进来的那会儿，我还时不时地追问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这是我头一回思考这么正经这么深奥的问题），但半个月之后，我就想通了，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屁关系都没有。每个人都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给抽象的、空气般的、为每一个人提供舞台的时代。你跳什么样的舞、跳得如何，与空气或舞台屁关系都没有。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我的主治医生桂大夫时，他说：你错了，命题不错，但结论错了，你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妈的，他总是否定我，他可能是将否定方式作为纠正我的妄想症的一种独特疗法了。我对他说：我的心脏跳得太快，有些不正常。他对我说：你错了，你是运动员心脏。我对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对我说：你错了，因为我的治疗方法得当，你才变得这么正常的。我对他说：我是太空战士。他对我说：你错了，你是狗屎。我对他说：我想吃太极神鞭。他对我说：你错了，市场上没有叫“太极神鞭”的东西，只有牛鞭、驴鞭和狗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妄想症（尤其是被害妄想症）与性欲亢进实质上是一回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治疗前者必然抑制后者。这个狗日的性倒错者，我真想将生殖器塞进他嘴里，扼住他细长的脖子，看到他慢慢咽气。不断地否定我的认知，破坏我的逻辑，毁掉我的自信，直到将我塑造成一个傻逼，这才是他的目的。不过不得不承认，“否定疗法”（如果可以这样命名的话）也有它的道理。这里的人脑细胞都坏掉了，像乱纷纷的电子，满脑袋乱窜，当头棒喝可以让它们清醒、听话、停下来，有利于重建一种秩序。对于不停地说“不”的人我们总是顺着他些。这个狗日的独裁者。是的，独裁者往往就是一些这样的家伙，他说“不”，我们跟着说“不”；可当我们刚说出“不”时，他又对我们的“不”说“不”了，我们只好再次跟着说“不不”，弄得我们无所适从。我们无所适从，他便称心如意了，放心了。现在，桂大夫和那三个护士都成了我的仇人，我担心今后的日子如何过下去。我感到身临险境，孤立无援，前途渺茫。我的心情一天天地变坏。因为法庭指控我有暴力倾向，我被安排着独居一室。平日里，除了桂大夫和这三名护士，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其他人。先前由于打听祝映桃，得罪了护士们，她们早已疏远我、不理我了。如今桂大夫也不理我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与他们搭讪，他们一概置之不理，像集体失去了听觉或者没有听见似的。安静是可怕的。这里的白天就非常安静，像墓地。医生护士也变得这么安静，像尸体。你想象一下，在连风声都没有的墓地里，几具尸体在你的身边默默地晃来晃去，瘆人不？我开始向往夜晚了。只有到了夜晚，这里才恢复一些生气，才变得热闹一点。对面房间，有一个家伙老是说梦话，几乎隔十分钟说那么一段，内容无所不包。左边隔壁，有一个家伙老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喂，你好。你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同我打招呼，我趴在墙壁上回答了一句“你好”，后来才发现我误会了，他在跟自个儿说话。他先是用一种粗重沉闷的声音（像是个男人）说：你好，好久没见你啦，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而后用一种柔和的、嗲嗲的声音（像是个女人）说：我还不是老样子嘛，你又不来关心关心人家。他在制造对话的情境呢。男人的声音说：我最近忙哟，股市波动剧烈。女人的声音说：你们男人呀，都财迷心窍，为了钱牺牲了好多人生的乐趣。男人的声音说：人生有什么鸡巴乐趣哟？女人的声音说：听听音乐会呀，看看芭蕾舞呀，逛逛农家乐呀，去马尔代夫和巴厘岛呀。男人的声音说：算了吧，没钱，什么都谈不上。女人的声音说：你这人呀，真没有情趣，土人一个。这时另一个尖细、慵懒的声音（也像是个女人）说：你们别吵了，还要不要人家睡觉？男人的声音说：我们声音小一点，我老婆在睡觉。女人的声音说：你老婆看起来脾气不好，一定特别丑。男人的声音说：当然没你这么漂亮啦，你在学校里就是校花嘛，那时我还想追你来着呢。女人的声音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男人的声音说：现在我们都老了，你眼角也有了皱纹啦，我想回到从前，热情似火的青春岁月，去大胆追求你。女人的声音说：现在不晚啊。这时那个尖细、慵懒的声音说：做梦吧你们。然后一片静寂。我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下文。他发出了轻轻的鼾声。右边隔壁，是个三十六岁的找不到老婆的剩男，一个自杀抑郁症患者，听说曾是一名出色的潜水员。他的工作是打捞沉船。也许是因为海底压强过大，损害了他的脑子；也许是因为海底世界五彩斑斓，那些美丽的珊瑚、海龟、鱼群，使他对陆地上的景色失去了兴趣；也许是沉船上的尸骸和珠宝让他顿悟到存在的荒谬和生命的无意义。总之，他变得整天郁郁寡欢，不想再苟活下去。桂大夫总结说：一个习惯了陆地生活的人在海底迷失了自己，它是人与陌生环境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位剩男的同事发现，他在海底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坐在沉船上，什么也不干，任鱼群在他的腿弯里穿梭，脑袋中不知想些什么。很多次，他的同事不得不将他拉上来。最后一次将他拉上来时他身上竟然一丝不挂，潜水服、面镜、气瓶、脚蹼统统不见了，他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现在，一到晚上，他就不停地拖着腔念叨道：“我——不——是——鱼，我——不——是——鱼。”声音阴森恐怖。还有一个疯老头，住在走廊最里面，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你来自夜晚》、《夜晚的星星在眨眼》等老歌，似乎凡是与夜晚沾边的歌他都爱唱。他是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他先后尾随四名下夜班的同一家化工厂的女工，在同一个地点，奸淫并杀害了她们。他是个男中音。这层楼上还有两个家伙，一到深夜，就发出奇怪的呻吟，“啊，啊，啊”地叫唤个没完。其中一个叫声单一；一个叫声富于变化，时而是热烈、短促的几声，时而一声长一声短，时而在一声“啊”里变着调子，时而带着哭腔，时而变成了大喊或痛苦的号叫。哈，他们在臆想做爱哩。是不是桂大夫也送了他们成人器具？我认定桂大夫是个窥私癖患者，为了刺探别人的隐私，他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里，我是一天都呆不下去了。近墨者黑，再这样下去我非疯掉不可。一天查房时，我鼓起勇气对桂大夫说：江南不是我，我是江北。桂大夫眯起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摇摇头，转身走了。卢护士也跟着摇摇头，转身走了。我等了三天，没有动静。第四天早上我又对桂大夫说了一遍，他还是不相信地摇摇头，飞快地转身离去。我致信赵亚非律师，三十四天后他来了，他让我别着急，安心休养，不要胡思乱想。他说：我知道你想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可暂时还不行。这里虽然没有外面自由，但是这里比外面安静啊，花园式医院，到处是鲜花植物，像世外桃源。外面有什么好？外面是个混乱的，充满欺骗、倾轧、争斗的世界，人人都忙着挣钱，偷取或抢夺别人的财富。我每天都会接到抢劫杀人的案子。法官也忙得要死，你这个案子实在是个很小很小的案子，没人有兴趣翻来覆去地重新审理。我说：我杀了江南，我不是江南，我装扮成了江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逃避惩罚。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内疚，当然，反思会净化我们污浊的心灵。常常反思是一件不坏的事。但人总不能一直活在自责和悔恨里。每个人都有失手的时候，都有头脑一时冲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我虽然是个律师，学过七年法律，懂得法律的神圣和因果报应，但我也会时不时地产生打人或杀人的冲动。这是人性的复杂性决定的。我龇起嘴唇，露出缺了一颗犬牙的牙床：你瞧，我少了一颗犬牙，小时候与人打架留下的，这是我同江南的唯一不同，江南牙齿完好，而且稍白一些。他说：这个不足为证，如果你高兴，你现在就可以敲掉你的另一颗犬牙。我说：不信你去问尚亦娜，他知道我们兄弟俩哪一个少了一颗犬牙。他皱起眉头问：尚亦娜是谁？我回答：那个女证人啊，年轻的女孩。这么快他就忘了？出庭之前他可是询问过她好几次呀。我估计他患有遗忘症或什么帕金森之类的疾病。他说：哦，那个说话罗嗦、骨瘦如柴、行为不检点的女孩啊。他竟用“罗嗦”、“骨瘦如柴”、“不检点”来形容我的心上人！真令人气恼。我用眼睛瞪着他，他没有注意，仍在数落着尚亦娜的缺陷。我冷静了一下，才没有痛骂他。我继续描述江南的牙齿特征与我的牙齿特征的微小差异，不时张嘴让他观察。他假装望望我的口腔，敷衍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江南已经火化了，只留下了一钵骨灰，死无对证嘛。我说：可他真的不是我啊。他说：你现在思维还是有些乱，需要继续治疗。桂大夫推断是你的精神与你兄弟的精神之间存在着目前科学尚无法解释的神秘的超时空联系。这种现象在双胞胎身上经常发生，他们会产生相同的思维，做出相同的行为，也会患上相同的病。精神疾病具有遗传性，也是会相互传染的。我还想说些什么（有可能不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仅仅为了与他多说些话吧），但他不耐烦地打断我：好吧，就这样吧。你不要再四处写信上访了，要不然你真的会一生被关在这里啦。唉，这蠢猪！我不再言语，看来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