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通常只能说出心中所想的80%，但对方听到的最多只能是60%，听懂的却只有40%，结果执行时，只有20%了。这是漏斗效应。所以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沟通交流也好，落实工作也好，时常会遇到漏斗效应，只有想方设法克服他，工作才有效率，沟通才有效果。因此建议你积极开发你的经济头脑，采取适当的方法克服这一“漏斗”现象。
什么是漏桶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窑奥肯（ArthurOkun）根据税收的转移支付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即富人交纳了一美元的税款，实际上转移支付到穷人手中的钱数要远少于这些。“漏桶”原理的最终结论是：高税率会使税收总额有所减少，也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猜想”。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许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奥肯认为，政府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这样，等它把粥送到穷人那里，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说，政府如果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实际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比如富人的收入减少了1000元，穷人可能只得到了600元，其余的400元就不翼而飞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追求平等损害了效率，从而减少了国民收入。奥肯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这里所说的蛋糕变小，实际上就是效率的损失，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税收削弱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奥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如果税收对于储蓄和投资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证据将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明显的。1929年，尽管美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由于当时的税率很低，投资还是占了国民收人的16%；在此之后，联邦税的税率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到了1983年，尽管当时的经济处于复苏时期，但投资率仍没有超过14%。”二是税收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不仅影响富人，而且影响穷人。比如一个失业工人，由于得到了一份月薪并不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补贴，他自然也就对找工作不热心了。这样，由于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减少了，结果就必然与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一样，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捅原理意味着，平等和效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相比，孰轻孰重呢？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乃至哲学家就此开始了他们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伯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进行讨论，很难得出一个符合人性本来面目的结论。于是，美国哲学家劳尔斯便在他的《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这样一个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是成功还是命运不佳。现在，让他们在一起进行协商，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那么协商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追求经济平等，而不是允许贫富分化。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劳尔斯就此得出结论说，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应该让平等优先。
富人不懂的穷人经济学
在中产阶级以及更为富裕的阶层看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人群常常会做出种种令他们难以理解的举动。困惑之余，他们用“愚昧”、“短视”等字眼表达自己对穷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
然而，穷人真的“愚昧”、“短视”吗？
其实他们的很多做法都是艰难处境下最符合经济学规律的选择。
这几年猪肉的价格时涨时跌。前年贫困山区的农户老王养了3头猪，那时猪很值钱，1斤毛猪4块多钱，到年底把猪卖掉，换了2000多块钱。但去年肉价大跌，猪不值钱了，1斤毛猪就2块多钱。老王没有别的法子挣钱，为了维持家中正常的开销，只好又多养了2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收入勉强与前年持平。
经济学家们听到这种事，第一个感觉一定是意外。
因为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涨时，说明需求旺盛，人们便会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挣更多的钱；价格下滑时，说明需求萎缩，商品卖不出去了，人们自然也会相应地减少供给。但老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猪肉价格低下来了，养的猪更多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的贫困农村，也出现在国外。
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惟一的生产活动是养羊，惟一可用来换成钱的也是羊。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最多。
老王和非洲的放羊人无一例外地急需钱来应付各方面开支。可是他们能够拿来交换的只有猪和羊，如果市场对猪羊的需求降低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养殖更多的猪羊贱卖，着急地“送上门找剥削”。陷入这种窘境的穷人是悲惨的，生产得越多，市场需求就越萎缩，他们也就必须生产得更多。
在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依靠一种或几种农矿产品的出口创汇，形成了所谓的“花生之国”、“棉花之国”、“铜矿之国”、“黄金之国”等，这些国家依赖单一产品出口，也同样陷入“价格越便宜、生产的产品越多”的困境不能自拔。要帮助这种穷人解脱出来，仅仅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扩大生产是不行的，必须帮助他们搞多种经营。如果老王学会了种苹果，当猪肉跌价的时候，他可以在苹果上把损失补回来，也就不必养更多的猪了。“越穷越生的成本与收益越穷越生”的成本与收益越穷越生在我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山穷地少，生育率却比城市要高许多。如果是富裕的家庭，能养活更多的子女，多生一些还有情可原，现在的情况却是越穷生的越多。很多人将之归咎于传统的传宗接代、男尊女卑思想。
其实，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越穷越生”对于农民来说是有利的。从生养子女的成本来看，农村有一句俗语“一只羊是赶，一群羊是轰”，也就是说超生的成本并不是“1+1=2”，而是“1+1<2”。如今绝大多数农村已经越过了温饱线，增加一个孩子的口粮不再是难题。衣服可以“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也可以老大穿了老二穿。各地对超生有许多处罚措施，直接罚款、户口限制等，但对于那些贫穷的地区和家庭来说，无论多高的罚款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反正交不起罚款。在产出方面，超生的可能收益往往是“1+1>2”。孩子到七八岁时，可以从事放羊、拾草、砍柴、收粮等劳动，对于家庭有收益。
在中国，特别是农村这种人情味比较浓的环境下，一个孩子发展得好，就会带动家庭中其他的孩子，以至于整个家庭生活状况的好转，孩子越多，这种可能性越大。而且农村缺乏社会养老保障，农民主要依靠“养儿防老”，而农村中的老人大多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往往依靠最富裕的孩子接济，住在自己最喜欢的孩子家中养老。
总而言之，越穷越生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些人的觉悟低、素质差，恰恰相反，这是贫困阶层为了适应乃至改变自己的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20世纪20年代，美国为了减少酒精对酗酒者的危害，颁布了著名的“禁酒令”。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项初衷良好的法令却导致无数人由于喝劣质酒而中毒。因为“禁酒令”，人们再想获得威士忌，就只能通过走私或者私酿，风险大大增加了。威士忌的价格也随之大涨。但是这种涨价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高收入者无论威士忌的价格有多高，想喝照样喝；而低收入者却发现原来他们喝的威士忌价格已经超出了可以承受的范围，只给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少喝或者不喝，要么靠劣质威士忌过瘾。于是美国因为饮用了不法分子用甲醇勾兑的烈酒，而导致中毒、失明、残废、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穷人。
穷人为什么明知劣质还要购买？因为他们只买得起这个。很多时候，为了保证商品质量，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反而只能购买更加劣质的商品。于是，假货、勾兑酒、毒米霉面都一齐上，受害的多是穷人。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中国中西部农村已经成为假冒伪劣商品最大集散地，当有政府部门去打假时，竟有农民出来说：“我们需要假货，我们也只买得起假货。”
这几年公共资源涨声一片，供热要涨价，液化气要涨价，电要涨价、水要涨价。不少地方政府给出的理由道貌岸然——提价可以促进资源节约。其所依据的经济学原理也很充分：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了，浪费自然也就减少了。但是涨价真的能导致节约吗？对于富人来说，柴米油盐的花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很小，水电气涨价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照样该洗桑拿就洗桑拿，空调想开多大开多大。所以，水电气涨价在有钱人面前是无效的。
对于穷人呢？也同样节约不了。因为必需品之所以为必需品，就是因为其需求能够减少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比如水价涨了，固然可以少洗几次澡，但喝的水却是一口都不能少的，节约资源的效果不大。不仅如此，生活必需品的涨价还会立刻使穷人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为了维持水电气的消费，穷人只能通过减少非必需品，比如衣服、电器、娱乐的开支来维持正常生活，这样一来市场也就会更加疲软，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都会被拖累。
保护古树还是修路？
富人可以将一块钱的消费往后推，使之消费得更有意义；但穷人因为钱本来就少，所以将一块钱的消费往后推的余地不大。因此，考虑长远对于富人来说也许是适合，但对于穷人来说，更注重短期收益。
某贫困山区一小村庄，因为长期不通公路，经济无法发展上去，后来村民们决定集资修一条进山公路。按照最经济的路线设计，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有一棵千年古树。也就是说，如果按最经济的办法修路，这棵千年古树必须砍掉；而要使古树避免被砍的命运，路只能绕着修，这样村民们必须从原本就很瘪的腰包中再抠出一些吃饭钱才能修好路。
城市里的几位著名环境保护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应该从长远考虑，保护古树，绕着修路。但是要知道，对于贫困乡村的乡下人，也许就因为眼下出不起因保护古树绕着修路那点钱，这条路长时间都无法修好，又谈得上什么长远考虑呢？不管环保主义者如何呼吁，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都前赴后继地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也是这个道理。在经济发达地区10万吨级的煤矿、万吨级的炼焦厂属于应该淘汰的污染企业，但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却是当地增加财政收入、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的支柱。
关停这些企业或者责令其建立超出投资能力的环保设施，无疑会对地方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如果让这些小企业继续生存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企业最后会发展成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大中型企业。山西、陕西、四川等地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先例。
这就如同先吃饱后吃好一样，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除了一些得天独厚的地区外，谁也无法避免走这条路。
这个世界上，富人常常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但穷人不是傻子，穷人的经济学所面临的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漏斗效应在西方
一个青年天天躺在碧海蓝天的沙滩上晒太阳。
一个长者走了过去对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你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晒太阳上。”
年青人问道：“那我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去谋取一份工作。”
“找份工作干什么呢？”
“挣钱啊，挣很多的钱。”
年青人继续问道：“挣钱又是为了什么？”
老人回答：“有了钱，就可以办厂，发大财”。
“发大财又怎样？”
“发大财可好啦！发了大财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成天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
年青人笑着对老人说：“可是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成天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啊！”
也许你会问：年轻人啥也不做，谁养他？
答案很简单：高福利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
由上面的故事不难看出：那个年轻人是穷人，老人是富人，一个是穷人思维，一个是富人思维。
在发达国家，这两种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各得其所：穷人休闲，靠富人养；忙人发财，并纳税养活穷人。
遭遇漏洞效应
在上海的奥赛博物馆收藏着米勒的一幅作品《拾穗者》：三个农妇穿着粗布衣裙弯着腰，在别人收割完的田地里捡麦穗，远处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麦垛。评论家卡斯塔奈里说：“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了我的心灵。”
中国文联副主席莫言讲了自己的故事：“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着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
穷人可以捡别人家地里（集体地里）的麦穗吗？
这个答案在西方是肯定的。米勒所画的并不是特殊事件，拾穗者在当时的法国农村很常见。
《圣经》故事中，路得在丈夫去世后，认为不能丢下自己的婆婆拿俄米，于是她们一起回到伯利恒。当时的伯利恒正是秋天的收获季节，因为没有钱，路得便以拾穗为生养活婆婆。
这里有个重要的细节。在伯利恒，拾穗是穷人的权利，因为很久以前摩西在制定律法时，考虑到有些人会挨饿，于是规定收割后掉在地上的麦穗要让穷人去捡拾。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权利。
现在我们回到经济学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一针一线都属于个人或集体（产权绝对明晰）更科学，还是3000前的摩西制定的律法更科学？
福利经济学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认为：从富人手中拿走一块钱，福利损失是一块，而这一块钱到了穷人手中，福利增加是100块，两者相抵，社会总福利增加了99块。资助穷人对这个世界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