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克斯顿早年在洛威尔市的罗杰斯霍尔女子预科学校念书时就写过诗，而且有些诗出现在学校的年鉴中，只是因为母亲对她的诗说过一两句轻蔑的话，她便作罢。19岁那年，她与艾尔弗雷德·马勒·塞克斯顿二世（绰号“凯约”）私奔而后结婚，她的第一个孩子于1953年7月出生，翌年她却因精神崩溃住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塞克斯顿于1955年8月又生下第二个女儿，但第二年再次因精神病而住院。当她从精神崩溃和自杀企图中刚刚恢复过来，她的精神病医生便劝她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些感受也许是别人没有的或不能表达的，对他们也许有一定的意义。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把自己的感受组织起来，能达到发现和接受自己的目的。这对于治疗某些精神病有一定的作用。于是塞克斯顿开始了她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疗法——来解除自己从童年时代以来就有的那种内疚、恐惧和焦虑感，这样的诗看起来也许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但它却非常出色地翔实地再现了一种天赋和遭受折磨的情感的发育过程。她根据自己住院的经历以及她眼见自己的孩子被送给亲属抚养而遭受的极度痛苦，写出了第一本诗集《去精神病院中途返回》（1960）2，记录了她竭力摆脱疯狂的痛苦过程，她在诗中毫不隐讳自己是个“疯女人”，“我们是疯女人，围成圈儿/坐在精神病院的起居室里/对着傻笑的女人傻笑。”读了这样的诗句，不疯的人恐怕也有了一种疯的感觉。但诗人迫切希望自己能超脱疯狂，《催眠曲》（Lullaby）一诗记录了她作为一个“疯女人”服用安眠药后的感觉：
它浮着我出了我的躯壳/我那刺痛的肌肤恍惚若离/像一匹脱线的布/我能无视病榻/我是衣架上的一件布衣/让别人暗自伤悼吧/让每只迷途的蝴蝶/平安回家。老朽的棉花脑袋/请托起我，就像托起一只黄色的飞蛾/这会儿那只山羊在轻声/催眠。
诗人试图通过幻觉探索被压抑的情感的实质，提示行为背后的动机，这显然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这不正是一种疯狂的感觉吗？塞克斯顿因疯而诗，是幸哉？悲哉？她的第一本诗集发表后她成了一位公认的重要新诗人，她也感到一种复活，感到作品中凝聚着的她的自我的力量。之后她的职业活动日益频繁，但依然不断受到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于1962年和1973年又先后两次住进精神病院。
然而作为诗人，塞克斯顿却很快得到国际上的公认，1965年她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1966年诗集《生或死》（LiveorDie）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她荣获美国诗歌学会颁发的雪莱纪念奖，还获得过哈佛大学等颁发的荣誉奖。
她的诗歌生涯如日中天，但她的精神世界却是混乱的，诗歌创作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对治疗她的精神病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她在诗歌中的疯狂的自白，把自己的一切暴露无疑，却在最后更加重了她本来承受着的足以将她压垮的痛苦和绝望的重负，使她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因诗而疯也就在所难免。
塞克斯顿的诗歌充满噩梦般痛苦的自白，在《生或死》这本诗集中她就用直率得可怕的口吻描写自杀、十字架、死亡、恐惧，意象残忍，令人毛骨悚然，与诗人生存的欲望形成鲜明的对比。《渴望死》（WantingtoDie）是诗集中最直言不讳歌颂自杀的诗篇，表达了诗人要以死来求得解脱的决心。诗中歇斯底里的情绪是用一种平静、冷漠但非常可怕的叙述传达出来的：“然而自杀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像木匠，它关心的是用什么工具/它从来不问为什么建造。”显然，塞克斯顿最危险的敌人是她自己，她把自己引向最危险的边缘，渐渐脱离了对自己的爱和对生活的爱，她越来越迷恋死亡，甚至达到宗教般狂热的程度，这种迷恋导致她要毁灭自己的肉体。她对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竟然很愤怒和妒忌，感到自己被出卖和抛弃。因为她和普拉斯曾多次讨论过自杀，两人对自杀的见解有许多相似之处。普拉斯说“自杀是一门艺术”，塞克斯顿认为自杀是“一门特殊的语言”。塞克斯顿觉得普拉斯通过自杀获得了不朽，抢先了她一步，拿走了属于她的东西。她在悼念普拉斯的《西尔维亚之死》（Sylvia’sDeath）这首诗中，直言不讳地向普拉斯问道：“偷——/你是怎样爬进/独自爬进/我渴望以久的死亡的？”向往死亡的塞克斯顿甚至好像尝到了死亡的味道，尽管不是什么好滋味：
“我听说了你的死讯/味道真够呛，像盐。”许是对死亡的渴望，诗人在《失去大地》（TolosetheEarth）中对死亡的经验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她觉得对于死亡你也许会感到恐惧，但随后等待你的将是美：“临近死亡了/尽管你想到会有痛苦/但不会有/只有那个吹笛人”和他美妙的笛声，那笛声比“你在雄伟的大厅里等候的音乐”更动听。
对于塞克斯顿而言，生的痛苦已远远超过死的恐惧，她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忍受精神病痛的折磨，因病而不得不长期服药的痛苦使她觉得自己已成了“这种状况的女王”，成了“一种化学/混合物”，她自嘲又不无悲哀地说，“我的药丸/供应/已经持续了许多年/我喜欢它们胜过喜欢我自己/它们不愿离去，像地狱一般倔犟/这是一种婚姻/这是一种战争/我在自己身上种下炸弹。”（《瘾君子》TheAddit）塞克斯顿对自己和这个不能帮助她的世界感到绝望，因此她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走，逃离病痛的折磨，逃离精神病院，逃离世界这座大的“疯人院”，她悲痛欲绝地呼唤自己，“安妮，安妮/骑上你的毛驴逃吧，逃出这凄惨的医院。”
（《骑上你的毛驴逃吧》FleeonYourDonkey）塞克斯顿不仅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对自己不幸的婚姻也不堪忍受，诗人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一个陷阱，在《夫妻》（Manandwife）一诗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是爱人。我们甚至互不相识/我们看上去很相配/但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士兵被迫和另一个士兵在一起/因为他们分担共同的污秽/共同的打击。
诗人曾在组诗《离婚篇》（TheDivorcePapers）（诗集《第四十五号怜悯街》
45MercyStreet1976）里以挽歌的调子表现了诗人对和自己共同生活了25年的丈夫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在其中《绝望》一诗中诗人绝望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他是何人？/一条通向地狱的铁轨？/一件正在破裂的家具？/污水池里漫出的希望？/像唾液一般流进阴沟的爱？/口口声声说“永远，永远”/到后来却像卡车从你身上碾过的爱？
正因为对自己婚姻的绝望使得她渴望一种婚姻之外的真正爱情。1966年塞克斯顿曾在弗吉尼亚州斯威特·布赖尔学院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那里她结识了年轻的教授和诗人菲立普·莱格勒，他非常爱慕她，他们的通信持续了许多年。她鼓励他的工作，他赞美她的作品，他们彼此的信充满了亲近感，非常热烈和友好的情谊。痴迷地追求塞克斯顿的菲立普不断地要求跨越两人之间的感情界线，塞克斯顿却总是试图温柔地拒绝，她给他的信里写道：“我们两人是同一个类型，充盈的内涵狂野地滋长，充满爱地狂野滋长，就像癌症的扩散一样。”“我闯入了你的生活。我多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将永远不会真正地退出来。让我留在那里，朋友，朋友，永远是朋友。”1当然狂野地滋长着爱的塞克斯顿不会满足这样的精神恋爱，因为她毕竟算得上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不顾人们的耻笑，公开地大胆地描写妇女的个人生活，涉足一般女作家不敢问津的领域。在她看来，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从性解放开始。她的《爱情集》（LovePoems，1969）就是一篇性解放的宣言书，体现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因此她在一些诗中往往直言不讳地赞美具有真正爱情的婚外恋，《我们》（Us）一诗就毫不掩饰地描绘了她同情人幽会的情景：
我裹着黑色/和白色的皮衣/你为我脱去/把我放在金色的灯光下/为我加冕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之中（那间将埋葬我们的小屋）/你在我的身体之中（那间比我们的寿命要长的小屋）/我先用毛巾/把你的脚擦干/因为我是你的奴隶/然后你叫我公主/公主！/啊，接着/我赤裸着金色的身体站起来/我推翻了赞美诗/我打倒了衣服/你取下了马勒/你松开了缰绳/我解开了扣子我们收获着/我们收获着。
当然诗人也知道婚外恋不可能给她带来完整的长久的幸福，她在《给我将回到妻子身边的情人》（forMyLover，ReturningtoHisWife）一诗中痛苦地表白自己所扮演的第三者是短暂的，而自己情人的妻子是长久的，她对情人说，“我把你的心送还”，“她是你自己和你的梦的总结/像攀登纪念碑那样攀登她，一步一步的/她坚固结实/而我，我是水彩/我会给冲走。”对婚外恋的追求并没有能缓解塞克斯顿精神上的重创，而进一步加剧了她精神的危机，1973年底，塞克斯顿终于离弃了丈夫，她渴望在45岁开始一种多样化的爱情生活，然而她很快就失望了，一度甚至在一个提供约会服务的计算机站注册登记过，却毫无收获。于是塞克斯顿最后的岁月实际在精神上、肉体上都逐渐地进行着残酷的自杀了。在她身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死亡笔记》（TheDeathNotebooks，1974）中我们已看不到诗人在美学和诗意里能找到什么慰籍了，诗人吐露的是一串不连贯的愤怒和烦躁的叫喊，是渴望在死亡的怀抱里得到安慰的幻想，她的去意已绝，这股力量膨胀到她足以将死亡当成一个矫弱的婴儿，她在《死亡宝贝》（DeathBaby）中这样写道：
死亡/你躺在我的怀里像一个小天使/如面团一般沉/你奶色的翅膀一动不动，像塑料制成/头发柔似音乐，泛着竖琴的色彩/眼睛是玻璃的，脆如水晶/我每次摇你时/都担心你会破碎。
诗人对死亡已毫不恐惧，反而觉得很亲近，在这里她将死亡的意象同天使、音乐、水晶揉合起来，表现了她对死亡的珍爱和柔情，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是平静的，因为生死的界限消失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塞克斯顿一生有三次试图自杀，但均未成功，而1974年10月4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她却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诗坛的“女巫”虽然走了，但我们却会在她创造的诗歌王国里看到她的身影，我们会记住这个她自诩“喜欢完全不是女人的女人”，“喜欢被人误解的女人”，“不喜欢羞耻而死的女人。”塞克斯顿的迷失，对诗坛而言是一个悲剧，而对她未必不是最好的结局。
诗人的“内部故事”所表现出自由选择死亡的内心动力虽然各异，却都不乏生死的智慧。贪生怕死、好死不如赖活，是生命弱质和生存被动的表现。只有强者和智者才敢于笑傲死亡，面对死亡的挑战，显示人类精神的高贵与神圣。而苟活苟死，及时行乐，是现代人类群体的心理流向和人格流品。从人性的尊贵和生死智慧的高层面来讲，诗人“诗意生存”的信念使他们面对生死抉择时，选择主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较之那些从不思虑生死，渴望庸俗堕落的灵魂，自然显得超尘脱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