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死在西方一直被奉为死的典范是因为他自愿选择了死亡，换句话说就是自杀，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是从容的、自然的。他无意作出戏剧性的姿态，把自己渲染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他完全没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心理。他只是抓住最后的机会向雅典人民提出自己的忠告，仍然继续进行他平素喜爱的哲学讨论。因为他对于判他死刑的雅典人民并无仇恨而只有遗憾，这和他哲学家的沉静气质是相一致的。这使我们感到一种庄严肃穆的伟大。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拒绝了逃跑。因为他当初作出过遵守国家法律的神圣承诺。同时，苏格拉底坦率地说自己70岁了，智力已经消退，现在死去，放弃的只是生命最累赘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服朋友们相信，既然苏格拉底一直认为雅典的制度是好的，雅典的人民是高贵的，逃跑岂不意味着对雅典制度的否定吗？同时不也证实别人对他的判决是正确的吗？以自己一大把年纪，不顾廉耻地违犯法律苟延贪生，难道不会招致别人的嘲笑吗？这样的话，那些关于公义以及其它德性的言论算什么呢？还有，从把自己的儿子教养成人着想，自己也不应外逃。等等。这些纯粹道义之外的顾虑或许会削弱他的殉道意味，其实正是苏格拉底这些明智的顾虑，我们才得以认识苏格拉底的全部内心世界，也才得以真正领悟出他从容就义的全部意义。苏格拉底曾多少有些神秘的说“人之将死时最会预言。”苏格拉底预言，他死之后，惩罚将立即降临在那些判处他死刑的人们头上。这个预言果然兑现了。雅典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对控告者施加了严峻的惩罚，并为苏格拉底修建了铜像以示纪念。或许英雄的本质就在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而且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才开始存在，而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最高行动之后不再活着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后世人心目中不朽的英雄，因为，他已经从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可能的结果和延续之中，撤退到死亡里面去了。以苏格拉底为例，很难想象，假如苏格拉底越狱逃跑或是老死户牖，他的人格、他的精神的光辉不会大为逊色、他对于后世文明的影响不会大为降低呢？
在西方苏格拉底之死固然很受人们赞赏，但比起基督教文学艺术中基督殉难产生的影响就有些逊色了。基督殉难的故事最早是在《圣经》中被创造出来的，恐怕没有什么作品能像基督殉难的故事更能激起人们病态狂热的激情和想象，使他们产生皈依宗教、信仰上帝与基督的决心和虔诚。厄内斯特·贝克尔在《拒斥死亡》中说道：“19世纪，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一道描绘出自原始和远古时代以来的英雄主义图景。英雄是能够进入魂灵世界、下临地狱而又能生还的人。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神秘膜拜中也有这种英雄形象，那是死亡和复活的膜拜。每种膜拜中的神性英雄都是从死亡生还的人。”而“基督教自身就是当时各种神秘膜拜的竞争者之一，并且赢得了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它也跟其他崇尚一样，提供了一位拯救者的形象，这位从死亡复活的拯救者有着超自然的力量。复活节的伟大胜利，是欣喜地喊出‘基督再生了’！这是神秘膜拜的信徒们在庆贺对死亡之胜利时所表达的同一种欢乐的回声。”1耶稣基督为了救赎全人类的罪过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崇高的牺牲，充分体现了耶稣基督和派他来拯救人类的上帝的伟大无私的爱，也表明了人类罪恶的深重从而痛下悔罪向上的决心。这一“救世主”
的形象是基督教的文学艺术所创造的最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就这一形象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而言，这一形象是人类文学艺术所创造的最具“世界性”的形象，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不计其数的为基督教献身的殉道者，有了层出不穷的殉道者的故事，这些殉道者的故事反复地重演着基督的殉难史。尽管这些殉道者的身份不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高贵，其精神境界也不及耶稣基督那么伟大，主要是为了自己灵魂的救赎，但为了一种信仰，为了献身宗教与上帝，在疯狂残酷的迫害面前毫不动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与耶稣基督一脉相承。
选择一种非凡的死亡对于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英雄，确实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能在一个人处于人生的两难选择时帮助他最终摆脱困境，不乏英雄气概而死去。雨果的《九三年》在表现“人道主义”与“革命”的矛盾时描写了这样一个悲剧：1793年是决定法国大革命命运的一个年头，革命和反革命正进行着生死搏斗。出身贵族，后投身革命，因其勇敢坚强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被任命为革命军的远征军司令的郭文，负有消灭旺岱反革命叛军的任务。派去监督并对他握有生杀大权的政治委员西穆尔登是多年前郭文的家庭教师，一直把无父母而由其叔祖父抚养的郭文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关心爱护，并在他到达前线后以自己的身体救了郭文的生命。而旺岱叛军的头目朗德纳克侯爵恰恰是抚养过郭文的叔祖父。这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还是一个卖国贼，他企图借英国人的力量把刚诞生不久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他残酷地杀害了全部被俘的远征军士兵，而且将三个被俘的孩子作为人质放在远征军必经的一个城堡里，在他们上下堆满干柴和柏油，一旦远征军进攻，就点燃干柴和柏油。为了保护孩子，远征军只好以更大的代价绕道进攻，终于攻破其防线，迫使叛军逃跑。
逃跑时叛军点燃了孩子们身下的柴堆，烈火熊熊燃烧，而城堡的大门紧关着，远征军一时无法救孩子。在这千钧一发时刻，朗德纳克突然动了恻隐之心，放弃了逃跑，毅然投向烈火中救出了三个孩子，他也因此落入革命军手中。革命法庭决定处决朗德纳克，这个决定使郭文陷入剧烈的心灵搏杀：对于他来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处死一个因舍己救人而在最高的真理面前成为“英雄”的人，将使革命蒙受耻辱，因为它抛弃了人类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这会使死者成为道义上的胜利者。倘若放走他，让他卷土重来，又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又是革命军司令官的职责所不允许的。最终郭文还是决定放走朗德纳克，由自己替他接受死刑。在革命法庭决定郭文命运的会议上，西穆尔登投了决定的一票。第二天清晨，郭文被押上断头台引颈就戮，士兵们对此表现出来的哀伤和强烈反对的情绪使刽子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于是一个简短而低沉的声音，非常阴惨可怕，以致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在堡垒的顶上叫道：
“执行法律！”
这是西穆尔登的声音，刽子手不再犹豫，走近郭文。郭文从容就缚，并高喊“共和国万岁”，然后把头伸进断头台的颈圈里。断头台的三角斧迅速落下，大家听见了一个丑恶的响声。
在这同一瞬间，另一个声音也响起来。一下手枪声回答了那下斧子声。
西穆尔登从腰带里拔出一枝手枪，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里面的时候，西穆尔登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一股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他倒下来死了。
两个高尚的人既为维护“革命”的原则又为“人道主义”的原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不能不死，如果不死，就必须在“革命”和“人道主义”两者中进行选择，或承担处死一个人道主义“英雄”的永恒耻辱，或背叛革命的原则而成为革命的罪人，而这是他们都不愿意的。于是选择死，英雄般的死，成为必然的归宿。这恐怕也是仁慈的上帝最愿意看到的这一“人道主义”悲剧的结果吧。
当然，诗人表现英雄之死也是很痛苦的，只是由于他的英雄主义理想的光焰暂时让死神退避一旁而已，诗人只是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增强了对死亡的反抗的信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对死亡的恐惧，否则，诗人只有像他笔下的英雄那样慷慨悲壮的一死，才能彻底地消除了死的焦虑和恐惧。在那些不计其数的表现英雄之死的作品里，诗人虽然竭力地想表现比死亡更强大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最终死神似乎仍然主宰着英雄的命运，无论多么强大的英雄在死神面前依然是渺小的，这是无法回避的让人们永远痛苦和难堪的事实。
当我们穿越诗人创造的斯多葛的世界时，我不由得想起那些已经参加了斯多葛俱乐部的诗人，他们为斯多葛们编造的种种自杀的理由有哪一条适合于自己的呢？或许有吧，或许一条也没有。这是永远也无法对号入座的。不过诗人为斯多葛们编造的种种自杀的理由却是很能迷惑人的，也许他们曾经为此感动过，甚至差不多要付诸实践。不然，这个斯多葛的世界何以让人那样痛苦、振奋、痴迷或无法忘怀？但这能够从中解开诗人自杀之谜吗？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某种思想和情愫的联系，但还很模糊，这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去探寻。我知道福尔摩斯的智慧对此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还是让缪斯的灵光引导我前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