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全力以赴投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许多日伪时期因战争停顿的企业都恢复起来，像大栗子铁矿归属了鞍山钢铁公司，在东北范围内招工，很快恢复了生产。我家对面兴建造纸厂，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大喇叭每天播送着竞赛的消息，使竞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工余时间，他们还举行拔河比赛、越野比赛，使整个HX区都热闹非凡。工地的大喇叭经常播送一首歌：“郎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非常纳闷儿，这个疑问很多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她怎么和‘狼’一条心呢？??????”
临江林业局是我党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时，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林业局，这时也扩大规模，广泛招工，并在临江下游七公里的望江楼建起了苗圃和贮木场，沿江放的木排都在这里出水，然后，用火车运往祖国各地。
那时，临江林业局在望江楼苗圃举办了一个“木匠速成培训班”，主要是培养建设急需的木匠人才。这时我二叔毕业后，到林业局财务科做了会计，他动员我父亲参加培训说：“这是长久之计，有稳定的收入，比打渔强。”我父亲听从了劝告，报名参加了培训。
我父亲有高小的文化底子，现在看学历很低，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已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加上父亲手脚灵活，领悟能力强，不仅基本功学得好，而且识图、画图、放大样儿样样领先。很快就在班里显露头角，独占鳌头。结业后，我父亲被派到四十一公里做木匠队长。四十一公里是临江林业局木材的主要集散地，是沟里的主要生产基地。因距临江有四十一公里，在局里的地图上标的是“四十一公里”，因而得名，后改为“桦树镇”。从此，父亲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当了一名真正的工人。由于基本建设任务很重，父亲一连几个月也不得回家。二叔还没成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有父亲和二叔俩个人挣钱，生活可以无忧，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两个姐姐，大姐高瑞云，比我大十岁；二姐高瑞荣，比我大八岁。每到端午节她们和于家姐姐要染红指甲，我闹着要一块染，大姐就吩咐二姐和于家姐姐们一起去采“高丽灰菜”。大姐是这些姊妹的“头儿”，她说话很有权威性，没人敢不听。我跟着姐姐们到烈士塔山下，一会儿就采了一堆“高丽灰菜”。这种植物和“野人菜”有点像，除了可以作猪饲料外没什么用处，所以野地里很多。回来后，摘叶在石头山掂粘，和上白矾，我两个姐姐用布条给我十个指头都包上。第二天早上摘掉布套，十个指甲就都红彤彤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伙伴们都笑话我：“小小子还染红指甲，没羞。”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染红指甲了。大姐在学校学会了作“万花筒”，回家偷偷做了一个，可能是怕我弄坏，藏了起来。我给翻了出来，一看确实很奇妙，每一次晃动都会出现各种图案。我爱不释手的结果就是不小心打碎了。我想，不就是几块玻璃条捆在一起用厚纸包上吗，我也能做。我看父亲割玻璃很容易，拿玻璃刀子，在玻璃上用尺子逼着，“刺啦”一下就割下来了。我找出父亲的玻璃刀子，找来一块玻璃，依样葫芦地划了多少下，可就是不出现那种“刺啦”的声音，玻璃自然也就完好无损了，气得我把玻璃刀子摔在一旁。
姐姐们还在小学读书，白天她们上学，回家还要写作业，平时顾不上我和妹妹。我除了哄妹妹一项任务外，别无它事，可以尽情享受自由自在的时光。所以我就带着妹妹和我的小伙伴儿一起玩儿。
我儿时的伙伴儿，隔着烈士塔道东面有：
王爱东，和我同岁，倪朝有的外孙子，一九七八年到SD出差，在旅店里被人杀害。
吴占祥，比我大两岁，他父亲开杂货铺，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什么的，直到他上中学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吴占祥家东边是范家，他家有哥俩经常和我们一起玩。但稍长一些，家里大人就不许他们出来玩了。他们的爷爷、父亲都是喇叭匠，所有时间都逼迫他们用来练功了。
他家东边是陈松林家。陈松林是个大孩子，比我大五六岁，没有母亲，年龄稍大以后他父亲逼他学编筐的手艺，他就脱离了我们孩子帮。
尽东头、头道沟桥西第一家是乔向东、乔向华哥俩，乔向华和我同岁，他哥哥仅比我大一岁。因为相距较远，他们母亲管的又比较严，出来玩的机会不太多。
吴占祥家西邻家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母亲守寡，家里收拾得格外干净，她不许儿子出去跑疯，可能是怕磕了碰了罢。碰了几次钉子，我们谁也不去找没趣了。
我家西面有：
赵永学，比我大一岁，由于是紧邻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租他家房的孙叔家只有一个男孩叫小路，比我小一岁，我们也经常在一起。
他家往西，隔着赵河西家是高汉民家。高汉民，比我大一岁，他和赵永学的父亲都是赶马车的，那种带篷的载客马车。马车在家的时候，我们常围着马车玩。一年冬天，赵永学说：“你不敢舔车辕子。”车辕子是铁管子做的，冬天的早上上面挂了一层霜，我颇不以为意，心想：“不就是霜吗，那有什么？”于是伸舌头舔了上去，这下不要紧，舌头被牢牢地粘住了，抻着个脖子，撅着屁股，站在那儿不敢使劲扯舌头，像被神仙施了定身法一样。赵永学急忙跑到我家喊大人，我母亲和俩个姐姐跑出来，俩个姐姐下手就要拽，母亲急忙止住，叫大姐回屋拿暖瓶，然后用热水从我舌头的下方一点一点地往上烫，我心急感到有点松动了就用力一扯，把舌头扯了下来，结果扯下来一块皮，两天不敢吃热东西。
那年，高汉民的姐姐出嫁，我和母亲去随礼。新娘穿着戏剧人物一样的服装，戴着满是珠珠的凤冠，蒙上盖头，被人搀扶着坐上拉上篷的马车，我和母亲坐进随后的马车，一溜马车，一路上吹吹打打把新娘送到临江尽东头的新郎家。还没有开席，我跑进新房去看新娘，新娘我也熟悉，她什么都好，就是有气喘病。新娘蒙着盖头，盘膝端坐在炕上，不言不动，得一直坐到散席，我心里有些同情她：“那该多遭罪啊？”回来坐下，帮忙的人布下餐具，我一看都是粗瓷碗碟，上面沾了些颗粒像没刷净似地，竹木筷子黑黑的，看着令人隐隐作呕。我就掏出手绢仔细擦拭我和母亲的小蝶、羹匙，可是怎么擦也还是那样，母亲说：“就是那样的，擦不掉。”我和母亲悄悄说：“娘，别用那筷子。”母亲笑了，说：“不碍的，那都是人家用的。”不管怎么说，反正那餐饭我是没用筷子的，那餐饭也是我吃的最不舒服的。
还有一次，我和赵永学去找高汉民玩，他要跟他父亲上江桥下江坝外去种地，他叫我们跟他一起去，我们就去了。到了那儿，他和他父亲忙着侍弄地，我和赵永学采花、捉蝴蝶，玩得不亦乐乎。到了中午，他们带的饭，我和赵永学没饭吃，就急忙往回走。那儿离家很远，我们饿着肚子走不动，路边地里能吃的东西只有大葱，赵永学一把一把地薅来吃，我有个怪毛病，从小不吃葱，一闻那味就想呕。赵永学毕竟比我大一岁，抗劲比我强，一个人头前走了。我每走到一棵树下就坐下歇一会儿，直挨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家，母亲连心疼带气急地骂我：“死哪去了？这么时候才回来？你不知道吃饭哪？”奶奶急忙拦住母亲：“快别说了，让孩子好好吃饭。气不顺容易做病。”等母亲端上饭来，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奶奶捋着我的背说：“没人和你抢，慢点吃，别噎着。”有奶奶呵护着，父母对我打不得、骂不得。
以后，高汉民家搬走了，庄炳祥家住进来了。
庄炳祥比我大三岁，很有小人缘，和我们这帮小伙伴玩在一起，仿佛是个头儿，他说玩什么游戏，我们没有不依从的。他家刚从HN家（不知为什么那时候人们都管SD老家叫HN家）迁来，没有营生做，就给人家烙煎饼。放学以后，他就帮家里推磨。我们去找他玩，他总是走不开，我们大伙儿就套上磨棍，一起帮他推磨，连我三妹妹也跟着转圈。庄炳祥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干得饶有兴致。不管是《三国》、《水浒》，还是《聊斋》，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凡是他能收罗到的小人书上的故事，他都讲给我们听，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天天晚上心甘情愿地替他推磨。
他家西隔壁是于福堂家。他家房子跨度大，间壁成四家出租。于福堂比我大五岁，他嫌我们这些小屁孩不懂事，不常和我们在一起。上学以后，有了共同语言才融洽起来，特别是中学以后，一起跑步、交流学校的事情，感情才笃厚起来。
他家西边是曹家，也是新从HN家搬来。家有三个小子，老三和我同岁，他俩个哥哥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长得膀大腰圆。他两个哥哥上山割条子，他父亲在家编筐、土篮卖。更多时候，他两个哥哥割条子、牲口草卖。有一次，我去找老三玩，他和他二哥正打架，两个人抱在一起，他二哥挣脱出来，跑到大街中央站着，他捡起石头就撇，一块石头不偏不倚正打在他二哥右侧太阳穴上方，顿时裂开一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母亲说他，他还梗梗着脖儿说：“谁叫他打我来。”我一看他太野蛮，从那以后，我不再找他玩了。
再往西是别姑姑家，她也像于福堂家一样，把房子间隔开了出租。在我上学以后，她家来了个住户，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叫王福元，是个严厉的班长。他很聪明，象棋下得好。在他三年级的时候，杀败街头棋手无敌手，被大家视为“小神童”。他教给我们“撇盒子”游戏。就是大家都站在一个圆圈内，圆圈内放一个铁盒子或替代品，通过划拳输了的为守擂者，一个人把盒子远远地抛出去，大家四散跑出去或躲藏，守擂者把盒子捡回来方可抓俘虏。跑出去的人伺机回擂算胜利，被抓的人为下一任守擂人。夏夜我们聚在一起。常常玩这个游戏，乐此不疲，这使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街对面挨着造纸厂第一家是安德松家。房头是他家打的一口深井，井水很甜，后成了大家公用的饮用水井。他的大姑娘叫安丽艳，人很漂亮，和我三妹同岁；二姑娘安丽坤，个子很高，她姐俩很愿意和我们大家一起玩，但她们父母总是干涉，动不动就叫她们回家，好像和我们在一起就能做什么坏事似地。所以，以后我们也不带她们玩。
隔着李家、安老二家，是李彩云家。光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会以为是小姑娘，其实他是典型的SD小伙儿，前喯儿喽，后勺子的，人长得清秀，而且心灵手巧。他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总是把他收拾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上学以后，我俩同班，相处的很好。有一阶段，他用角瓜蒂把刻了许多印章，作为官印，有“皇帝”、“大将军”、“县令”、“捕头”等等，惹得我们这些小伙伴都跟在他屁股后面转，希望得到他的封赏。他就好像真的成了生杀予夺的人物一样，封你什么官，发你一颗“大印”；或者封你个什么官，在腿上打个戳，让你去执行什么任务。后来，他母亲改了嫁，跟了一个姓姜的瓦匠，家也搬走了。他随了继父的姓。
挨着是安连增家。安连增有点文化，是队里的会计，人很孤傲，老死不与邻居来往。隔街看见他挑水，我父亲就嘲笑他，说：“你看他那个球球样，连水都不会挑，还傲气个什么！”他不像别人那样把扁担的中间放在肩上，使前后平衡，而是前短后长，这样前面的水桶老往上撅，他不得不用两手把住扁担往下压，屁股往后撅，确实让人看了觉得好笑。
他的西面就是刘兆山家。刘兆山一米八五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大嘴丫子，见人就嘿嘿憨笑。他的大姑娘刘丽荣是学校的田径队长，短跑名将。比我大两岁，待我像亲弟弟一样。长子刘立怀和我同岁；二子刘连喜，仅比我小一岁，我们是最常在一起的玩伴。
他家西面是赵铁增家，赵铁增比我小一岁。他家房西头支了个铁匠炉，为人打些锄头、撅头、镰刀、马掌之类的。他家西面是通往前小街的小道。再往西到小西沟边是空地，后被黎红社占据。
那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无非就是捉迷藏、跑马城、攻城垒、跳格、跳绳、投口袋之类的。夏天，我们一起到河里洗澡，完了就在岸上捉蚂蚱、打判官；冬天，就打陀螺、弹琉璃球、放爬犁。
有一年夏天，雨水特别大，铁路货场西头地势低洼，存了齐腰深的水，成了水泡子，里面漂浮着一些木头，还有两张捞木头用的木筏子，这可成了我们游戏的天堂。我们整天泡在水里游泳、打水仗。人多的时候就分成两队玩战斗的游戏。每队一张木筏子，其余的人趴在木头上，用手划水，把木头当做战舰，向敌人发起攻击。独木在水里总是转动，趴在上面的人也总是往水里掉，有时就喝两口水。那水就是黄泥汤子，那我们也不管不顾，依然玩得兴高采烈。一天中午，母亲在后门口招呼我回家吃饭，我急忙出来穿上衣服往家跑去。跑到半道看见道旁的粪池里有个小孩脑袋一窜一窜的，我马上想到可能是赵永学的三弟。因为只有他小弟弟常上水泡子这儿来，他小弟弟只有一生日多，路还走不稳。我拔腿就向他家跑去报信。他父亲招呼了许多邻居来帮忙，由于不知粪池深浅，没人敢往下跳，就找来各种工具打捞。工具很不顺手，捞了很长时间才把人捞上来。捞上来时，孩子已经昏迷，大家七手八脚地给孩子倒肚子里的粪汤子、抠鼻孔眼、耳朵眼里的粪汤子。后孩子吃不进东西，一个多月后死了。我像他们家里人一样伤心难过，因为赵永学和他二弟都有大骨节，唯有这个老三长得顺溜漂亮，我像他的哥哥一样经常哄他玩。长大后，我想：当时送他上医院清洗胃肠，也许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可惜那时临江刚成立人民医院，人们对医院还没什么认识。
有时，还有些临时玩伴。我五岁那年，我家西头租给了一户姓郑的SD人。一天早上，我上他们家玩，一家人正在南炕上吃早饭，一个刚会爬的小姑娘单独在北炕上玩。谁也没注意，她爬到了炕沿边，一滑手，栽下炕来，我本倚在北炕沿上，离得最近，一抄手把她接住了，没摔着，他们一家人很是感激。吃完饭，她两个哥哥，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六岁，上山割草，非要带我去玩，我就跟着去了。我们来到帽儿山峰前的山包上，我是第一次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白云就在头顶飘，鸭绿江在脚下静静地流，看不到一点波浪，像一条闪亮的带子一样；整座城显得那么小，听不到一点声息；耳边听到的是小鸟清脆的鸣叫，鼻中闻到的是青草和野花的芳香，别提多高兴了！郑家哥哥开始割草，我脱下小褂扑打小鸟。有两只鸟红嘴巴、黄肚皮，在我身前身后飞，我多想捉一只玩啊，可我就是扑不到它们。它们也不飞远，等我追到它们跟前，它们就“扑棱”一下飞走了，等我停下脚步，它们又落下。我追着它们东奔西跑，累的气喘吁吁、汗流满面，还是拿它们没办法。郑家大哥哥看见，就过来接过小褂，等小鸟落稳了，从小鸟的后面蹑手蹑脚地摸过去，一下子把小鸟扣在褂子底下了。我高兴地拍着手跳了起来。可是，山坡上草密衣服轻，落不实诚，小鸟从缝隙中飞出去了，我闹了个“猫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等郑哥哥揭开衣服一看，草窠里有一窝鸟蛋，整整五只。郑哥哥把鸟窝端给我，叫我好好拿着，回家捂着，过些日子就能孵出小鸟来。我小心翼翼地把鸟蛋捧回家，找东西盖好，等小鸟孵出来。可我着急呀，一会儿拿出来看看，一会儿拿出来看看，看看孵出来没有。鸟蛋皮很薄，稍不慎就捏碎了。结果，不到天黑，五只鸟蛋全都捏碎了。
血的“洗礼”
我生平目睹过两次血腥事件。第一次是在我童稚时期。那是一个下午，我只记得太阳很晒，住在街里的冷大爷、唐启超大爷、韩家台子的李爷爷等人都来到我家，大家聚在一起除了寒暄就是议论“枪毙”什么的，好像都很兴奋。我对他们的议论听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就一个人到门口捡石子玩。街上走动的人也比平时多了很多。过了一会儿，人们呼朋唤友的簇拥着向桥头涌去，父亲抱着我随人流来到桥头。头道沟河堤和鸭绿江江堤是一体的，东侧从后台屠宰场砬子下开始、西侧从火车桥洞下开始沿着头道沟河、鸭绿江，东侧到二道沟河桥下、西侧到干沟火车道，把临江包围在里边。刑场就设在头道沟桥下的河滩上，便于人们观看。桥上、河套里、两侧江堤上挤满了人，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们肃立着不管烈日当头热浪翻滚。一会儿，对面的河堤上人们向两边分开，一伙人冲进河套把一个人摁跪在地上，又过了一会儿，一声枪响，那个人的头上像蒙了一块红布倒在了地上。我父亲立即抱我转身，可能是怕我见那个血腥的场面，人们也陆续散去。我一直懵里懵懂的，我不明白“枪毙”的含义，也不明白枪毙的缘由，只觉得奇怪，那个人干嘛瞬间蒙上了红布，是耍戏法吗？留在我心里的是朦胧的莫名奇妙，直到年岁渐长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是火车压死人。那天是清明节，天空很阴霾压抑，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玩游戏。上坟的人陆续从山上下来，忽听有人说火车压死人了，我们都向火车道跑去。火车道就在我家后边，火车常在这里调头、编组，一个年轻的朝鲜族女人给丈夫上完坟，背着孩子哭哭啼啼地从山上下来，看见一个机车缓缓驶来就突然跪在机车前的铁轨上，机车采取什么措施也来不及了，车轮从她脖颈处压了过去，把她的孩子也碰伤了。我们跑到出事的地点，看见两个人抱着孩子正在处置伤口，那个朝鲜女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跪在铁轨旁的躯体还在一拘挛一拘挛地抽动，腔子里冒着一股股热气和血沫，脑袋滚出了二十多米，场面血腥凄惨。回来后我一天没有吃东西，压抑不住的恶心。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看那些血腥的场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