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虚岁的时候，姐姐曾领我到建国小学去报名上学，招生老师说我年龄小，不到上学年龄。我又给老师写名字，又背“乘法口诀”，向老师表明我行，具有上学的能力，老师还是不接受我，气得我大哭一场。
上学之前，父亲叫我卖冰棍，自己挣学费。家里给我买了一个大竹皮暖瓶，有普通暖瓶两个大。我背着暖瓶早上去批发冰棍，然后沿街叫卖。我有点羞涩，叫卖的声音也不响亮。同街卖冰棍的孩子很多，我也不够机灵，抢不过人家。虽然每天也能挣点钱，但每天也有剩，有一天还丢了一个五分钱的钢镚。后来，父母就不让我卖了。羞口，是我很大一个弱点，很多年都克服不了。那年，母亲叫我上饭店去买包子，三妹跟我去了。到了西市场国营饭店，店里很清静，两个年龄很大的人，一个在柜台里，一个在柜台外，在那扯闲篇，看见我们两个小孩进去也没理。我总觉得打断别人的谈话不礼貌，就想等他们的话告一段落，再开口买包子，可他俩的话没完没了。我三妹等得不耐烦了，就说：“买包子！”那俩人才打点我们。
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如愿以偿踏入了建国小学读书，被分到一年三班。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李经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高高的个子，满面慈祥；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穿着腰里有带子的那种大翻领制服，白衬衣的领子也翻在外面，整个人显得干净利索、精明干练，一接触就让人肃然起敬，又分外亲近。
她先给我们分座位。我的同桌叫孙国兰，个头和我一样中等偏下，垂在身后的两个小辫子上扎着蝴蝶结，额前飘着整齐的刘海；圆圆的脸庞特别红润，像鲜艳的苹果；说话温声细语，生怕吓着谁似地；性格温和，未曾开言先露笑，一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和嘴角下两个深深的小酒窝。
然后老师叫我们到院子里排成两横排，教我们歌舞——“大红苹果”：“大红苹果、大红苹果，真好吃、真好吃，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吃了啦、吃了啦；再给一个、再给一个，没有啦、没有啦，不给拉倒、不给拉倒，真害臊、真害臊。”歌舞很简单，每句一个动作，先是用手比划成苹果的样子，然后放到嘴边，用摇手表示吃了啦，再伸手要，一甩手一跺脚表示“不给拉倒”，唱到“真害臊”时歪着头，手指刮自己的脸颊。两只脚轮换用脚后跟伸出去点地。
送孩子的家长还没走，站在操场周围的树荫下等着接学生，这时都围过来看我们唱歌跳舞。我站在前排中间位置，看到这么多目光投过来，臊得我心慌气喘、手足无措、面红耳赤，脸上的汗水“刺溜刺溜”地冒了出来。可能大家的感受和我一样，克服不了首次在大众面前亮相的尴尬，光不好意思去了，根本顾不了老师的口令和动作的准确性，所以手脚不协调，做的乱七八糟。渐渐地，大家克服了心理障碍，动作整齐起来。直到全体同学动作整齐划一了，老师才宣布放学。
第二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老师留我们在教室里写作业，就回办公室了。第一天上课，学的少，作业也简单，很快大家就写完了。这时，我班最高个子的林玉明，手举着一张画，在教室的过道上，前后来回奔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快来看哪，快来看，中国飞机上天喽！”男同学一拥而上，纷纷抢画看。画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画的，有一个整齐的边框，下面是一排高山，上面有两架飞机，驾驶舱里还有飞行员的头像。构图很简单，但线条很熟练。可能当飞行员、参加战斗是每个男孩子的天性吧，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们班同学于美业画的。于美业个头不高，梳着整齐的小分头，白净的面皮上有些许淡淡的雀斑，四方脸，下颏有点尖，略厚的嘴唇显得有点倔强，两只眼睛灼灼有神，趴鼻梁在他的脸上并不难看，浆洗过的学生装板正挺括。
大家围上了他，都要求他给作画，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要大家自己拿纸。
他也给我画了一张，我兴冲冲地回到座位，拿画给我的同桌看：“你看，多带劲！”
我的同桌淡淡地瞥了一眼，嘴一撇，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那有什么好看？也值得你们争呀抢的。不就是两架破飞机吗？”
这话像亵渎了我心中的神明一样，我有些生气，举起手就在她腿上重重拍了一掌。她搂起裙子一看，腿上微微泛起红来。我自知下手太重，有些歉疚，她却红着脸，喃喃地说道：“本来嘛，飞机有什么好看？怪吓人的。就你们男生喜欢那些东西??????”
一句话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我无言以对，低下头柔声说：“对不起。”
这一掌，我不知她是否记得，但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放学以后，我与于美业结伴一同回家，他家也在河西，只不过我俩需要在头道沟桥西头分手，我顺着大道下坎儿就到家了，他却需要顺江垻走一段绕到造纸厂后面去。自此，我俩成了好朋友，一直相交了几十年。
开学不久还是“秋老虎”的天气，一天放学，我俩走到桥头，于美业说：“天还热，咱俩下河洗个澡吧。”我说：“行。”就跟着他下到河边，脱了衣服，钻进水里。那地儿水很急，我俩不敢进大流，只是在浅水处扑腾水玩。这时，我班孙国兰、周文兰等一大群女生在范玉兰、董桂兰的带领下，走上了东桥头。本来她们是让董桂兰领着到河西拜访我、于美业、王久生等几个在河西住的同学，看见我俩在河里玩水就呼喊着从东边的江垻上跑下来，直奔我俩跑来。我俩年龄虽然还小，但也觉得赤身裸体被女生看到不太雅，就急忙从河里爬起身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可是，脚和身上有水，衣服发涩，越着急越穿不上。我俩急了，为了阻止她们跑到跟前，就抓起石头，撇了过去，不巧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就打在范玉兰的额角上，出血了。他们一块上我家告了状。等我回家，父母因是无心之失，也没怎么说我。本来是同学之间增进感情的事，让我弄了个不欢而散，我觉得很扫兴。
不久，李老师病了。放学后，我们二三十个同学相约着去探望李老师。李老师家就在学校北面的台兴村里住，距学校也就是一里地。我们跑到李老师家房门口，她家人正生火准备做饭，大家挤在门口探头探脑，不知直接闯进去是否合适，我站在门口同学的身后大声喊：“报告！”大家齐把目光转向我，可能奇怪：到老师家你喊什么报告？我也不知为什么，见大家不敢进去，随口就喊了，只听屋里李老师咳嗽着说：“进来，快进来??????”我们一下子涌进去，把里屋地挤满了。只见李老师病体支离，横卧在炕头，花白的头发蓬乱着，两眼无神，满面憔悴，勉强支起身来，笑着和我们说话。见李老师说话费劲，大家急忙说完祝福的话，匆匆告辞了。从那以后，李老师再没到学校来，不知是搬家转走了，还是休长假了，抑或是退休了?????
我们换了班主任。新班任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叫王清溪，在于美业家后面那趟房住，所以第一天上课，于美业管他叫“王叔”。他是体育界著名人士，“三铁”冠军。他长得身材魁伟彪悍，孔武有力；方面大耳，棱角分明；双目如铃，咄咄逼人；鼻挺口阔，钢髯如针。只是教学未显长处，也许是我年龄尚小，领悟能力有限，在他教我们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学得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而他竟说我学得好、学得扎实，真是莫名其妙。这两年里他一直让我当学习委员。
三年级伊始，我们调了教室，由于上学的孩子多了，校舍不够用，把我们调到了山上的西公所。西公所是在卧虎SX坡半山腰里辟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建的庙。三间正殿尚供着不知什么神明的塑像。西偏殿倒出来给我们做了教室，倒也宽敞明亮。四周是围墙，东南角有厕所，厕所旁有个角门通往山上；正门冲南，下了台阶是一条便道，通往山上和下边的学校。道下是悬崖峭壁，山脚下是通往三公里和大湖煤矿的铁路。老师也换了，苏宜成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中等身材，黧黑削瘦，面庞立体感很强，两只眼睛特别大。他字写得特别好，俊逸飘洒，对我们影响很大。当时他正和某单位会计鲁女士谈恋爱，加上他身体不好，正在治疗肺结核，耽误班势所难免。老师不在的时候，班级纪律就难免有点松散。
李春芝老师教我们数学。她相貌平平，额头有块黑痣，不注意修饰，但课教得非常棒。在她执教的两年里，我自觉数学明显地上了一个档次，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年，我家买了一个“戏匣子”，是南京产的“红星”牌的，个头很小。我始终奇怪：“这么小的匣子，怎么里边有那么多人啊？又说又唱的。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放了学，我就围着它转来转去的，想从后面看看人在哪儿，是怎么进去的。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反而更增加了疑惑。我盼着它能讲故事，果然，四点多钟，戏匣子里传出清脆的小喇叭声和奶声奶气的播音：“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嗒嗒嗒——小朋友们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下面继续请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接着传出了孙敬修那浑厚、带有笑意、充满磁性的声音，我敢说，他那学猪八戒叫“猴儿哥”的声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听完他的故事，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丝满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
我父亲也特别喜欢“戏匣子”，他喜欢听马连良的京剧，每次都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手在腿上打着节拍，哼哼呀呀地跟着唱。他还特别喜欢听评书。我记得有一年JL台每天中午播王充讲的《水浒》，不管多累，我父亲到时必听。每天结束都是“噔噔噔噔，西门庆上楼来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噔噔了一个多月，西门庆还没上的了楼。
寒假过后，我们到学校报道，准备开始新的学期。但到校一看，学校各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贴出了通知，假期延长一个月。当时我们年龄尚小，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残酷，欢天喜地地回家享受假期的快乐去了。等开学一看，有的老师不见了。我们的数学老师李春芝，头上多了一些白发，面容更加憔悴，声音也变得嘶哑起来，但她教课依然那么认真。后来知道，她的丈夫——县中学的资深教师姓乔，被打成“****”，进了监狱，被判了十五年。
很快我家也“享受”了特殊待遇。那时临江县已成立了人民公社，黎红社改成了黎红大队。一天，大队书记孙成有组织一伙人敲锣打鼓给我家送来了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父亲爱国卫生运动、挖鱼鳞坑、深翻地时的那些言论并痛加驳斥。虽然没有什么新内容，但冠上了一个吓人的题目：“批驳高振帮的***言论”。随后又取消了我家的“革命军属”待遇。这是我父亲最不能接受的：“不管我有什么错，我三弟仍然在部队当兵，凭什么取消我的军属待遇？”但是，有理和谁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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