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炼钢铁之前，也就是五八年的春天，毛主席多次讲话，谈到学劳结合的问题，要学校办工厂、农场，让学生参加劳动，边学习边劳动，既可以解决办学经费，又可以改造学生的思想，以实际行动扫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残余。于是在小学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活动。
我们学校首先办起了木工厂和制糖厂。木工厂投资少，基本上不需要什么设备。制糖厂是在县食品厂的支持下办的，原料由他们供应，设备也是他们支援的。地点设在西公所，我们的教室迁到了下面学校东坡上。这里原有两栋平房，一栋做了新调来的黄永胜主任的住房，另一栋给我们做了教室。
因为我父亲是木匠，所以我被安排在木工厂，木工厂需要的工具，什么斧子、锯、刨子统统由我从家里拿。我们没有基本功，也做不了什么。开始做黑板擦、修修桌椅板凳，等各班都用上了我们做的黑板擦，多余的也卖不出去，只能停产了。我们只好到制糖厂去帮忙。
制糖厂是从食品厂领来砂糖、香精和各种颜色的糖稀，用铁锅熬，熬到一定程度，用机器压切成坯子，然后用成型机器压成橘子瓣糖，撒上砂糖避免粘连，最后冷凝晾干就成了。
这时我们班转来了两个“大”同学。男的叫王振利，已经二十出头，比我们大了将近十岁，一口浓重的SD口音，满脸憨厚，像鲁智深一样膀大腰圆、力大无比，我们任何一个同学，他都能一手卡住脖子，一手卡住脚脖子，连举二三十下。没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让他举着玩。他脾气极温和，待我们都像弟弟妹妹一样。
脾气更好的是另一位女同学，她叫李桂芳，从SD来投奔她姐姐。她十八岁，高挑身量，丰满而又匀称，模样也十分出众。身后拖着一条大辫子，额头飘着疏密有致的刘海；红润的脸庞胜赛桃花，两道弯眉像修饰过似地，又细又长；双眼皮、长睫毛下两个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总是盈满笑意；牙齿整齐洁白，一笑俩酒窝。同学们总拿她和王振利开玩笑，无论怎么说，她都是抿嘴一笑，从来不恼。我看过《秃尾巴老李》的民间故事，就愿意和她开玩笑，叫她“秃尾巴老李”。一次，我拿把小刀，开玩笑要割她“秃尾巴”，比划来比划去，一不小心，刀子划在她背上，刀子很锋利，把她的蓝布小褂划了一道四寸多长的口子，我吓坏了。她脱下褂子看了看，柔声说：“不要紧，只是衣服破了，没伤着我。我没有妈，我姐姐厉害，让我姐姐看见该说我了，你拿回去，让你妈妈帮着缝上再给我，好吗？”我当然没话说。她就是这样宽容大度。后来，她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结婚了。
一次，主管勤工俭学的郭敬茹副校长领我们到食品厂进糖稀，糖稀是用大木桶装的。保管员是位老大爷，一过磅是三百六十三斤。郭校长说：“木桶怎么办？”那位大爷说：“等用完了糖稀，把木桶还回来时再结账吧。”我们就用手推车把糖稀推回来了。一年多以后，我们去还木桶，那位大爷问：“毛重是多少来？”我随口答：“三百六十三斤。”那位大爷惊异地瞅了瞅我，不敢相信。郭校长说：“还是找票子来看看吧。”那位大爷进屋找来票子一看，果然是三百六十三斤，就说：“这小孩记性真好，学习一定不错。”郭校长说：“那赶着来，这孩子学习好着呢！”郭校长只教过我们副科，不过她儿子经绪恩和我同班，我也经常上她家玩，因此对我有些了解。
制糖熬糖是关键，老师让王振利把这一关，不久他就掌握了这门技术。一次，糖稀快熬好了，他用羹匙舀起来一点，看看好没好，往回倒的时候，不小心把羹匙掉糖锅里了。糖稀正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王振利说时迟、那时快，伸手就把羹匙抓起来了，旁边有一口水缸，想都没想就把沾满糖浆的手插进了水缸。同学们都惊呆了！糖锅里的温度少说也有二三百度，还不把手烫烂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关切地围了上来，王振利把手从水缸里拿出来，大家一看都乐了。只见他手上裹着一层透明铮亮的糖壳，大家七手八脚帮他把糖壳扒下来，里面的手只是微微泛红，并没有烫坏。老师批评他：“你怎么那么冒失？羹匙掉里头，找东西捞出来就是了，干嘛用手抓？要是把手烫坏了怎么办？”他憨憨地嘿嘿一笑：“嘿嘿，没事，俺估摸着烫不坏。嘿嘿嘿??????”老师半嗔半笑地说。“还‘你估摸着’，我看你连想都没想。可也是，你反应还真快，要是稍微慢一慢，你那手就交代了。”同学们也都佩服他头脑敏捷、手脚麻利。从那以后，同学们和他更亲近了。
制糖容易卖糖难，这可难为坏了郭校长。想千方，设百计，产品还是积压了很多。夜市的时候，她打发于美业和孙国兰推着手推车沿街叫卖，也卖不出去多少，却成了于美业一段美好的记忆。所以，制糖厂虽然干了好几年，但是干干停停，干的时间没有停的时间长。
这一年，县里想在卧虎山建一个公园，成为人们休憩的场所。需要先修一条公路，以便运送修建的材料，以后这条路也可以供人们游玩行走。我们三个学校领受了任务，用了五天时间，把这条从后台变电所上山，到东公所下山的山间公路修成了。转年，经******批准，撤掉临江县，改建浑江市，市府设在八道江镇，建公园的计划也随着夭折了。
在办工厂的同时，学校发动学生垦荒，建立了校田地。校田地在帽儿SD侧与青沟子隔河相对的山坡上。土地土层很薄，多是风化石，很贫瘠。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下达了积肥的任务，指标是很高的。完不成任务，连课也不让上。于是，我们各班分成小组，筐挑担地上大街去捡粪。那时，汽车少，运输工具多是畜力车，牲畜拉的粪也不少。但再多也架不住学生多。有时，看见牲口尾巴一翘，几个学生就跟上去，就等它把粪拉出来。有时跟出去很远，它也不拉，急的那些同学恨不得从它****里把粪掏出来。
我们组同学孙忠仁提议，上大车社看看。大车社的官名应该是“运输合作社”，是合作化时，把搞运输的个体户组织起来，成立的合营组织。主要是牛车。马车，还有人力手推车。别看没有机械化设备，那时临江搞建设的很多大型设备，都是他们用蚂蚁搬泰山的土办法运送的。
我们到了大车社，人家自然是不让我们进。看着满院子的牲口棚和四圈杖子边堆放的粪，馋得眼睛都瞪圆了。孙忠仁说：“跟我来！”他领我们来到大车社的后边，找了一段铁丝，揻上钩，从板杖子底下往外勾粪。于美业嫌太慢，干脆把一块板子下面的钉子拔出来，形成一个活门，伸铁锹进去戳粪，很快就把我们所有的土篮装满了。有了这个“窍门”之后，我们组积肥的任务完成的最快最好。
秋天，台兴大队把卧虎山我们学校上边，公路下边的一片土地给了我们学校做校田地。虽说是山坡地，但坡度缓，且是熟土地，土层黑油油的。初冬时分，学生大炼钢铁的任务松下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这片土地整修为梯田。
是时，土已冻了半尺多厚。每天早晨，漫山遍野一片严霜，新挖的土层也会冻上三寸深。王振利不愧是农家出身，很会干这活，他指挥我们把熟土层起出来，码在地头，等修好梯田再铺上，这样就不会影响庄稼生长了。刨土块很累很艰难，但也很有意思。土层冻得很坚实、很艮，尖镐刨下去，一镐一个白点。于是，我们几把镐同时刨一块土坷垃，一会儿就刨开了缝，然后我们同时把尖镐插进有茬的一边，喊着号把土坷垃撬起来，抬到地头去，块越大，成就感越强，大家的劲头也越足。一次，裂开的土块太大，我们几个撬不动，又有几个同学过来帮忙。大家都把尖镐插在有茬的这一面，王振利一声号子，大家猛地一起用力，只听顾善武“唉呀妈呀”一声喊，捂着手蹲在了地上。大家跑过来一看，他左手食指第一关节歪向了一边。看来是骨折了。老师急忙叫两个同学扶他到校医那儿进行了包扎。由于处置的粗糙，他这节手指长好以后始终是歪的。
经过半冬的奋战，梯田终于修好了。春天，我们先往山上的校田地里送粪，种上了苞米和大豆；然后把剩下的粪全都撒在了梯田地里。由于粪多，每块地里都铺了半尺多厚。翻地的时候，精心把粪和土充分拌和匀了，我们种了玉米、高粱、谷子，在边边旯旯种了南瓜，还栽了一些地瓜。
秋天，获得了大丰收。玉米每株都结俩棒，每棒都一尺多长，籽粒饱满，一直上到尽尖上；谷穗一尺多长，肥硕硕、金灿灿的；地瓜普遍一斤多一个；最惹人喜爱的是大南瓜，最大的有二十多斤重。上山秋收的时候，高年级的同学捉了一只刺猬。学校倒出一间屋子，办了一个“校田喜获大丰收”的展览。同学们都特别喜欢那只小刺猬。后来，学校把这些实物拍成照片，作为勤工俭学成果的实证层层报了上去，获得了“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学校”的光荣称号。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又办了制鞋厂、印染厂和印刷厂。临江制鞋厂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楦子、十条木案和其它工具，还无偿支援了一批原料，并派出两名师傅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但制鞋的工艺难度有点大，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生能够掌握的，干了几天，糟蹋了不少原料，最终还是放弃了。
印染厂就是一个项目——染彩纸，工艺极其简单。有若干白铁打的盒子，类似上菜的托盘，尺幅大一些，每个盒子装一种用水调成的颜料，纸是专用的，一头有“库”，用杏条棍穿上，用手把纸从颜料盒那边慢慢拽过来，使纸挂上染料，然后挂在架子上晾干就妥了。学校东坡上有个“红领巾气象站”，周围是平地，我们就把架子搭在这里。每逢好天，就是染纸的好日子。老师把颜料调好，把颜料盒放在一张课桌上，我们学生把纸穿好，排队依次染纸，然后把染好的纸晾在架子上。一种染料用完了，再换另一种。这个厂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印刷厂要复杂得多。临江印刷厂支援我们两台机器，一台水印机，一台铅印机，因此办了两个车间。水印车间一直没有师傅来教，所以机器安装上之后，就陷于停顿状态。铅印车间最主要的是要有排版人员。老师安排班长刘毅学习排版技术。刘毅细高挑，长得特点突出了一个“大”字，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全身的骨骼也大，人很聪明伶俐，学习好，会说话，很得老师的喜欢和信任。谁知他却办了一件错事。
学校从印刷厂拿来的铅字有限，一次排版的时候，有些字没有，老师就捡了一些不常用的铅字，大约有五斤多重，让刘毅上印刷厂去换。刘毅走到半道，把这些铅字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钱自然揣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他空手到印刷厂又领了些铅字回来。后来，印刷厂和学校对账，这件事就露馅了。学校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自觉颜面无存、威信扫地，就转到浑江读书去了。
每年夏秋时节，学校都组织我们上山割草，卖给大车社做牲口饲料，卖草所得作为学校经费。记得第一次上山，我们出发的很早，每个人都带着干粮，拿着镰刀、绳子，排着长龙似的队伍，来到五道阳岔的山上。王振利拿的镰刀和我们的不同，镰刀头很长，还拿着磨石，边走边磨。我问他：“你这是什么镰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说：“这是草镰，专门割草用的。”我这才知道还有专门割草用的镰刀。到了山上，老师叫王振利教我们什么样的草才可以做牲口饲料，王振利割了两种草给我们做样子，说：“这种穗头像没长好的高粱似地，叫‘狍羔子草’是牲口最爱吃的；这种穗头上长白毛的，叫‘白尖子’，太硬，牲口不太爱吃，卖也比狍羔子草贱一些，所以尽量要割狍羔子草，除了这两种，别的草一概不要。”然后，他教我们如何拧要子，把草捆起来。他可真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干起这些活来，得心应手。可是，白尖子目标明显，好找，也粗壮压秤，所以大家还是割的白尖子多。王振利老早就割够了自己背的，并用扦子棍串好，然后帮助体弱的同学割。我也学他的样子，砍了一课粗细适中、直溜光滑的小树做成扦子棍，把草串起来。吃过午饭，我们开始返校。王振利跑在第一个，到校一称一百六十八斤，真不愧是“大力士”，在全校遥遥领先。我在班级数第二，六十一斤。王振利领着我回头接那些体弱的女同学，看见于美业割了四捆草，没捆结实，散了花，正在路边重新打捆。等我替一个女同学背着草走到于美业跟前，帮他打好捆，然后一起走回学校。郑振发四十五斤，占第三。其他同学大都二三十斤。以后我们经常上山割草，大多数同学都学会了这项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