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蒯通著有《隽永》和《蒯子》两本纵横书，而《蒯子》一书在《兵家略·兵志》又列有“《蒯子》五篇”。这是个通常的情况，凡是学有兼类，都可能是分学科登录，如前面的《庞煖》。蒯通作为纵横家，有两点比较特别，一是两次劝人反汉，二是颇具鲁仲连遗风，这可能在谈到的著作有所反映。
《邹阳》七篇。邹阳（？—公元前120年），齐（今山东北部）人。汉文帝时，邹阳与庄忌、枚乘等人游于吴王刘濞门下，以口辩著称。后来见刘濞有反叛的迹象，邹阳作《上吴王书》劝谏，枚乘也作了《上吴王书》陈说利害。因吴王不听，两人于是离开吴王，投在梁孝王刘武门下。不久，邹阳遭人诬陷，被捕下狱，因而作《狱中上梁王书》为自己辩诬。梁孝王见书非常高兴，立即释放并尊为上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有文七篇，但现存仅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似不可信。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尤其是现存的两封书信文，大量引征史实，运用比喻，主要以排比铺张为手段，语意层见复出，滔滔不绝，以此造成盛大的气势，是典型的纵横家风格。
《主父偃》二十八篇。主父偃（？—公元前126年），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史记》、《汉书》都为他立了传。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疏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被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元朔中（公元前128—前123年）担任齐王相，后来劫齐王令而自杀。主父偃的纵横家思想自然集中在《主父偃》一书中，从他的《上武帝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和削藩看，主父偃是以法家为主导的纵横家。《主父偃》
现存有马国翰辑本。
《徐乐》一篇。徐乐（约公元前156—前87年），字不详，燕郡无终（今属天津市）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与主父偃、严安同时被拜为郎中，后擢升为中大夫。徐乐在任上的政绩已无从可考。《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徐乐传》都有简要事迹。其中所录《上武帝书言世务》，可能就是《徐乐》，这使我们不仅能够从中领略到他“辩知宏达，溢于文辞”的才华，而且还能看到他洞察历史、善观时势的纵横家意识。
《庄安》一篇。庄安（约公元前156—前87年），汉时避明帝刘庄讳，一作严安，字不详，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与主父偃、徐乐等同时被拜为郎中，与司马相如等俱被尊文学（官名），后为骑马令。《汉书·严安传》、《史记·父偃传》（少篇首277字）都录有他《上书言世务》，可能就是《徐乐》。其中有段《长短经》
引用的名言：“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余年，故五伯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体现了纵横家的一种霸王思想。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武帝时，聊苍当作“胶仓”，是商代贤人胶鬲之后，西汉赵（今河北邯郸）人。金马，汉代长安宫门。汉代规定，凡是官吏、平民上疏或应朝廷征求的，都在公车官署听候处置，其中特别优异者，则在金马门以备顾问，这就是“待诏”。胶仓也与主父偃等一同入选，官至侍中，与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主要以文学并侍武帝左右，以博闻善辩著称。
（二）第二清理：辑佚考辨的纵横典籍
除了《汉书·艺文志》中列举的上述纵横典籍外，我们按照自己的界定，再收集以下十四种，并略作考辨，供参考。
《虞氏春秋》十五篇和《虞氏微传》二篇。虞卿原名不详，赵孝成王（公元前265—前245年在位）初见而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时即封上卿，故名虞卿。邯郸（今属河北）人。一生游说，是职业的纵横家。长平之战（公元前262—前260年）时，赵王不听虞卿联合魏、楚的主张；长平之战后，为解救被秦军进攻的邯郸，虞卿力排众议，献策孝成王，联合齐、韩、魏等国合力攻秦，深得敬重，孝成王赐封城邑，并任命为相国。战国后期，赵国社会矛盾复杂，形势日衰，虞卿无心政治，于是辞职到魏国。晚年穷困，但是坚持学术研究并著述，所以才有这两书。这两书的具体情况，我们特节录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虞卿著书考》于下：
《汉志》既录《虞氏微传》二篇于《春秋》家，而儒家又著《虞氏春秋》
十五篇。余疑《别录》所谓《钞撮》九卷，与《史记》所称捃摭《春秋》以著书者，当在儒家十五篇中。今《国语·晋语》九篇，最后多言赵简子事，良以虞卿居赵著书，故终晋之事而独详于赵。又今《战国策》记六国事多出秦孝公后，独《赵策》最前，详及智伯之灭，及豫让行刺，其文近儒家言，与其后策士纵横不类。又记赵武灵胡服，亦侈陈儒义，非出纵横策士之手。疑刘向集《国策》，此盖采自《虞氏春秋》十五篇者，其前春秋时事，则多捃摭《左氏》，即今《晋语》九卷，故刘氏别谓之《抄撮》（杵臼、程婴事，《左氏》所无，或可亦出《虞氏》）。而尚有及春秋后事，在《抄撮》九卷之外者，则合而为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也。今《赵策》所录三晋灭智伯，豫让行刺，及赵武灵胡服，或系其书之一部，而其全不可得而考。史公谓《虞氏》八篇，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以刺讥国家得失。窃疑豫让事在《节义》，赵武灵胡服事在《政谋》。推此以求或可钩沉发覆。颇得其一二。至《微传》
二篇，其与《春秋》十五篇同异出入何如，更难详论。
《史记》关于两书有比较可靠的记述，其《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说：“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在《史记·虞卿列传》记述更为明确具体：“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我们认为，看到过《虞氏春秋》的司马迁比没有看到两书的人来凭虚推演更加真实。况且，《揣摩》、《政谋》是典型的纵横家思想，而虞卿也从事纵横实践，司马迁在论赞中也有评述，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从虞卿编著的意图看，他似乎是以“下观近世”的现实需求来“上采春秋”的，而不是儒家经学的“传”《春秋》！
由此，把两书列入纵横典籍比较合适。
《鲁仲连子》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略》录入，不妥，鲁仲连是公认而杰出的纵横家，无疑应该归入纵横典籍。鲁仲连学识渊博，所以《鲁仲连子》从不同的角度被引用或评述。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有关名家的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孔颖达《春秋正义》（元代贡士浚也有同名书）则当作儒家，杜佑《通典》引以为兵家，其次《路史》等史书、《意林》等小说，《太平寰宇记》等地理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水经注》、《昭明文选注》等传注，都曾经引用，不一而足。但是，据《战国策》、《史记》则鲁仲连是纵横家无疑，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记述的事迹都是纵横之事。原书已经遗失，除散落在上述书中外，比较集中的有《全上古三代文》和马国翰辑本。
《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篇。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为帛书，帛长1.92米，帛宽24厘米，共325行，11000余字。全书共有二十七章，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十四章，主要是按国别分类编排苏秦活动的资料，其中一至七章是苏秦给燕昭王的信和游说辞；八至十四章是苏秦等人给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第二部分是十五至十九章，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除中间第十七章外，都见于传世本《战国策》或《史记》中。这几章每章章尾都有统计字数的尾题，在十九章章尾还有这几章字数的总计尾题，从这些形式来看，这几章很可能原来是一个整体。
第三部分是后八章，其内容是辑录苏秦游说资料、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全书中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可以看出该书应该是汉高祖时的抄本。因为内容与《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又是抄写在帛布上，所以又叫帛书《战国策》。此书不仅可以补正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也可以补正《史记》相关记述的失误。
是今天研究纵横家及其思想的珍贵文献。可以阅读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参考孟庆祥《战国纵横家书论考》等。
《唐虞之道》一篇和《忠信之道》一篇。1993年10月，在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出土的竹简，属于战国中晚期的著述。《唐虞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