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因为它不仅是从反面来阐述谋略，而且还包含了不少与传统思想相反的内容，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反经》，作者是唐代的赵蕤。赵蕤（约公元659—742年），字大宾，又字云卿，梓川盐亭（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他的先祖是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蜀中著名的易学大师赵宾。赵蕤虽然生活在“开元盛世”，可能深受先祖影响，“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到梓州县（今三台县）城北数里的长平山中惠义寺（今名琴泉寺）安昌岩隐居。但他喜读百家书，“博学韬钤，长于经世，”“撰《长短经》十卷。”（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长短经》十卷，第十卷“阴谋”已经遗失，今天实存九卷六十四篇：第一卷“文上”八篇，第二卷“文中”四篇，第三卷“文下”四篇；第四卷“霸纪上”一篇，第五卷“霸纪中”一篇，第六卷“霸纪下”一篇；第七卷“权议”二篇；第八卷“杂说”十九篇；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
上述五组内容标题没有“长短”二字，那书为什么取名《长短经》呢？纪晓岚认为：“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
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卷一百一十七）这是符合赵蕤本意的，他在《序》表白“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同刘邵《人物志》一样，《长短经》也是“黑白杂合”之书，包容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等思想，但是最主要的是“王霸略”、“长短术”。或许因为如此，当年苏知政事后向玄宗推荐人才时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他们师生为“蜀中双璧”。当然，《长短经》虽是以谋略为主，也以历史为题材，反映兴亡的事理，因而可以称为“小《通鉴》”。
霸王策
赵蕤的霸王策略充满了权术的诡秘，能教给那些欲称王称霸的人一套颇为完整而又能够实施的方案。对于打天下，他从如何蓄席卷天下之势下手到夺取天下；在已经夺取天下之后，他便强调如何以权术、信赖加奖赏来驭使属官和士人，以拨乱反正之术来应付政变和意外事件，他还告诫霸王们，为了家国能够传一世以至于万万世，必须制定一个“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蓄席卷天下之势
【原文】
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
成康之隆也，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太公说文王曰：“虽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贤人而后能为之。”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求而见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以此友天下贤人者二，人而归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谓也。
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
【译文】
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清明太平的时间有三百多年，成康兴盛之际，刑罚搁置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及至它衰落，世间也是三百多年。齐太公对周文王说：“虽然屈居于一人之下，然而却能够高居于万人之上，这只有贤能之士才能做到。”于是，周文王礼贤下士亲近并见到的有六人，经过寻找后见到的有十人，一经呼唤即成友人的有上千人。友人的友人称做“朋”，朋人的朋人称做“党”，党人的党人称做“群”。因为这样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的办法来结交，天下三分之二贤能的人以及普通群众都归附了他，所以说：“周文王得了天下三分之二的人民以后，仍然以臣子的身份服侍商纣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五霸相继兴起。这些霸主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除暴虐，禁止邪恶之事，匡扶端正天下，使天下人都尊重天子。
以权信赏驭士
【原文】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
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免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译文】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驭士民，以信誉来团结士民，以赏罚来使用士民。不讲信用，士民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士民就会离去。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罚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中一法。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罚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罚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纯粹使用刑罚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王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仁德教化；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罚的威慑；一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的压迫。所以，这些政制的规律是：
教化不起作用就用刑罚威慑，刑罚不起作用就用暴力压迫，暴力也不起作用最后就是屠杀。因此，到了使用刑戮的强权政治，就不为王者所看重了。所以，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以此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罚治国的弊端。”
拨乱反正之术
【原文】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
“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如果能够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如果能够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如果能够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大计也就清楚了。
因此可以说，如果体制、风尚已经达到了治理的水准，即使偶然有疏忽，国家也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如果体制、风尚没有达到治理的水准，即使你治理再勤奋，国家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他的体制达到了治理的水准；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水准。
《商子》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这好比上百的人去追捕一只逃跑的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市场上到处都有待卖的兔子，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
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理国家体制得当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达到治理标准，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因而如果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如果是达到治理标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完备体制的国家，不治理体制混乱的国家。圣人为人们制定法律，一定要让人们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就是凭借完备的体制来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君主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教育而执行，天下也就会实现了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频繁地改变法令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宰相，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命数，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免的机宜，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决断：作为君王的辅相，古往今来，没有谁不是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长治久安之政
【原文】
使士於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们能够做他们各自所擅长的事。
明确告诉人们什么是一定不能走死路，这就必须严明法律刑罚。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信守奖赏。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环境，不要苟且贪取一时的便利。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首长。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状况以及使用都了然于胸，而且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
明确户籍管理，审定村社组织，限定每个劳动力应有的田亩，制定刑罚制度，设立行政职位，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注重教育事业，考核士人的才艺，精简政府机构，搞好国防建设，严明法制，核实赏罚的信誉，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刻的官吏：这十五条，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一定要这么说！
如果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长短或兴衰，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根本的总则。
权变策
赵蕤的权变策略没有霸王策略那么具体，更多形而上的思辨，主要阐述正反、是非、适变的转化原理以及反思的理路，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思想，担心“羡无所归”，所以最后作《正论》来“正”一下，确立正反之变之中的正理。
权正反之理
【原文】
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洴澼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在讨论治国的要领时，人们历来都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最大策略。然而，如果仁义、赏罚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
如此说来，那些标榜仁义礼乐、提倡名法刑赏、注重忠孝贤智等治国的思想，那些文韬武略、审时度势等行政的方略，并没有向任何人隐瞒，而且这些思想方略是代代都存在的。如仁义礼乐，不是因为尧、汤就自动彰显而发挥作用了，也并不是夏桀、商纣就故意逃离开当时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运用这些治国思想方略得当与否：运用得当就天下大治；运用不得当的，就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