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技异巧的职业，产生于事务的技能，其道求异而且变化快。在没有达到完善之时，不为众人认可；达到完善之后，被官府中主管者所任用。
其功用足以理清繁杂而纠正偏邪。其见识不全的，使普通人劳顿而地位低下者疲惫。其为职业，琐细而不能安泰，因此乃是治理天下的末节。
英雄本色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牙则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以，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
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译文】
花草之精粹优秀的叫做英，禽兽之出类拔萃的称做雄。所以，人类中之文才武功优异超众的，也由此而命名。因此，聪慧明智超出众人，称做“英”；胆识力量超过众人，称做“雄”。这是在称谓上的大体区别。如果考较这两种素质的比重，就要相互配合。英与雄各有二分，相互各取对方一分，然后才能有所成就。
为什么这么说呢？聪慧明智者，是英才的素质分量，如果不得雄才的胆识，则其言论主张就不能被人接受而实施；有胆识力量者，是雄才的素质分量，如果不得英才的智慧，则其所要做的事情难以成功。因此，英才凭其聪慧谋划于初，凭其明智而寻找机会，依赖雄才之胆识而行动；雄才凭其力量使众人服从，凭其勇气排除困难，依赖英才之智慧而成就其事；如此之后，英才和雄才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如果凭聪慧能够谋划于初，但是却不能识别时机，那么只能做不切实际的空谈，而不能处理实事。如果有足够的聪明，既能在事情开始时就有打算，也能识别时机，但是勇力不足以实施行动，这样也只能按常规办事，不能应付变化的局势。如果胆力过人，但勇毅不能并行，可以成为有力气的人，却不能成为超群的俊杰。如果力气过人，勇敢也能付诸行动，但是没有判断事物的智慧，可以成为先锋，不足以成为将帅。因此，必须聪明足以从开始就预知未来，智慧足以识别时机，又有胆力可以决断定夺，这样才可能成为英才出众的人，张良正是如此。气力过人，勇敢足以行事，智谋也足以判断事务，才可以成为雄才杰出的人，韩信正是如此。
英和雄的类别和成分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不同，以其所占比重多少的成分来命名，所以有的称做“英”，有的称做“雄”，所以，英才与雄才的名目不同，但是，无论“英”还是“雄”，都是偏至之才，只能担任人臣。所以英可以为丞相，雄可以为将领。如果一个人身兼英才和雄才，就能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便是如此。
然而，英的素质分量应该多于雄的素质分量，英的素质分量不能少。英的素质分量少，有智谋的人就离他而去，所以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也有顺应时变的明智，却不能听取采纳不同的意见，有一个范增不用，因此陈平之类的人物都离他而去。高祖身上英的素质分量多，所以群雄能顺服他，英才也归附他，两种人才都得其所用，因此刘邦能吞秦破楚，安定天下。
如此说来，英与雄的素质分量的多和少，是决定胜负的先天因素，只有英而没有雄，雄才就不会服从；只有雄而没有英，有智谋的人就不会归附。所以，有雄才的人得到同样有雄才的人，却不能得到英才卓异的人。有英才的人得到同样有英才的人，不能得到雄才超群的人。因此，一个人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驾驭英才和雄才，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的人，也就能够成就大的功业。
才能调度
刘邵的纵横人学对人的才能的调度，关键在于根据才能的特性来授予官职，确定行政的具体任务；还关注了对人事纷争的化解，提出以改变观念为核心，主张清净无为。在这里虽然有忤合、飞钳的思想意识，但是却反对诡秘之谋与阿谀求容，体现一种扬弃的姿态。
根据才能授职任政
【原文】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以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
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
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
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
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
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
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
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
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
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
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
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
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译文】
人的才智不同，能力也各自不同：有洁身修己能自我约束的能力；有确立法度而支使他人的能力；有周旋调停，精明强干的能力；有用道德教化而为人师表的能力；有巡使一方，督促呵责的能力；有纠察指摘，正谬矫伪的能力；有权衡机巧而出奇制胜的能力，有威武勇猛的能力。
能力由材质而决定，而材质之分量也有所不同。人的材质与能力既然各自有别，所能担任的政事也因此而不同。所以：
有洁身修己能力的，为清正而守节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总揽众事的冢宰职务；治理国家则能行矫偏行正之政。
有能立法度能力的，为治理邦国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审案定刑的司寇职务；治理国家则能行公平正直之政。
有出谋划策能力的，为技术或专家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献计献策的三孤（即少师、少傅、少保）职务；治理国家则能行权变教化之政。
有安人定事能力的，为智谋与思虑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总揽众事的冢宰之辅佐；治理国家则能行偕同聚合之政。
有躬行做事能力的，为善督促呵责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审案定刑的司寇之辅佐；治理国家则能行督察呵责之政。
有权变出奇能力的，为善长于技巧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器物制作的司空职务；治理国家则能行艺能事务之政。
有主管纠察能力的，为能辨别善恶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辨别是非的师傅之辅佐；治理国家则能行抑恶扬善之政。
有威武勇猛能力的，为雄豪而杰出的材质，所以在朝为官，可以担任行军作战的将帅职务；治理国家则能行严正刚烈之政。
大凡具备某方面特长之偏材，就像口味单一的佳肴；因此善于担任某一官职的，而不能适合治理一国。为什么呢？因某一官职，如用一味而协同五味；而一国之政令，如凭无味而使五味和融。况且，一国之中风俗有野蛮与文明，民众有难治与易治；而人之材质不同，所以施政办事因此便有得失。所以：
王道教化之政令，适宜于统辖重大之事，以此治理细小之事则不切实际。
周旋调停之政令适宜于治理烦琐之事，以此治理平易之事则平淡无奇。
策略权术之政令适宜于治理困难之事，以此治理平常之事则不见奇效。
矫偏刚强之政令适宜于治理冗杂之事，以此治理缺憾之事则败坏毁灭。
和谐和缓之政令适宜于治理新生事物，以此治理旧有之事则无法落实。
公正严刻之政令适宜于治理纠察奸邪，以此治理戍边之人则失去民众。
威武勇猛之政令适宜于讨伐作乱之人，以此治理善良之人则流于残暴。
奇技异巧之政令适宜于治理富有之国，以此治理贫穷之国则劳苦困民。
因此，根据才能而授予官职，不可不审慎。
人事纷争的化解之道：释争
【原文】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
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
“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未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因此，君子求取胜利，是以推辞礼让作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以修身自勉作为蔽身远害的场所，静止时则处于泯默不言的高深境界，行动时则遵循恭顺谦敬的通达道路。所以，战胜对方而不用有形的争斗，制服敌人却不构成仇怨。如果这样的话，悔恨不留在声色外貌，还有什么大的争端？那些有大争执的人，必定自以为是贤人，而别人却视之为邪恶不正。如果他确实非邪恶之人，别人就没有可以诋毁的道理；如果他确实有邪恶的德行，又何必与他争辩不已呢？知道其邪恶又与之争辩，这等于是关押犀牛和触犯老虎，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因发怒而害人，也是必然的。《周易》说：“遇险而有意对抗，因而产生争讼；有争讼，必然引起众多的事情随之而发生。”《老子》说：“只有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你争。”因此，君子认为不可走争执之路。
所以，君子超越俗众高蹈，独立特行在于三等人之上。有哪几种三等人呢？对待功劳的三等人是：没有功劳却自恃有功，一等；虽有功劳却骄傲自满，二等；功绩虽大却不自夸，三等。对待争论的三等人是：愚蠢而且好胜，一等；贤明但是自矜，二等；贤明而能谦让，三等。对待约束的三等人是：宽以求己，严以待人，一等；对人既严，对己亦不宽，二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三等。
纵论这几种“三等”，都是常道的偶然，事物的变化。三变然后获得道的正理，因此常人不可及。这只有掌握客观规律，了解通变道理的人，然后才能处于上等而保持他的位置。因此，孟之反因不自夸有功，获得圣人的赞誉；管叔以推让赏赐，受到厚重的奖赏。
难道这些是靠不正当手段而获得的吗？这是出自纯粹的秉德，自然与常理相合。
那些有才德的人知道自我吃亏或受损，实际都是有益，所以功效虽然一样而美誉却不同。见闻浅薄的人不知道自己占便宜实际是损失，所以一经自夸，功劳名誉随之丢失。由此论之，不自矜有功的，实际上居其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成其名；忍让敌手的，其实战胜对方；甘居人下的，其实居于人上。君子如果能目睹争执之途名声险恶，独自高蹈，达到玄远的境界，就会使荣耀的光辉日日焕发，仁德的名声与古代圣贤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