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在母亲的眼中是一道可怕的坎。
“某某某，三十岁了没结婚，发疯进了神经病院。”
“某某，三十岁了没对象，偷窥进了公安局。”
“某小某，三十岁了……”
我被她念叨得差点提前进了神经病院。
幸好，郭叔及时闪亮登场。
郭叔与父亲同年，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返城工作，同进公司，只是不同部门，工作内容互不相干。
战斗中结成钢铁般的友谊。
只是偶尔郭叔笑话父亲自命清高，能力低下。
父亲诋毁郭叔巴结领导，老奸巨滑。
他们家族里很多人做生意。头脑灵活如郭叔很早就开始把钱拿去投资。
所以他家比我家阔得多。
而且郭叔祖上给他留下一套房，郭妈名下也有祖房。
公司有规定，已经有房产的人不能参加分房。郭叔仍然超规格地享受三间半的福利房。
人和人，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郭叔比另一位郭姓爸爸的胃口更大。郭叔的儿子大名富国。
富国大我一岁，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考上的是两年职校，临毕业时职校升学院。在学校里多侍了三年，拿回一本响当当的大专毕业证。
郭叔让他学开车，又花大钱让他进修学计算机。
离二十一世纪还差五六年的时候，富国已经拥有迈进二十一世纪大门的钥匙：驾照、计算机等级证、英语。
富国的英语有多牛，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现在是某网络公司的一员主管，活得很滋润。
也很败家。
在我们还只是用台式机的时候，他已经玩上手提，而且还拆坏好几台。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用傻瓜机的时候，他疯狂地换摄相机，从卡带到数码，每一次升级都不落下。
郭叔儿女双全，他的女儿郭玲从一所文职中专毕业，在老家玩了几年。
公司成立调试所的时候，进来当了调试所工具管理员。
起码要本相关文凭吧，啊喂！
人郭叔就是这么牛。
得明白，在我们公司里，机务是老黄牛，从工程头忙到工程尾，收入最低。
电气和仪表居中，一个忙工程头半截，一个忙工程后半截，收入中等。
最爽是调试所，只忙最后仨月，最有钱。
无法，技术含量的原因。
所以，调试所的工具管理员工作轻松，收入在水涨船高下，比其它部门的工具管理员高得多。
不知道“老奸巨滑”的郭叔看上我哪一点。郭妈同母亲嘀嘀咕咕几天，父亲请了另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上门提亲，非常之正规与传统。
累不累！
而且从头至尾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我和富国没有延续父辈的友谊，对郭玲也没有很多印象。
郭妈是个粗线条的人，郭玲可能真的是郭叔前世的情人，从小跟她爸说话轻声细语，对她爸十分周到体贴。出门时挽着她爸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令全公司的父亲眼热，都说生女当如郭小玲。
父亲也唠叨过好几次：“有个女儿多好。”
小时候的我，冲他们的背影扮鬼脸：肉麻！
不要问我怎么想的，究竟愿不愿意。我只会“呵呵”。
爱情的浪漫只在小说里，现实中哪有那么多浪漫。
我们的团委书记，原本在老家有女朋友，据说已经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某年招进来的大学生中有一女巨丑。
虽丑，但很温柔。每天上午给团书记送早餐。
一送就是半年。有一晚上，丑女突然大哭大叫地要跳海。
保卫科长急忙叫上妇女主任，点起一众党团员，打着手电下海捞人。
最终党委书记把湿漉漉的丑女交给团委书记，让他正确理清男女关系。
团委书记无奈，只得与丑女结婚，婚后好像还挺恩爱。
还有“大个”。
“大个”借着身高虚报年龄，小学毕业就进了公司。
因为是领导转弯抹角的亲戚，所以弄了个正式工，在工地上也挺吃得开。
到了恋爱年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公司里因为男多女少，狼多肉少，僧多粥少，所以有自己特殊的“风俗”——女孩子谈过再多次恋爱也有人追，男孩子越谈越不值钱。
“大个”女朋友换得勤，不是因为花心，而是他的恋爱屡不成功。
最后这位的父亲也是老职工，劝女儿与“大个”分手，理由是“大个”谈过太多女朋友，不成功说明他本身有问题。当然，实质上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大个”出身农村，家里穷。
女孩哭诉：“如果我不要他，他就没人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最终老爷子在工作时间爬上八十多米高的锅炉顶，找到他女儿，顶着仿佛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扬言如果不答应分手，他就跳下去。
那年元旦晚会，“大个”上台唱了一首《阿莲》。
“大个”登台很突兀，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所以音乐起时现场很快安静下来。
这是我见过最深情的演唱，声嘶力竭，声情并茂，字字泣血。
“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割不断的一份情缘……”
“大个”始终直挺挺站着，两眼平视远方，身体对着他的“阿莲”所在方向。
歌声结束，没人鼓掌，死一般的寂静。
“大个”笨拙地鞠躬，下台时一米九的个子仿佛缩成一米六。
他站稳，挺起胸膛，大步从人群中穿过，直接走出门去。
人们屏住呼吸，小心地等待“阿莲”的反应。
“阿莲”坐在那里，目无表情，仿佛这一切与她无关。
之后，俩人各自结婚生子，依旧工地上低头不见抬头见。
所以，什么是爱情？
当千帆过尽，百鸟归林，人间喧嚣散去，还是最根本最实质的东西。
这就是生活，现实生活。
从父母们开始谋划到我们结婚，头尾不到半年。
从前与师傅文师傅谈起结婚。文师傅说：“结个婚很累，大到家电家具，小到一双拖鞋一个挂件，都要操心，一件一件自己置办起来。不过，看着一个家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成形，再累也觉得幸福。”
也许这一辈子我享受不到这种幸福，结婚需要的所有东西两对父母都替我们办妥了。
当时我和郭玲同在一个工地，仍然路人一般。
有一天郭叔过来出差，把我拉进郭玲的宿舍，对我们说：“平时你们自己要学着互相照顾，家里什么都不需要你们操心，难道恋爱也要‘嘉奖’替你们谈吗？”
“家长！”郭玲重重地纠正她父亲的口音。
父女俩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
笑着笑着，郭玲哭了：“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郭叔迅速看了我一眼：“要我说多少遍？父母不会害你，何况，”他冲我歪歪下巴，“人是你自己挑的。”
说完，“呼”地站起来，对我说：“你劝劝她。”然后出门去了。
我不傻，其中的猫腻能猜出几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静静地坐着，随手拖过一本杂志。
杂志从头翻到尾，郭玲仿佛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擦着眼泪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扔下杂志，起身就走，重重地关上门。
第二天，郭叔来找我，递给我一把钥匙：“我带郭玲先回家。她宿舍钥匙给你，有车把行李带回去。”他看着我，“你也早点回家把事办了。”
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他——郭叔竟然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纹路纵横。
公司这类消息传得飞快，没几天人人皆知。有人跑来向我求证，纷纷表示意外。
我不会告诉你，其实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短短两三个月，父亲和郭叔写了十多封信催我回家。
我一直拖到试运行结束，才磨磨蹭蹭地回去。
母亲见到我便开始埋怨：“结婚好像不是你的事，不知道早点回来帮忙。”
到家第二天起我就没停过。拍婚纱照、办手续，两家之间跑来跑去传话递东西。有时候在郭家吃饭，例行公事地陪郭玲去散步，看电影。
毕竟第一次和一个女性靠得这么近，也或许结婚的喜庆氛围感染了我，我的心开始慢慢热了起来。
按几位老人拟定的方案，我们只办一场酒席，免随礼。
他们开了宾客的名单，由我写请谏。
“你的字真好看。”郭玲第一次对我露出微笑。
我得意地晃晃脑袋，指着一个人名问：“爸，这是谁。”
两位父亲一齐伸过头：“这是我们的班主任。”
“真浪漫，还请班主任。我连班主任什么长什么样都忘了。”郭玲说，又问我，“你呢？”
我耸肩，呲牙。
我请了师傅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还请了同事加同学的小强。
最终师傅没来参加我的婚礼，只托人带来红包和一封信。信中解释工程忙走不开，又说孩子身体不好，不方便带着出远门。
我回了信，说明免随礼，又托人将红包退了回去。
倒是小强在婚礼当天拖来好几个同学凑热闹。同学们近十年没见，这样的日子见上也挺开心。
最有意思的事，是我们站在门口迎宾时，缓步进来一位老者，鹤发童颜。父亲和郭叔小跑着迎上去，大声喊：“老师！”
咦！这不是校长吗？难怪当时觉得这名字眼熟，他的大名签在我的毕业证上。
校长走过来，满意地看看我，再看看郭玲，对我说：“好小子，这么多年都没什么变化。”
您——是在委婉地提醒我没继续长高吗？
唯一令人不太开心的小插曲发生在婚宴结束时，我们站在门口送宾客。郭玲的眼光往对街扫了一下，接着又看了好几眼，神情开始不淡定。身体也在微微发抖，两只脚不停地挪动，仿佛随时会拔足狂奔。
我右手搂住她的腰，脸上勉强堆着笑，一直到把最后一个客人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