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很执著，心中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将妈妈失去的学习时光补回来。
妈妈心中的偶像
妈妈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刘胡兰、向秀丽、赵一曼、江姐……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影星、歌星和不计其数的“粉丝”。
但妈妈有自己崇拜的人——大学生。妈妈从小没有上过学。姥爷家只供男孩读书，女儿反正要嫁人的。所以，就不赔钱供女儿上学了。妈妈认为这是自己的父亲最不能宽恕的错误。后来，东北解放了。妈妈在妇救队的识字班学会了不少字，可以阅读报纸。她还会用旧式的注音拼生字，但写字就不行了。因为没有文化，妈妈在50年代失去了很多次招工的机会，甚至去医校学护士的机遇。为此，妈妈耿耿于怀。
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妈妈对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她崇拜有知识的人，对考上了大学的人推崇备至。在她的心目中，大学生、工程师、科学家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妈妈的同辈人中，家中出了数个大学生，姑父、叔叔、堂哥都是大学生。有的考上的是名牌大学，这在农村十里八乡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小时候，妈妈提起这些大学生就流露出羡慕不已的表情。
妈妈的偶像崇拜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学习的种子。自从入学以后，我的成绩一直都在班上的前列。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天资不错的小学生被“读书无用”的思潮左右。庆幸的是，我不但有家庭的影响，更得益于非常好的班主任。他虽然教政治，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他却千方百计地动员学校把最优秀的教师作为科任老师。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生物、政治都是全校最好的教师。在一个动荡不已、学工学农又学军的中学时代，我们还能学到一些扎实的基础知识。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977年10月21号。首先请听专题报道。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新华社1977年10月20日讯：教育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招生的工作意见。今年将进一步改革招生制度，努力提高招收新生的质量，确实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9月25日，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到会代表，给了代表们极大的鼓舞。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以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那时，我刚刚休假返回部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但是，部队报考是要经过批准的。此前每年选送的工农兵学员，大都从炊事员、警卫排、汽车班挑人，我曾争取过两次都未能被批准。这次机遇来了，我忍不住又去找教导员恳求报名。
教导员没有拒绝也没有承诺，而是说等请示海司再说。焦急的等待终于得到了答复，凡入伍满三年的高中毕业生都可报考！
报考通过了，但备考却异常艰难。离开学校课堂五年的光阴，原来就不太牢固的基础知识早已所剩无几了。部队根据专业的需要，只允许报考外语，而这恰好是我兴趣最弱的专业。无论如何只要能让报考，什么专业都行。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全国没有统一的高考试题，而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我参加了北京考区的应试。考试科目中有史地，但辽宁原来的高中课程中没有历史和地理课。这样，史地课程就只有从头学起。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有一大优惠就是数学考试成绩作为参考分，可不列入考试总分。
从那年的11月初被批准考试至临考仅仅剩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这一个月里，每天除去值班和单位的统一活动，留给自己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大约仅有12个小时。12小时乘上31天，总计不到400小时。这400小时用于六门功课的备考，其紧迫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来复习，我只有把每天的睡眠减至两小时以下。因为没有可以复习的地方，晚上只有去储藏室，在条凳上复习；白天躲进防震棚看书。数九寒冬的塞外，零下十几度，冷得手脚发麻，心头却燃烧着希望的激情……日复一日地坚持，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1977年12月10日（星期六）。早晨7点钟，我们参加高考的三十多位战友乘着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寒风的呼啸中来到了延庆县城关中学。我分在十一考场。当天上午9点至11点考政治。首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没有不会答的题。
中午，在县委礼堂的门厅休息，啃了几口带来的面包，便开始下午的备考。史地课的考试也算顺利。第一天考下来，信心大增。
12月11日（周日）。上午考数学。拿到考卷，我签上名字、考号，就举手示意交卷。因为数学是参考分，所以备考时一点没复习。老师说30分钟以后才能交卷。于是，半小时一到，我立即交卷走出考场，准备下午的语文考试。
下午的考试，并不顺利，因为一个多月来的连续疲劳和这两天中午喝凉水吃面包。走进考场不久，小腹就剧烈地疼痛起来，肚子“咕咕”直响。我不停地倒吸冷气，又要集中精力做题，疼痛让我忘记自己做了什么试题。事后，只记得作文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2月12日（周一）。我顺利地交上了最后一份外语试卷。经过两个多月的焦急等待，1978年2月25日，我和战友梁志海收到了山东大学2月21日发出的录取通知书。我们被山东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录取为新生。报到时间为2月27日至28日。
三天后，我和梁志海身背行李，手提一袋洗漱用具，登上了北京开往济南的列车，跨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
一周以后，我用印着山东大学校址的信封给父母发去了第一封家信，告诉妈妈，我也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她心目中的偶像。
33岁那年，我又一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录取，考取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老师的研究生，后师从袁先禄、沈如钢教授研究大众传播理论。35岁，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从甘惜分教授攻取博士学位。
回顾那些求学的岁月，充满了阻碍、艰辛和磨难，也失去了许多人应有的生活乐趣、爱情、家庭和幸福，但至今想来也没有后悔。因为那时的我很执著，心中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将妈妈失去的学习时光补回来，让妈妈的一生没有延续下去的遗憾！
（2007年6月12日/周二/重庆）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把刚刚到手的正式工岗位恋恋不舍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
可怜天下父母心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妈妈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产业工人。这对于已经工作了15年，却一直戴着家属工帽子的妈妈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正式工，国有企业的工人！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没有冷却的年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称谓。
错过多少机会的妈妈，没有想到在52岁这个年龄居然能转为正式职工，改写了人生的历史。
妈妈无比珍视自己的身份，她觉得自己也成为了从前羡慕对象中的一员。她的工作干劲更高，就像“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积极性像地下迸发的岩浆一样。
然而，妈妈的兴奋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遇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由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大量返城务工，工厂普遍实行了子女接班制度，让返城的知青接替父母。当时，正在读高一的二妹妹在外界的影响下，也怕将来考不上大学想尽早工作。国企职工的板凳还没有坐热的妈妈犯难了。
自己继续工作几年，也正是好年景，工资和福利待遇、退休金肯定要高些；但是，如果女儿大学考不上，又找不到工作，就要待业。吃过没有工作苦处的妈妈，深知一个青年人没有工作的心情和处境。何况一个女孩子没有工作，谈婚论嫁都底气不足。谁愿意娶个吃闲饭的待业女青年？
妈妈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一个抉择，让女儿接班，自己提前退休！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把刚刚到手的正式工岗位恋恋不舍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为了这个令人向往的职业和岗位，她已经工作和期盼了15年。然而，幸福刚刚降临，她却毅然放弃了。为了自己的孩子，她能够舍弃她最想得到的，因为那是她母爱的胸襟和品格。
（2007年6月13日/周三/重庆）为了帮助女儿实现自己的梦想，母亲在年过半百之后干起了青壮年男人才出的力气活。
为了女儿的梦想
妈妈把自己的正式工岗位让给了妹妹，却没有在家休息享清福，而是开始了她一生中最累的工作。妈妈到处找临时工做，和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毫无差别。
妈妈所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增加家庭的收入，给二妹妹挣学费，供她读大学。
二妹妹虽然接了班，有了一个铁饭碗，但班主任仍然鼓励她继续上高中补习班，参加高考。想圆大学梦的妹妹，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一个徒工的工资根本支付不了大学补习班的费用。妈妈干临时工的目的就是给女儿挣补习的费用。
二妹妹从1980年开始边补习边备考。由于高中没读完，又半工半读，前两次考试都离录取线差几分。屡战屡败的二妹已萌生弃考之意。妈妈的工友也劝妈妈别让女儿再考了。一是补习花钱，二是考上更花钱，女儿读到高中就可以了。吃尽了没有文化苦处的妈妈绝不让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她横下一条心，坚决支持女儿考下去。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自己的梦想，母亲在年过半百之后干起了青壮年男人才出的力气活，挖地沟，晒海带，到冷库扒对虾，到居民委的早餐供应点做早餐、炸油条。
那些日子，妈妈每天早晨两点多钟起床，生火、开灶，保证上早班的工人来吃饭。妈妈用自己的双手擎起了女儿上大学的梦想。天道酬勤，第三次再考，妹妹终于跨过了录取线，成为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1982级的新生。事后多年，每当谈起二妹妹当年考大学的这段日子，妈妈总是流露出一种自信和自豪感。
（2007年6月14日/周四/重庆）妈妈说，一辈传一辈。做晚辈的永远要孝顺老一辈。
婆媳关系母女情
家庭关系中，婆媳关系可能是最难相处的，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有不胜计数的例子。
但是，妈妈与奶奶的关系却是亲朋好友无不交口称赞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妈妈家老一辈人几乎没有太多的记忆。一是从小没有在姥姥家生活过，二是两位老人去世太早，到我们懂事时，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姥姥去世得很早，刚刚60岁，因突发脑溢血，不治而亡。姥爷因老年性肺气肿，73岁那年也去世了。爷爷家族这边的老人都长寿，一直保持着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纪录。
妈妈从1949年出嫁到奶奶去世，婆媳俩共同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同为何家媳妇的婆媳俩在共同的家庭生活和劳作中结下了母女一般的情感。妈妈曾和奶奶在十年里共同操持了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那时，太爷、太太都在世，奶奶是那时的大儿媳，妈妈是长孙媳。两个媳妇两辈人却是同样的命运。满族遗老的家规多，礼节多。奶奶和妈妈都是被这些礼教束缚最多的人。我记得奶奶和妈妈都上了60岁的年龄时，也不能上炕和家里的男人同席吃饭，只能和孩子们在地下吃客人吃剩的饭菜。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曾产生过愤愤的不平之感。
1959年，妈妈带着我和大妹妹去了大连。初中之前，我在暑假和寒假是一定要去奶奶家的。因为那里有儿时的伙伴，有南河洼，可以打鸟，可以捉蝈蝈，可以溜耙犁……每次回家前，妈妈都要把几个月攒下的细粮（大米、白面）全部买回来，蒸上几锅馒头给爷爷奶奶带回去。这是我们自己家人都吃不到的。有一年冬天，妈妈把一年攒下的五斤豆油，用一个粗粗的玻璃瓶装满，让我和奶奶带回老家过年。可是，马虎大意的叔叔把油瓶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后边驮着我。出了车站不远，车把一晃，油瓶“砰”地迸裂，黄澄澄的豆油流了一路。奶奶心疼得直跺脚，还喊路人用碗把油舀起来，回家澄清了再吃。奶奶知道，那是儿媳把住了全家的嘴省下的豆油，是孝敬两位老人的一片心意。
60年代，奶奶每次来大连，妈妈都把家里最好吃的做给奶奶吃，就像奶奶当年伺候太太一样。70年代、80年代以后，奶奶不再走动了。妈妈逢年过节和奶奶的生日都要提前做准备，打发爸爸带着妹妹回老家。妈妈说，人老了，过年过节最想的就是儿女们回家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