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之后，妈妈也成了老人，但她依然惦记着家乡的老人，春节是一定要让我们回家过年的。妈妈说，一辈传一辈。做晚辈的永远要孝顺老一辈。
（2007年6月15日/周五/重庆）
在他们年幼的情感里，这位善良、能干、尊老爱幼的嫂子既像妈妈又像姐姐。
姑嫂情深
四姑是在得知妈妈病危后，先我从德州赶赴大连的。
多年来，妈妈曾无数次邀姑姑和姑父来大连度假，小住些日子。姑姑总是舍不下她的家和她种植的上百盆花。
妈妈和姑姑的年龄相差不到十岁。妈妈出嫁时，两个姑姑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那时，爷爷奶奶住在南河洼的菜园里。家里是妈妈操持家务，赡养着太爷、太太，看护着两个小姑和两个小叔。在他们年幼的情感里，这位善良、能干、尊老爱幼的嫂子既像妈妈又像姐姐。
现实生活中，妈妈正是承担着这样的角色。当时，最小的叔叔只有五岁，擦屁股都非要妈妈来做。她每天要伺候两位老人，又要照料几个小姑小叔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上学、写作业。朝夕相处，苦乐与共，妈妈就像这个大家庭里的代理家长。
随着岁月的流逝，原本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各奔东西。大姑定居旅顺，四姑住在德州，二叔从盖州移居大连，五叔留在老家。物是人非，感情依旧。一家人各居一方，却始终音信不断。
姑姑叔叔们婚礼的一项日程，就是去大连，既观光旅游，也与兄嫂一见。他们的下一代人，无论求学、参军、找工作和办户口也都在家里居住过。妈妈也像当年照料姑姑叔叔一样地对待他们的下一代。
各自成家立业后，相互走动的机会不多，偶尔的相逢却有说不完的欢声笑语。妈妈幽默风趣的陈年往事会引得大家开怀大笑。从四姑的笑声中可以感知当年她们相处的融洽和青春的活力。
几十年间，父亲这一代的五个家庭中，无论哪家的困难，妈妈从来都是尽力而为。同样，姑姑叔叔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记得“文革”中供给最困难的年代，四姑会千方百计从山东德州给大连捎寄猪肉和全国粮票，这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感动不已的壮举。
就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年，经过我多方的动员，父母和姑姑、姑父终于会聚山城重庆。让我这个一直寂静无声的居室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欢乐的笑声。
在那段日子里，四位老人忆往昔，说家常，说古论今，谈笑风生。说了几十年想说没机会说的话，照了几十年从来没照过的那么多相片。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充满了那么多的怀念，对今天的生活如此地知足常乐。其乐融融，像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感染着我……（2007年6月16日/周六/重庆）姑父在姑姑的悉心照理下至今还活着，妈妈却先他而去。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姑父是我最敬重的家庭成员之一，但却是命运多舛、最不幸的一个好人。姑父出生在一个原本富裕的前清遗老的家庭。自幼丧母，其父是典型的八旗子弟中最不争气的那一类，抽大烟把家产败落殆尽。一天没能享过贵族后裔是什么感觉的他，却背上了一个破落地主子女的帽子。老子不争气，但儿子们都天资聪颖，刻苦努力，誓与命运抗争。姑父在学校成绩优异，但因家境贫寒，念不起大学只好参军入伍。在部队，他很快成为修理机电的能手，退伍后就留在了海军的修造船厂。
姑父在我初识的印象中，是个浓眉大眼、气宇轩昂的小伙子，比今天所谓的“靓仔”、“帅哥”要气派多了，朴实中透露坚毅的性格。清晨起来，他要出去做操，洗脸要到院子把毛巾浸在水里，洗净拧干，擦脸。孩子时的我，见到这些举动很好奇，觉得他和家里的其他人不一样。十多年后，我入伍参军之后才知道。原来，那叫军人的作派。
姑父姑姑结婚时，完全是白手起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不到十年，从租房买房到自己盖房，姑父姑姑两人居然凭一双勤劳的双手和省吃俭用，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居家乐园。那时，我们兄妹每逢节日都要去旅顺住在姑姑家里。那是我们心中的一块乐土。然而，一场“文革”打破了原本生活的安宁。年轻好胜的姑父在席卷全国的造反浪潮中被裹挟着，居然成为工厂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谙政治的农家子弟终究要成为牺牲品，好在他的天性温和，从不参与任何武斗和策划揪斗之类的不齿之事。被一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忽悠整得筋疲力竭的他，又回归到工人生活的原点。
经过这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训，姑父从此不再出头露面、有所欲求，而是一心专研业务。年过四十的姑父又开始学外语，考技术职称，把心思转向了专业技术，为工厂的业务东奔西走。
姑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是个工作之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家庭上的人。记得结婚之后的很多年，姑父每天早晨起来担水浇院子里的菜地，晚上下班挑水浇几里地以外的开荒地。脖子上搭上一条擦汗的毛巾，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他最得意的事，就是把收获最好的东西留下来让我们享受。这好像就是他劳作的目的。
姑父是个无私的人，他乐意为亲属和朋友去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善事。大妹妹自小就有气管炎和哮喘病。经常出差的姑父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得知，妹妹可能是过敏性哮喘。经过诊疗证明，姑父终于为妹妹找到了根治痼疾的良方。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是善良的人有着同样善良的心。姑父的为人是妈妈津津乐道的。然而，让妈妈想不到的是，姑父在1989年的6月，在北京出差时，突发脑溢血昏倒在海军司令部的办公大楼里。经过十天的抢救和半年的康复治疗，姑父的命是捡回来了，但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汉骤然成了一个木讷呆滞的老人。妈妈简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人生转折。
从此，姑父的瘫痪成了妈妈的一块心病。我探家时，妈妈的话题中最多的是姑父的病和他的一家。妈妈的心思总是放在那些不幸的家庭成员的身上。妈妈经常打发妹妹去探望姑父和姑姑，总希望奇迹会发生。然而，姑父在姑姑的悉心照理下至今还活着，妈妈却先他而去。
已经不能说话的姑父得知妈妈去世的消息，大颗眼泪滚落在脸颊。
（2007年6月17日/周日/重庆）妈妈人格上的坚强和心理的承受力给了我们一个致命的错觉，以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再活十年是毋庸置疑的。
伤痛，更是心痛
妈妈人格上的坚强和心理的承受力给了我们一个致命的错觉，以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再活十年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妈妈走后，痛定思痛，才倍觉后悔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感受。
2006年春节前，妈妈来渝的前一天因急于给叔叔开门，不慎踩翻了踏板，重重地摔了一跤。她咬牙去开门后，就卧床不起，但她并没有告诉叔叔摔跤的事儿。当晚，妈妈疼痛得一宿未睡。
第二天，妈妈忍着剧痛乘机来到重庆。不巧，那天因工作之事，等我赶到机场时，妈妈已在机场站立等待了近半个小时。
不知妈妈受伤的我，又领着两位老人吃完晚饭才回家。第二天下班回来，见父亲在厨房里忙活，不禁问道：“妈呢？”父亲说：她昨夜痛得睡不着，现在下地都不行了。”我连忙跑进屋里，见妈妈的头发有些蓬乱，显然，她一天没起床。我抱怨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早上还硬撑着起来做饭。
妈妈淡淡地说，这次可能摔得挺重，她没想到会这么痛，以为过两天就会好。
第二天上午，经重庆的骨科名医魏德海诊断，妈妈是腰椎压缩性骨折。妈妈在重庆诊治了近两个月。身体开始慢慢地恢复，腰部的一大块血淤开始消退。但她的行走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其间，姑姑和姑父来重庆小住。只有最近的几个景点她才去，稍远一点儿的便不能同行了。临近五一节，妈妈坚持回家，我看妈妈的身体没有痊愈，就力劝她住下来。想不到妈妈说，她担心自己回不了大连。当时，我觉得人老了真是多虑，根本没把这话听进去。
就这样，妈妈永远地告别了重庆。对妈妈致命的伤害来自一次意外的撞击。
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妈妈和邻居的大妈站在路坎旁边聊天。旁边是一群年轻人在打牌。突然，一个小伙子猛然从地上人群中窜起，不辨东西转身逃跑，把妈妈一下子撞下了近一米高的石坎。
人们把妈妈从地下搀起，随即送进医院检查，明显的外伤症状是右手臂拇指骨折。妈妈的右臂打上石膏，吊在胸前被送回家。其实，妈妈的摔伤更严重的是她的肋骨和腰椎都断裂了。从此，她再也不能下地活动和自主生活了。可悲的是，陪妈妈去医院的邻居私自保存了病历，却没有告知妈妈受伤的实情。病情被隐瞒，加之妈妈的坚韧，使全家人都蒙在鼓里。妈妈从此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这对一个坚强而勤劳的母亲来说，精神上的伤痛远远甚于身体上的伤害。她觉得整天躺在床上，让女儿伺候是一种耻辱。她认为，这样的活着生不如死。伤痛与心痛的交集并至，彻底摧毁了老人的心理防御底线。妈妈的多种老年病也相继加重。从最初进食的困难，很快加剧到大小便失禁，并进而出现持续性的昏迷与失忆。此时，两个妹妹成了妈妈的守护神。姐妹俩交替地照料妈妈的生活起居，为老人端屎端尿。连续多日，每天夜里，妹妹要为妈妈换几十片尿不湿。断裂的腰椎影响了妈妈的下肢活动。她要不停捶打才能减轻疼痛和不舒适感。妹妹夜以继日为妈妈做按摩，同时，又为妈妈做着心理疏导。
已经不能用语言来感谢女儿这种孝敬的妈妈，意识稍一清醒，就不停地拍拍身边的枕头示意女儿躺下。她用自己还可以轻微活动的一侧手臂，轻轻拍打着女儿，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哄着刚出生的女儿睡觉一般。
面对着生死存亡，母女之间的亲情不需要任何的语言去描述，也足以感天泣地。
（2007年6月18日/周一/重庆）我很不理解地听从了妈妈的指令，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心里还觉得妈妈太过分了。
瓜田李下
古乐府《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汉代乐府把一个君子的举止描绘到极致之处，却不免让人觉得谨小慎微到这种地步是否值得。
但妈妈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却让我懂得一个君子之风的磊落与作为。那是30年前的一个秋天，正在山东大学读大二的我陪着妈妈，第一次去大姨家。记得那天早上，表哥赶着马车去拉沙土，顺便送我和妈妈一段路。大姨家离姥姥家大约有50里。表哥的马车送了不到10里就转向朝西走了。我陪着妈妈在蜿蜒曲折的山丘路上步行而去。
老家是中国最盛产苹果的地方。这里的秋天真是迷人。几十里的乡村路两旁，到处都是苹果园。又大又红的苹果挂满了枝头，许多树枝被过重的果实压弯触地，甚至连枝干都折断。被风吹掉的果实散落在树下，俯拾即是。
一阵微风吹过，空气中的醇香扑鼻而来，那种味道真叫人陶醉。
母子俩生平第一次这样远足，走在无限美好的金秋里，边走边聊，不知说了多少话。不知不觉，已到正午时分。或许是生物钟的提醒，一种饥饿口渴的感觉随之而来。我让妈妈在一个果园的边坡坐下歇口气，自己也找了一丛干黄的草墩坐下。
我问妈妈剩下的路途有多远，她抬头看看远处的山丘说，大约10里路。我盘算着，按照我和妈妈行走的速度，可能还要走上一小时。
手表的指针已经过了午时。这样说来，到大姨家应该是午后一点多了。这时，我开始后悔，早晨出发时竟没有带点吃喝的东西。原以为这几十里的路途走不了多久，空手走起来轻松些。没料到，现在才知道，农村三乡五里的说法都是大约估出来的里程，比实际多得多。
从自己的感受推想，妈妈此刻也很口渴难耐。我让妈妈等着，起身向果园深处走去。妈妈见状，连忙问我干什么。我说，挑两个成熟的苹果解渴。妈妈立刻厉声喝我回来。
我很不理解地听从了妈妈的指令，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心里还觉得妈妈太过分了。老家这片土地最适宜苹果的生长。大片的土地不是用来种大田，而是做果园。家家的自留地几乎都是苹果园。农民一年收成的绝大头是靠苹果。苹果对于这里的人们就像一枝麦穗、一个包谷棒一样。没人会对别人吃自家的一个苹果有什么过度的反应。果园里满地掉下的苹果是做饲料的。
妈妈见我不高兴的神情说：“你穿着军装，还戴着校徽，怎么能去摘别人家苹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辩解才好。见妈妈那么认真和严肃的口吻，我只好说：“那给人家留下一块钱，行吗？”妈妈用没有任何商量的口吻说：“我不渴，走！”妈妈站起身，连土都不拍一下，迈步前行。跟在妈妈的身后，我们谁也没说话，一直默默地向远处的山丘走去。我突然醒悟到，自己方才的想法触及了妈妈为人处事的底线。她会觉得，这不应该是她的子女应该有的非分之想和做人的行为。妈妈的沉默不语，让我感到了自责和内疚，也油然而生一种对母亲人格力量的敬仰。几十年过去了，生活中许多的事儿都成为过眼云烟，而这件事却铭记在我的灵魂深处，久久不能泯灭，影响着和照亮着我的人生。
（2007年6月18日/周二/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