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必须由合众国总统亲自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并获得认可，此任命方能生效。虽然在任命过程中，有着总统提名但需要参议院认可这一条，但从美国历史来看，自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将同一政治派别的支持者插入联邦法院系统起，即被后来各方视为本届政府控制司法部门的重要手段与特权。此后的每届总统在任命法官人选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提名偏向本党的人员甚至自己所属党派的党员，至少也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阵营的人选。虽然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行为曾不止一次招致反对派的指责，却因为源远流长而成为了美国政坛的一种“潜规则”，为历史上和当今美国各方政治势力接受、认可。所以，国会极少会有反对现任总统对联邦法官提名的事件发生。
联邦法院法官任期终身，所以除了退休并无离任之说，唯一能请一个联邦法官滚蛋的办法就是弹劾。弹劾一名法官的权力在于国会，即合众国的立法机构，相对于法官任命的特权，对法官的弹劾权力则被合众国的立法部门牢牢掌握。众议院发起一件弹劾案必须由多数票通过，参议院要判决被弹劾者有罪，也必须由出席议员的2/3通过。不过根据规则，国会并不能因为某一法官在其审判的某次案件中做出的一个不讨他们喜欢的具体决定，而撤销他的职务，国会也不会因法官对某一法律条文的判定和解释不合他们的意思，而撤销法官的职务，更不会单纯因为不喜欢一个法官或反感这个人的政治立场而去弹劾他。正是因为对弹劾程序和条件的严格设定，加之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法官只要行为端正便可终身任职，因此国会也不可能通过弹劾对法官具体的司法活动造成制约，而只能依据此规则对法官本身的道德品质做出约束。
总体上来说，总统固然在任命法官时掺杂了影响法院政治倾向等私货，但是法官在任职以后，却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不讨任命自己的总统大人喜欢而丢失饭碗。同样地，由于严格的弹劾程序，保证了国会虽然有权罢免触犯法律的法官，但无法干扰法官司法权的正常行使，法官只有在从事了“叛国、受贿、严重的犯罪或不当行为”时才会被撤职。历数美国建国二百余年的历史，遭到国会弹劾的全部13位联邦法官，都是因为收受贿赂或其他严重的司法不当行为而被弹劾、定罪并撤销职务的。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式司法独立的根本宗旨并非是“公正”，而是“公平”——使法院失去其政治意义，成为一种单纯的履行职能的机构。对于美国这个两党制国家而言，司法独立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对政府的控制权可能会4年一届地在两个政见向左的政党之间交替，为了排除党争因素对司法审判、解释的影响，这一司法制度无疑是最有效也是最可行的。其以断绝双方插手其中的方式（因为确立这一制度的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在有关法律出台时，正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全面压制，所以搞出些“我没法控制，至少也做到你没法用这来打击我”的心态也值得理解），避免了法院成为国会以外另一块双方你争我夺的阵地从而丧失其基本职能——毕竟无论政治怎么斗争，总是要人干实事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最”可行和“最”有效也就只针对美国这样特殊的国家而言。对于一党制国家而言，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既不可能做到亦无实际意义，因为司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而且实际的政治手段，不论是对内抑或对外。
什么？有人问为什么笔者不说司法独立和“自由民主”的关系？难道问的人不知道美国国会大厦是用什么当避雷针的吗？
尽管事先“三令五申”，要求共和派议员在表决时无论如何都要投“有罪”票，但是结果却因为这本身就不靠谱、带有清算性质的弹劾案，甚至不能说服自己党派内的人，从而使得许多联邦党人依靠共和派议员的帮助渡过了这场大危机。这次针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弹劾案切入点，是以“司法不当行为”为借口的，这一点比较特殊而且没有经过宪法认可。而事实上，蔡斯法官至少在参与审理詹姆士·卡林达一案，以及在法院审判中对陪审团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等表现上，确实值得指责其为“司法不当”，但显然那些投了反对票的共和派参议员也明确无误地传达出了他们坚持认为政治行为必须遵守宪法原则这一美国政治道德底线，既然对蔡斯法官所有的指控都是针对其在履行职责中不当的司法行为，那么依据宪法精神，这种弹劾指控本身就是“不当”的。
对于托马斯·杰斐逊来说，这次弹劾案的惨败给了他和整个共和派一个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遵循国家的基本游戏规则——《宪法》这一前提，而仅仅是为了打击异己，那么反对者甚至会出现于自己的内部。在塞缪尔·蔡斯事件中被强调的“司法行为不能作为弹劾的理由”的原则此后再未遭到过践踏。而杰斐逊派彻底将联邦党人从法院中清扫出去的努力也告一段落，留待时间自然而然地削弱联邦党人对法院的控制，而不是通过这些旁门左道来达到自身并不名誉的目的。
法官塞缪尔·蔡斯的麻烦告一段落，侥幸回到了他的岗位上，并学会了在之后的日子里夹紧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直至1811年逝世。
大法官的麻烦告一段落，但是负责他弹劾审判的伯尔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大人的麻烦，才刚开始。
国家构架者之死
汉密尔顿全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年1月11日生于英属西印度的尼维斯岛。汉密尔顿的出生并不名誉，是个私生子，童年的境遇颇为凄惨，甚至一度无家可归。
幼年的磨难使汉密尔顿懂事后颇为上进。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汉密尔顿选择了在一家远洋贸易公司内担任账房伙计，在筹集了一笔学费之后，他申请并得到许可进入位于纽约的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就读。
独立战争爆发后，本来事不关己的汉密尔顿却极为热衷地投入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中。利用在纽约期间结识的闲散人员，他组织了一支由社会闲散人员构成的规模很小的义勇军，并自发地对英军某炮兵部队发动了一次突袭，顺利夺取了几尊大炮。凭着这次得手和夺来的几门炮，汉密尔顿以一种同盟者的姿态接受了大陆军团的邀请，成为了乔治·华盛顿“头领”的手下。
虽然出身低微，但是汉密尔顿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枪法和剑术都颇为了得，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学青年”般的气质，堪称美国建国时代罕有的能文能武的奇才。华盛顿“头领”非常器重他，于是安排他担任自己的副官，接替那个同样是难得猛将但是处处招他不待见的亚伦·伯尔。
最令汉密尔顿扬名的是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仗，所谓的约克镇大捷。一直以来战斗力不济，根本被法国友军视为辅助兵力的大陆军团一部，在汉密尔顿领军下，在法国志愿军攻击失利的情况下奋勇突击，攻克了约克镇外围的一个关键炮台，致使英军在该地的防御体系瓦解，最后被迫投降。
华盛顿没有子嗣，汉密尔顿就被他视为亲儿子一样的存在，是心腹中的心腹。一方面是汉密尔顿有才也忠心，另一方面此人曾在战争最艰难阶段破坏了华盛顿政敌赶他下台的阴谋。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汉密尔顿对于国父来说，都是一种超越属下关系的存在。
战争胜利了，大陆军团解散了，军团旧部四散返回英属北美各地。汉密尔顿也返回了纽约，娶了当地政坛和商界的豪门小姐为妻，摇身一变成了军功赫赫、相貌堂堂、才能卓著的新一代财主，并运用丈人和大陆军老部下的关系，开办了美国本土的第一家银行。而之后华盛顿出任美国总统组织内阁也没落下他，于是汉密尔顿出任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在担任美国财长时期的施政策略，是本系列的上一篇就提到过的，这里不再详述。而他和后来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士·麦迪逊等人，组织起了著名的“联邦党”。联邦党是我们在此前一直提到过的一个名词，不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视其为一个政党似乎并不合适，因为联邦党既无纲领亦无党章，甚至规章都没有，入党原则只有一条——支持我汉密尔顿政见的即是联邦党人。麦迪逊最后也因为这个和他翻了脸，转而和自己的亲家托马斯·杰斐逊合作，拉起了名为“共和派”的山头。不过这件事对于联邦党的影响并不大。
国父乔治·华盛顿的权力欲并不大，就当时而言，美国总统恐怕也算不上什么美差，而且放眼全美，能比生活在弗农山庄中的国父大人过得更舒坦的人，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对于华盛顿来说，肯当总统，继续当总统的理由只有一个——希望和自己儿子一样的汉密尔顿能当上总统，而且因为宪法中关于美国总统人选的内容里有写“凡年龄未满35岁，或居住合众国境内未满十四年者，不得被选为总统”，所以必须他先在位置上坐稳两届后，汉密尔顿才有资格参与竞选美国总统。不过，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第二任第三届总统，是约翰·亚当斯。
在亚当斯总统的任上，本来，汉密尔顿是在积极准备参选第四届总统的，因为一来他在美国的年限早已符合了美国宪法要求，二则从各个方面来看，他本人参选的时机似乎也已经到来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1797年，一封有妇之夫写给汉密尔顿的情书被上文提到的詹姆士·科兰德油印散发，财政部长大人顿时因为这则性丑闻成了众人的笑柄，政治前程也就此断送。
这封情书本是由上面提到过的亚伦·伯尔提供的，他本和汉密尔顿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因为与汉密尔顿的岳父争夺参议员一职而结怨。最初是伯尔抢走了汉密尔顿岳丈的座位，1年前汉密尔顿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参议员改选中又帮助岳父夺回了位子。一来一去，两人原本的朋友关系也就岌岌可危，而情书一事更使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关系完全转变成了仇人。
伯尔不是废柴，虽然华盛顿很不待见这个人，但他确实在政治上拥有某种天才，他创建的银行加政治俱乐部依靠拉选票的方式参选的选举模式，奠定了后来美国选举制度的基础。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他和汉密尔顿的仇越结越大。
千万别认为伯尔是个大老粗，那是大错特错。伯尔的政治智慧很快就会闪光。
1797年末，伯尔接手了位于纽约的名为“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组织，然后刻意将其改革，进而变成纽约当地政治性的社交俱乐部。坦慕尼俱乐部特别欢迎各类政界人士，政治人物不分党派一律欢迎，所以很快就成为政治会馆。
坦慕尼协会
最初的坦慕尼协会建立于1789年5月12日，起初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联邦党的上流社会理论而著名。在亚伦·伯尔介入之后，这个坦慕尼协会迅速演变成了坦慕尼政治俱乐部，成为了共和派在纽约一地的政治宣传机构和联络中心，进而成为了政党的政治机器。该协会在19世纪后期曾卷入过一系列操控选举丑闻，饱受美国社会争议，最后于1934年垮台。
这样一个俱乐部很快就为伯尔拉拢到了庞大的人脉，至少是他让全美的政客都知道了纽约有叫亚伦·伯尔的这么一号人物，而且他还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将。在那个年代，混个脸熟的价值可是非同小可的。但是想要涉足高位，光有这个组织还是不行的，经济基础自然还需要建立。于是伯尔又多方筹款，一手创建起了了曼哈顿银行——到了今天这家银行已经演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摩根大通。
有了人有了钱，坦慕尼俱乐部的职员又四处走动，到处搞串联。利用关系在州议会为民请命，修建了水厂、供暖中心、向平民出售煤炭的煤站，在纽约大搞能改善民生的基础建设。而且不仅是普通市民，伯尔连贫民窟也不放过，整天去各种移民聚居的窝棚里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竭力为他们解决工作问题——谁说贫民的票就不是票了？可以说，是伯尔开创了现代美国选举的最基本模式。
1800年合众国第四届总统大选中，凭借着对当时美国社会来说颇为新颖的方式，亚伦·伯尔夺得了和托马斯·杰斐逊一样高的选举人票。总统宝座已经近在咫尺。
由于有两位候选人的选票数量相等，于是依照规则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下，该轮到汉密尔顿报复了。虽然汉密尔顿的政治生命已经在桃色丑闻下毁灭，但是他对联邦党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我认为，杰斐逊比伯尔更可靠。”
伯尔的总统梦就此破灭。而杰斐逊也意识到了伯尔的威胁，其在任的4年中没少给伯尔小鞋穿。到了1804年，新的总统改选在即，深知共和派魁首不待见自己的伯尔决定回纽约州，去利用自己的政治俱乐部继续稳住参议员的位置。不过联邦党和共和派联起手来挤对他，于是伯尔什么都捞不着。
伯尔满腔怨气没法撒，却发现汉密尔顿控制的报纸正在对他“痛打落水狗”。于是一气之下，他向汉密尔顿送去了生死状，要求决斗。
前面就说了，汉密尔顿可不是标准的文学青年，是个能文能武的奇才，独立战争时可是亲自提刀上阵的，一辈子有记录的决斗至少有过11场（虽然多数都以和解的方式名誉收场）。所以当下也不多想，大笔一挥签下了这份生死状。
当时纽约州的法律是不允许决斗的，旁边的新泽西州倒是不禁，不过汉密尔顿和伯尔这两个纽约人按照规矩也不能跑去新泽西州玩真的，于是跑去了当时纽约人但凡决斗都会选择的、位于两个州交界处的两不管地区威赫肯高地（Weehawken）。
1804年7月11日，在约了各自的朋友请来公证人后，两人打算一了彼此的恩怨。当晚在两个死对头站定后，仲裁人一声令下，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倒下了，他右胸中弹，次日就死了。而接下来的事情也可以想象，不仅是纽约，甚至在全美，前财长汉密尔顿死于副总统伯尔枪下成为爆炸性新闻。
伯尔慌了，一路向南逃去，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躲到了他的女儿家里。而此时，报纸上也开始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更有甚者，宣称决斗时伯尔使用的枪械经过专门改造，可以发射成片的霰弹，只瞄向汉密尔顿站立的大致位置便可命中。总之墙倒众人推，报纸上尽是此类狗血小道消息与抹黑人的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