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密尔顿中枪一事，第一目击者便是双方的助手，现场负责的医生站得很远，所以只是听到两声相隔大约3秒的枪声。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
此后，经过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的详细调查，现在已知的基本事实大致如下：
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了类似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的文字。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
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
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伯尔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
而在目击汉密尔顿倒下之后，伯尔也根本没有任何得意的表现。根据当时目击经过的汉密尔顿的助手的证词，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但是却被他的助手阻止，并拉着他回到了乘坐而来的小船上。根据伯尔助手后来的叙述，在小船离岸后不久，情绪激动的伯尔突然又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最后在拉拉扯扯中，他们离开了决斗现场。
1804年7月11日午夜前后，渡河回到了纽约州地界的汉密尔顿被就近搬到了码头边一位朋友的家里。伤势已经恶化到无法进行进一步转移了。在弥留之际，朋友为他找来了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希望能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让汉密尔顿离开人世。然而，英国国教圣公会本质上只是换了教宗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回答说“决斗是轻视生命的罪，我无法为一个因此而死的人主持临终弥撒”。不得已朋友又就近请来了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然而这位牧师回答说教会不允许他“接私活”，在劝慰了一番“临终告解不过是走个形式，不影响你百年后的去处”之后，也走了。妻子和孩子赶来时，汉密尔顿已经陷入间歇性的昏迷之中。
“我已经宽恕了伯尔。”说出遗言后，1804年7月12日凌晨2时，已经下半身瘫痪、肝脏破裂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汉密尔顿的怀中静静地死去。
汉密尔顿死了，伯尔则声誉扫地，而得利者只有杰斐逊一人而已……
联邦党党魁，同时也是合众国建立之初最优秀的政治家，就这么死了，构成联邦党的核心也开始瓦解。不过，所谓的“联邦党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凡是支持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中央集权，支持汉密尔顿式经济计划的，即算联邦党人。所以，虽然以汉密尔顿因桃色事件去职并因为决斗身亡作为联邦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是这个具备政党雏形的政治团体，还将继续在美国历史上留存一段时间，发挥它的历史作用。
伯尔在事态稍微平息后返回了华盛顿，继续履行他尚未结束的副总统任期，并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主持了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审判工作。
副总统任期届满后，亚伦·伯尔的政治生命也算是走到了尽头。由于打死汉密尔顿这一事实，同时也不被杰斐逊、麦迪逊一派所待见，他这辈子是别指望能在美国政坛混出头了，只得老老实实跑回家里种地去。不过这样一个人，真能老实种地吗？当然，杰斐逊也真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只不过，亚伦·伯尔的下一次出场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因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购买路易斯安那……
“农业国家”梦
虽然外敌在最初的几年内一一倒下，但是托马斯·杰斐逊的这个“共和派”依然是个矛盾重重的团体。西部的开垦者和新移民希望有更多的土地供他们圈占、开垦，希望白人民兵或者联邦武装力量能帮他们随时剿灭那些“肮脏、混乱、面目可憎，试图‘夺走’他们土地的异教徒”；来自南方传统种植园的“贵族”以及家财较少的中低阶层白人自由民支持维持这片土地现有的模式不变，也就是说，继续奴役那些被买来当苦力的黑人；北方的手工业者和开设各类大小作坊的小业主们，基于一种置身于事外的心态，本着基督徒原教旨厌恶奴隶的心态，又非常反感奴隶制的存在。
当然，尽管矛盾重重，但是共和派有一点是共通的——都不认为黑人应该获得什么权利，也不认为种族就该是平等的——不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奴隶主。
在杰斐逊派内占据大头势力的是南方种植园经济下的庄园主们，他们一直信奉着传统欧洲农业社会下的社会规律：勤勉的人能自给自足，从而造就勤劳的品质和良好的修养，而这些才是社会公益的基础。杰斐逊派认为，广泛的经济平等才是稳固自由权利的基石，而经济平等的前提是建设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国家。至于联邦党人的国家计划么……随着联邦党人的失势，汉密尔顿那“建设一个工业国家”的雄心也必然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彻底抛弃和遗忘。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反对一个人就要反对他的一切——他即反对，他反对的我们就得力挺。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里，美国的问题便是如此。
就共和派的观点来说，贫穷和艰苦的生活并不是大问题，繁荣才是最大的危机。因为在他们看来，勤勉将会积累财富，而财富则会破坏“经济平等”的社会。这种平等，恰是构筑杰斐逊式“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石。在1800年的时候，新英格兰地区以及东海岸那些历史最悠久的地区，农场的平均面积在100至150英亩之间。土地在代代的父传子过程中逐渐分割，土地的肥力也在长期耕种下丧失，新来的移民则根本无地可占。
1798年，英国传教士、著名社会学家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曾做出警告：人口的快速增长将导致对资源的需求远远超出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总量。从200年以后的情况来看，这种警告似乎是有意义的，只是放在当时未免有些言之过早。马尔萨斯的话被印刷在一本小册子上，行销欧洲和美洲，引起了一阵子人心惶惶。不过时任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对此却不以为然，因为美洲是这么的幅员辽阔——“对于旧大陆来说，食物的总量是固定的，所以过高的出生率只会导致过高的死亡率。在美国，广阔富饶的土地可以使每一个愿意劳作的人结婚生子而不受限制。我们的食物会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繁衍而以几何级数增长。”
杰斐逊给他们指出的出路便是开疆扩土：整个国家要向西、再向西一直拓展。新的人口用新的土地来吸纳，由此繁衍出更多的人口，则用更多的土地来容纳——如果可能的话，像蝗虫一样席卷整个世界。
笔者可借由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扩张政策的意义：在德国北部森林中有一种害虫专门啃食树叶，这种虫子常在植被繁茂的时节泛滥，并一路蔓延，甚至能进入丹麦境内为害树木。这种虫子几乎是不可能被人为消灭的，虫灾的终结往往只会是一个原因——由于过多的虫子啃食了过多的树叶，导致大片树木相继枯萎死亡。断绝了食物来源的虫子便会因为没叶子可吃而饿死。
在19世纪初，东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土地正在迅速贫瘠化。连年的耕种耗尽了土地的肥力，迫使希望继续耕种的人在宾夕法尼亚以西购买土地去开垦种植，原来的土地则被出售或转为他用，陆陆续续建起了面粉厂、砖窑、小型冶炼厂、土化工厂等。虽然这些产业也是民生所需，但是北部的农业规模在一个时期内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低谷，而马尔萨斯的预言也为危机感推波助澜。
以此为推动，恢复和提高农业产量成了北部的核心社会问题，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在内的政坛领袖也介入其中献计献策。
阅历过人、善于发明创造的杰斐逊，设计了新的灌溉系统和工具，希望能够推广开来挽回逐年降低的农业产量。擅长组织的亚当斯等人利用联邦党的传统优势，编纂与印刷各类农业书籍，建立起来为数众多的乡村图书馆，并筹建了大批各类旨在促进农业生产的非政府组织。
为了挽回因为农业衰退带来的粮食减产，科学首次被引入了农牧业生产中。改良土壤、培育新种、通过配种孕育更好的牲口。在南方，有关牲口配种方面的技术还被用到了人身上，种植园主们对他们的黑奴进行了令人作呕的“配种”工作，以便让其承担更繁重和忙碌的工作。
产和销是一体的，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就必须确保农产品销售渠道。为此，马萨诸塞州还筹办美洲的首次农产品博览会。农业博览会的目的既是展览，也为了销售，而展会的热烈程度也远超过预期。数以千计的农民从各地涌来，最远的甚至星夜兼程从伊利诺伊西部赶来参展。
路易斯安那购买案
我们所说的路易斯安那并非现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个“路易斯安那地区”囊括了密西西比河西岸至落基山脉的广大地区，是美洲原住民的家园。
路易斯安那最初是法国人的殖民地。1682年法国探险家萨尔经由密西西比河口西岸北上，宣布这里是法国领土，并用法王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这里为“路易斯安那”，意即“路易的土地”。路易斯安那正式成为法国殖民地是在1731年，却在1762年连同修筑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新奥尔良城一起被转交给了西班牙。
新奥尔良扼守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的咽喉，对美国内陆沿岸各州的海外贸易至关重要。当西班牙人占据此地的时候，美国并无太多顾虑，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班牙这个曾盛极一时的国家已经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在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对于新兴的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互惠政策。
1795年，美西签署协议，西班牙给予了美国船只在西属新奥尔良港的通商与暂泊的权利，美国内地的木材、黄麻、猪鬃、谷物、烟草得以通过新奥尔良的海运咽喉输往欧洲。
形势在1800年发生了变化。法属海地殖民地发生叛乱，建立了海地共和国，而此时恰逢拿破仑·波拿巴崛起，法兰西帝国建立。作为宗主国，法国人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作为控制西印度群岛的前哨，1800年，在法国的威胁下，西班牙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路易斯安那以及新奥尔良城于法国。而由于此前西班牙曾在《美西1795年通商协议》中承诺过“不将路易斯安那转让他国”，所以遮遮掩掩的西班牙官方直至1802年才宣布了将路易斯安那转隶法国的消息。
法国取得了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城的消息一经宣布，美国举国震惊。就当时的观点来说，与好斗的法兰西为邻等于住在火山之侧，而如果丧失了密西西比河口通航权则意味着所有沿岸各州经济的总崩溃。1803年3月，杰斐逊派遣门罗为特使前往法国，同时他还向驻法大使利文斯顿下达了特别训令，要求其协助门罗和法国磋商购买路易斯安那广大领土南缘、新奥尔良港、西属佛罗里达地区等事宜。“如果法国拒绝出售新奥尔良，我们可以做出让步，只要求获得经新奥尔良进入墨西哥湾的通航权以及在该地存储货物的权利即可。”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便要反对，所以联邦党人在此事件上也跑来插一脚。首先他们反对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因为那不过是“毫无价值的荒野”。而在如何获取新奥尔良港的问题上，联邦党人明确地表示反对与法国开展谈判，而是叫嚣着和英国结盟，不惜“与法兰西一战”来夺取土地。于是党争再起口水仗重演，当时的美国国会注定是一个永无宁日的疯人院。
美国国会里的口水仗是一码事，具体的谈判又是另外一档子事情了。在巴黎的谈判顺利得出乎意料，甚至在门罗到达法国之前，拿破仑就已经向利文斯顿提出了出售路易斯安那给美国的意向。原来早在1801年，法兰西帝国派往海地的2万干涉军就因为几次不成功的遭遇战以及可怕的黄热病而一溃千里，活着回到法国的不足3000人。
由于远征失败，加之英国发出了出兵干涉的威胁，故拿破仑认为继续占据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港已经没有必要，而且在掌握绝对海上优势的英国面前，能否保住手中的美洲殖民地都是未知数。
1803年4月30日，利文斯顿和门罗代表美国政府同法国签署了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条约。同年12月，星条旗开始飘扬在新奥尔良的上空，位于路易斯安那南部的几座城市也先后由美国政府接手管理。密西西比河西岸至落基山脉，幅员超过170万平方公里的广饶土地尽数落入美国之手。而为这笔堪称“横财”所付出的代价，算上利息和本金，仅仅2300万美元而已。对于法国来说，出售路易斯安那地区是一种“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而拿破仑也只能自我安慰为：毕竟是将路易斯安那交给了一个可以削弱英国的对手。
起先，对于路易斯安那到底有多少范围，并不是非常确定的。
从广义上来说，那就是整个面积17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大陆腹地，而狭义上来说却只包含位于密西西比河口起至阿肯色河一段狭长的区域。
在之后的几十年内，美国政府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既成事实，最终将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意义，定义在了“广义”之上。
而这个广义上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并非共和派政敌们宣称的“荒土”，数量多达千万的北美野牛生活在那里，还有数不清的生灵和散居各处总数可能有数百万之众的印第安人。
一路向西
托马斯·杰斐逊说，合众国有的是地，不怕传教士的末日预言。然而，那个年头要在西边弄一块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785年的《土地法》只许可按照640英亩的面积出售西部的土地，每英亩售价2美元，购地款必须一次付清。也就是说，不论新移民还是东海岸谋求发展的人，想要在在西面弄到一块地，就得准备1280美元现金。这还没算上在西部安家所需要的花费，以及垦荒播种需要的投入资金，如果算上那些，拓荒者就得准备好超过2000美元的巨款。2000美元当时几乎是一个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前不吃不喝所能赚到收入的总和，这堪比220年后中国房价的事情，却是在一个土地面积广大而居民寥寥的国家里发生的。
1804年3月26日，杰斐逊政府通过了新的《土地法》，地价维持不变，但最小购地面积减为160英亩。购地者只需支付1/4现款，其余部分可向国家银行贷款，期限为4年，免息。
新的《土地法》刺激了西进者的热情，但是仅仅2年以后，多数的土地购买者就发现，他们根本无力偿还这笔贷款。抗议的人整天在首都华盛顿上访闹事，迫使杰斐逊政府通过了诸多救济法，多次延长贷款偿付期限，并通过各种措施将居民生活必需的配套产业移向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