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辽朝的行政区划道、府（州）、县三级，分为五道，南京道、西京道、东京道、中京道、上京道，道相当于现在的省、直辖市，道下设州、县。全国共有5京、6府，156个州、军、城、309个县，各道都有官道相连结。
辽朝五京之间、五京所辖的州县之间，都建有交通道路和驿馆。辽朝官道主要是土路，道路两侧通常植有杨柳、榆树等树木。在官道边上，不时可以看见均匀出现的路标“堠子”，标志着出行的距离。堠子由土筑成，上面插有木牌、石刻，分为里堠、界堠两种。里堠一般相隔十里或五里，界堠则是国界、州界、县界的标示，类似于今天的高速交通指示牌，当时，辽朝和宋朝交流的大道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民间道路交通状况却很差，多是沿着千百年来山间自然形成的道路，和人们惯常行走的道路经过略微修整而建成的山道和小路，有的地方只能走一个人，连马都无法通行。
辽代城市内的街道多是土路，这种道路，在车辆过后，尘土飞扬，不仅辽朝皇帝出行要洒扫街道，甚至达官贵人出行，也要在车辆前头，让人拿水罐子洒扫街道，防止尘土呛着鼻子！因为城市里土路太多了，砖路很少，因此，每到下雨天，街道就泥泞不堪，非常难走。
当时，辽代东京城至中京城官道有南、北两条。
南道从鹤柱馆（今鞍山旧堡乡的驿堡古城）、辽水馆（今盘锦大洼县古城子）、闾山馆（今北镇医巫闾山一带）到中京城。
北道从唐叶馆（今辽阳西南的塘马寨）、独山馆（今绕阳河下游西岸高山子）、乾州（今北镇庙前古城）、辽州（今义县王民屯一带）、宜州（今义县县城）、纽新馆（今北票牤牛营子附近）、霸州（今朝阳西南黄滩古城）、富水馆（今喀左东部北营子乡土城子村）、会安馆（今建平西北沙海乡）。
对宋朝的使者们来说，这些交通道路和驿馆，是他们观察体验辽国国情最近的地方，行驶在道路上的契丹车舆是辽国社会风貌的典型图景之一。
在北宋与辽朝交往的早期，北宋使臣只抵达南京（幽州）。其后南京至中京、上京之间驿道迅速发展，并由奚族百姓守馆，并提供土地，以供马料之需。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公元１００８年）前后，各驿馆之间又渐添顿馆、毡帐（即临时打尖歇息处所），各处驿馆供给的食物鲜洁，器用完备。驿道所经，“日有舍、中舍有亭，亭有餐秫”，“使往来者住有馆舍，顿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驿道日臻完备”。
在辽代，在官道上的驿馆（帐）比较固定，但驿传制度不是很健全。当时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传送邮件的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在辽代，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传递文件的驿马由辽朝太仆寺和兵部掌管，但驿馆小吏一般的由临近州县负责，驿馆建设所用劳役由附近汉民临时抓选，担夫也是沿路抓选，属于强迫劳动，驿馆的物资转运有营运户负责。
这些强行摊派的乱象，给驿站附近的百姓，带来很大的困扰，成了这些贪官污吏欺负百姓的借口，造成驿站沿途的百姓大都破产逃亡了。辽朝统治者注意到这些问题，为了惩治这些害民的现象，在辽道宗、天祚帝时期，辽朝皇帝多次下诏，规范驿站劳役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驿馆（帐）的“病态”。
辽朝驿馆的乘驿，以“符牌”为凭证。符牌为银盾长形，又称长牌，上有一圆环，牌上刻有契丹文，“宜速”或“敕走马牌”字样。符牌共有２００面，归南内司掌管，由辽朝皇帝亲授派遣的使者，还给一手札，上写发驿马若干匹。使者凭此于沿途驿馆（帐）领取驿马，最快时每昼夜行７００里，其次在每昼夜500里。持银牌使者视为天子亲临，所到之处随意索取，无人敢违抗。在辽朝境内，民间或部族间还有所谓“民道交通”，其路线多不固定，道里计算亦多无定规，旅店设置多变。
桥梁是保证道路畅通的必须条件，辽朝对桥、道德保护倍加重视，修桥，修道由专门的机构负责，若不修道、桥而损坏时，要对责任人判罪，对损坏桥、道的人，要处以打板子的处罚。除了桥梁，对官道也给与保护，对于断破、耕种、沿道放水等行为，要处以罚款、徒刑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