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要行路，想行远路，就要找适合的交通工具，现在得人们，被纵横交错的高铁和地铁、高速公路、海路与空路连接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在大辽时代可没有那么便利，即使骑着最快的马，也要花上好几十天的时间，才能跑完这段路程。辽朝人出个门，可比我们辛苦多了啊！
契丹人陆路交通工具是马、牛、骆驼。契丹有广阔的大草原，契丹人放牧着成群的马、牛和骆驼等家畜。作为辽代契丹人交通工具的马、牛和骆驼，主要用于骑乘、驮运和牵引车辆。
辽国开国皇后述律平曾说：我的羊、马众多，所以我十分快乐。那时，看待一个契丹人的穷富贵贱，全凭他牧养的牛羊、马匹多少，因此，辽国契丹征战中，都以掠获的马、牛、羊数量论功行赏。对于被征服的各个部族，辽国朝廷索要的贡品，也以牲畜为主。
辽代大部分契丹族人以牧猎为生，他们以马为坐骑，驰骋在草原与山林之间，或放牧，或射猎，他们还用皮革制作可以盛放水、乳、酒等的皮囊，便于在长途中，在马上携带。当时，契丹老百姓骑乘的马是蒙古马，蒙古马的缺点是身材矮小、载重力和爆发力小、冲锋速度慢，但优点是耐力极强，可以长时间远程奔跑，不挑食且环境适应力极强，可以适合各种严酷环境和饲料，甚至可以在冰天雪地中，用马蹄刨雪寻找食物。
除了部落牧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制度。国有的群牧制度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
群牧的马匹，大多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太祖阿保机侵略河东，攻下山西大同，得到马十几万匹，又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辽圣宗大将耶律斜轸讨伐女真，获取马匹二十万匹，这些马匹为以后辽朝群牧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辽朝养马场对每匹军马都要在臀部盖上“军马印”，登记造册编号，盖印方法为火烙，即将“军马印”在炭上烧红，烙在马的臀部上，脱痂后就现出清晰的印记。每有战事，辽朝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只能强迫搜刮富人的马来以益群牧了。到辽道宗朝，极盛时西北群放牧的马匹达百万以上。
辽朝亡国时，御马数十万匹，因放牧于大漠以北，女真以为太远而没有去掠夺，后来，都被耶律大石所得，大石组建1万余人的骑兵的队伍西征，成为西辽建国的重要资本。
辽朝非常重视马匹的饲养，西北天然的草原，极大的便利了辽朝的放牧工作。北宋人苏颂在他的著作《使辽诗注》中，曾这样展示契丹马与马术的情形：“契丹的马群，好几千匹为一群，每个群牧单位里的牧马人才有三、二人而已。放马时，放纵马匹，不用缰绳，让它们自由寻觅水草，想骑马时，立即驱赶马匹，安上鞍具，契丹的马匹每天飞奔而力气不困乏。契丹人曾流传牧马谚语‘一分喂，十分骑’”。苏颂还说契丹马的形体，都不符合中原传统的“相马法”，蹄毛都不剪剃，这种做法，是为了让马发挥野性，有利于繁殖的缘故。
辽朝的马鞍被北宋“太平老人”在著作《袖中锦》在当中，蜀锦、端砚、定窑瓷器并列誉为天下第一，可见中原地区人们都喜爱辽朝制作的马具。
马鞍、马镫和马缰绳是古代三项重要的发明，马鞍使骑马者的屁股更舒服，可以长时间骑乘；马镫使骑马者双脚有地方踩，可以用双脚控制马匹，腾出手来射箭；马缰绳使骑马者能够准确告诉受过训练的马匹行动的方向。契丹立国之后为弘扬马背民族文化，彰显皇族鞍马工艺，在马具制作方面刻意追求，使马具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采用黄金、白银、玉、玻璃、玛瑙、水晶等高端材质，使用能工巧匠制作了大量顶尖级的马具艺术品。
当时契丹的马具式样，在出土辽墓壁画中多有形象描绘。在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上，即画有一匹全鞍辔枣红色马。马向外立，马首扬起，头鬃系成一缨。右后腿抬起，其余三腿直立，鞯为灰黄色，中深外浅并绘有虎斑纹，土绿色鞒。辔勒皆为白色，勒头打花结，绕脖子后系成一圆套，黑灰色镫。
骆驼是契丹人饲养的重要家畜之一，与马并重，除依赖其运输，又视其为家庭财富。骆驼耐饥渴，且擅长涉越沙漠，适于驮货做长途运输。
辽代契丹人有庞大的使团和商队，经常度碛越岭，远赴中西亚，去和波斯、大食等国通商结好，骆驼是他们行程中不可缺少的旅伴。辽代骆驼为最具价值之畜，从牲畜比值看，骆驼最贵。契丹人用骆驼拉车极为盛行，贵族多用双驼车，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契丹人无论行军打仗，狩猎出行，还是前往西域通商，均离不开骆驼。尤其在战争中，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契丹与后晋大战中，辽太宗耶律德光曾乘奚车督战，后被晋军追击而失去奚车，他改乘骆驼逃走，辽太宗因骆驼而保住一条性命。
契丹族人有时用牛驮运货物做短途运输，偶尔有调教温顺的牛，也可供人骑乘，这种牛车通常用一头牛拉动，有双个轮子、四厢和车顶，车前用竹帘子做车帘，装饰华丽，牛车的特点是四平八稳，不用担心出现车祸，但是速度确实极慢的，一小时走不了一、二里地，自古都有老牛拉破车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