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和喝奶是契丹贵族阶层和牧民们的专利，在辽代，平民百姓的饮食中，肉、酪所占的比列极低，日常五谷杂粮能吃饱了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在辽代，我国北方已经出现环境恶化现象，耕地沙化，加上11世纪全球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温很低，大雪、沙尘暴天气经常出现，所以当时粮食亩产量很低，大约在每亩产3石，即亩产300斤左右。
当时，辽朝主要产粮地在燕云十六州，在辽朝灭晋之战以及后来的辽宋之争的历史过程中，“幽蓟粮仓”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幽蓟熟，辽国足”，“幽蓟”的农业生产情况对于辽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每当契丹皇帝用兵时，下令敢破坏道路两边庄稼的军人，要严厉处罚，这些诏书对于保护农业生产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辽朝的粮食作物种类既有夏粮，又有秋粮；既有旱地作物，又有水田作物；既有北方常见的麦类、豆类、黍类，而且还有南方的水稻种植。其中黍、粟、麦、稷是制作面食的主要原料。水稻种植地主要分布在辽朝南京和西京大同府，。
粟，即小米，也是辽代种植较为普遍的粮食作物之一。契丹人种植粟的产量很高，高产量的粟不仅作为契丹人的日常口粮，也用作对外军事援助物资，辽朝将粟作为备荒的主要粮食。
黍，是中国小杂粮的一种，去皮以后，叫黄米，此种米有黏性，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做粽子的原料之一，此外黍磨成面粉以后还是做油糕的原料。
契丹人对粮谷食物的制作技术经不断改进和提高，食品种类已大大丰富起来。他们不仅开始制作和食用馒头、煎饼、糕、水饭、干饭等，还能制作出美味可口的**饼、带馅糕点等食品。契丹人还把大米做成粥或干饭食用，尤其喜欢煮制、食用黏性食物，如糯米饭等。契丹人食面，不仅能蒸馒头，有时还将面团擀成薄片做成其他食品。
古时中国人基本上只有两餐：晌午一餐，傍晚一餐。这个习惯，基本对应农耕的开工和收工的时间。如果军人行军，也是在两顿饭之间的六七个小时内一口气进行的。所以往往可以走很远的路，日落了就安排岗哨休息了。但到了辽代，燕云地区汉族地主夜间也开始吃晚餐了，但是那个时候餐用餐时间和我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三餐不同，我们现在朝九晚五学的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率先定出的标准，慢慢影响了世界各个地方。
我国自古就有食用油类食品，据古书记录，不同季节还须使用不同的油。春天用牛油煎小羊、乳猪；夏天用狗油煎野鸡和鱼干；秋天用猪油煎小牛和小鹿；冬天则用羊油煎鲜鱼和大雁，这时吃的油是动物油。使用相当长时间的动物油后，因为榨油技术的诞生，才始有素油。素油的提炼，大约始于汉。
契丹人种植麻子，麻子即芝麻。芝麻可以食用其籽，也可以用其籽榨油，用油烹炸其他食品。北宋沈括说：“现在在北方，人们都喜欢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但是，当时的植物性食用油非常昂贵，一般契丹百姓根本吃不到植物性食用油，油炸食物只在南部燕云十六州汉族大地主之间流行过，还没有流落到民间。
炒米和炒面是契丹族人很喜欢的吃食，由于制作方法简单，又便于携带，契丹族人在行军和打猎时常带这两种食物，饿的时候，拿出水壶，和炒米、炒面搅合在一起，就是一顿饭。
喝绿豆汁是咱们现代人早餐的习惯，中国最早出现的绿豆汁就出现在辽朝。根据《燕京风俗录》的记载，豆汁是辽朝的民间食品，以绿豆为原料，颜色不鲜，味道甜酸。
契丹人日常食用的青菜，有在园圃中种植的蔬菜和在田野中采摘的野菜。建国初期，契丹人还不知道种植蔬菜，只知道采食野菜。契丹的山野菜很多，如蘑菇、蕨菜、苋菜猪、毛菜、山葱、山蒜等。契丹人很喜欢采集一种叫“铁角草”的野菜，采来后阴干，投入到煮沸的大锅里，煮熟后食用。后来受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契丹族人学会了培育种植蔬菜，并成为餐桌上的主要副食之一。
契丹人种植的蔬菜品种有：香菜、芥菜、薄荷、百叶、茄子、胡萝卜、芹菜、大葱、韭菜、白菜、菠菜、大蒜、姜、葵菜、菱芡、瓜等。
我们现代人平常吃的玉米、甘薯、南瓜、花生、土豆、西红柿等的滋味。这些你我司空见惯的食材其实是外国的舶来品，明清时期才登陆中国，所以，那时的人们，不管多尊贵也吃不到这些。
契丹人特别爱吃一种叫回鹘豆的东西，这种豆就是现代的鹰嘴豆，是从西域引进栽培得品种，回鹘豆植物高二尺多，直干，角长二寸，每角只生长两颗豆，一根回鹘植物上，才结有六七个角，回鹘豆颜色发黄，味道像栗子。
当然，即使是在大量食用种植蔬菜之后，契丹老百姓还要常常去野外采摘野菜食用。当时，契丹厨师的烹饪方法相比于宋朝，还是相当粗放的
因为炒菜技术还没有从北宋传入辽朝，所以各阶层的契丹人，都有吃生菜的习惯，北宋大诗人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作为宋朝使者出使契丹，在雄州的接风宴席上，上的疏菜既不煮，也不炒，都是生吃，他作诗写道：“想见雄州馈生菜，菜盘酪粥任纵横”。此次宴会上的生菜，都是伴着奶酪吃的，类似今天的蔬菜沙拉，大诗人苏辙没办法，吃不习惯也得吃，他捏着鼻子，吃了不少生菜，然后又喝了不少乳粥。
契丹人食用蔬菜的方法，除生食外，也熬汤、煮羹等。古代，羹和汤有何区别？羹是指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冻状食物。羹粘稠、汤稀薄，羹类似于我们做面时往上面洒的酱。作羹需要勾芡，煮汤一般无需勾芡。古诗《十九从军征》里，那位“八十始得归”的老军人回到家里，家已破败，荒凉不堪，以致“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于是他“舂谷持作钵，采葵持作羹”。这就反映了穷人只用菜蔬作羹的情况。
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火柴，生火做饭都用石头敲火之法，就是将一个铁片和石头相撞，下面放着“火绒“，当火星落在绒上，燃烧时，再用“取灯”接引，即取得火。火绒，是艾或纸加上硝水制成，反复揉搓使它变软，极易起火。“取灯”，也叫“发烛”，是用褪皮麻秸做成小片状，长五六寸，在发烛上涂上硫磺，遇火即燃，用以发火。契丹百姓劈小杉木条，并染上硫磺，放在一边待用，一与火遇，迅即得火，人呼之为“引光奴”。后来一些以此为业者，则呼之为“火寸”。以石敲火之法盛生后，必须有引燃物配合，所以“发烛”、“火寸”等助燃物的行业就逐步发展起来。
契丹人做饭、做菜的炊具多用铁、瓷、陶、木制成，炊具类型有多耳铁锅、竖耳园底锅、三足环耳锅、三足竖耳锅、无耳锅、吊锅、提耳锅、铁烙锅、铁釜、单柄铁锅、铁鼎、铁铛、铁勺等，以适应不同烹饪的需要。
古人都说：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盐在辽朝百姓日常调味品中居于首位，辽朝对于食盐管的很严，必须由官府专卖，中央政府一年光收盐税，就能收十几万贯，成了中央重要的财政收入，百姓贩私盐是要受到严重处罚的。
古人对调味品有个形象的比喻：将大酱比喻成八珍的主人，将醋比喻成食物的总管。契丹人日常调鲜品有葱、蒜、香菜、花椒；辣味调料有胡椒、干姜；酸味调料有醋；调甜调料有蜜、饴。当时，在五味中，契丹人认为“甜味”最美，故有“甜美”一词。到辽朝中、后期，现在常用的砂糖、白糖已能生产，而且质量上乘。
辽代最早使用甜味调料是“饴”。饴，即麦芽糖，现在各地手工作坊里仍有制作。饴的生产，应该在殷商时已出现，到西周时已是常见调味品和食品。甜味调料具有除臭解腥的功能，能缓和辛辣味所引起的刺激，增加咸味的鲜醇，行话称之为“提鲜”。另外，烹制时糖还可以加深菜肴的色泽，如烤肉时涂上糖，可使外表变成诱人的焦黄色。《楚辞·招魂》就曾提到用甜味调料制作美食的方法。在煮甲鱼和烤羊羔时，用甘蔗浆调味、着色，饮酒时掺蜂蜜喝，冲淡了苦味，让美酒更美。契丹民间的砂糖、白糖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一般契丹人一生都没吃过砂糖。
辽朝炭山是个盛产食盐的地方，太祖阿保机即位建国之前，曾经掌控炭山，通过盐的买卖，阿保机的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契丹其它七个主要部落的首领，都对阿保机长期不举行选汗仪式强烈不满，阿保机就与妻子述律平商议，给七部大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到炭山的盐池旁，商讨盐池的分配问题，准备武力除去他们。七部大人接信后，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准备好礼物，参加会议，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埋兵四起，七部大人全部被杀，契丹内部的民主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为阿保机建国称帝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