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陆毫无一丝记忆，别人见雪或会怀念大陆上的蜡梅迎新，我见了雪只想到圣诞。然而，一见了鞭炮便没有理由不想到新年，并且是中国的新年——爆竹一声除旧岁。中国的孩子，谁不在新年里玩鞭炮？邻家美国小孩，一点上了爆竹，便顺手将香一丢，害我们要一次次重新点香，他们或许以为一支香只点一根爆竹，或许以为那一支香便是中国的火柴——那么神奇，只星星之光便可引来爆炸，像是用不完的火柴。我从前也不知道香的妙处，今天在洋孩子的笨拙里才看出来。
大姐、姐夫回去的时候，女儿哭了。海外的中国新年这么短？只几声鞭炮的响声而已？
人在觉得自己渐渐老去的时候，对于除岁恐怕要心存畏惧，而鞭炮之声也特别的惊心，所以益发要欢迎并制造那点过年的热闹了。我把年过得如此潦草，但愿只是不知老之将至而已。在国内，不过年或许是一种潇洒；在海外，中国人不过中国年，仔细想想倒是有点可怜。
我想到在孩子们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应该有义务为他们写上那属于真正的中国新年的一页。所以，我说：“你们慢慢长大吧。我总会带你们去中国过过真正的中国新年。”
家有喜事
大女儿一月离开柏克莱到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跟她谈过结婚的事，她好像一副可有可无的样子。那时候，她跟正凯如胶似漆，原来打算去哥伦比亚大学念新闻的“大志”都放弃了。到洛城之后，我不免时时在电话中取笑她：除了结婚，还有什么不向正凯投降的事没有？四月里，有一天，她终于连这最后的坚持也放弃了。
按照美国规矩，婚事全由女方包办，小两口又喜欢在柏克莱举行婚礼，因为两人都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的，我们因而手忙脚乱地张罗起来。
幸好，我有个香港“学生”叶璧光能干之至，婚礼由她一手包办。
“只要你能把你最要好的朋友都找来，让我分配工作，我就能办好婚事。至于你自己嘛，只要去买件漂亮衣裳，做个美丽的丈母娘就好了。”她对我说。
认识璧光三年有余，她原是跟我学写作的。到后来，因为她在香港见的世面多到超出我的想象，时常我变成“听训”的学生，她倒成了教我“社会大染缸”这门功课的老师。
婚礼一完，她说你应当把这件大事记一记，也好让其他家里有女儿的能有所借镜。我一想，世上如我这般不能干的母亲，定不会少，可是有我这样的福气能交到如叶璧光这样的朋友的人，却不见得会多。不如记上一笔，也算对她的报答。
所有比较有点儿特殊风味的地方，如提尔屯公园、玫瑰园、海边树下什么的，甚至有点名气的大教堂，通常都得在婚礼的一年或半年前就去登记。
女儿的干妈永秀建议我们来个“柏克莱式”的婚礼——不要老式，也不必新潮；不要豪华，也不能太简；不要严肃，不可轻率，尤其不能俗气……所谓“柏克莱式”，不过是在许多的No中去陪衬出一个Yes来就对了。
我们终于决定租用柏克莱加大的“草莓俱乐部”作为礼堂。这个地方在半山上，树林掩映，附近是教职员专用的游泳池，算得上有山有水、环境清雅。糟的是，两间高梁大屋四壁徒然，过于“男性化”。可是，璧光一看就说：
“没关系，正好让我来发挥一下，我可以把它布置成一个纯白与粉红揉成的天堂。”她越看越乐。
“天花板的每根梁上，都用新娘白纱波浪似地挂起来，白纱上钉些大朵大朵的粉红蝴蝶结，再垂吊些常春藤之类的绿色植物……满屋子飘着银色与粉红的气球，到处是花和迪斯科音乐……”
沉醉在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结婚舞会的想象里，除了听不得giveaway这两个字，一听我就心疼，好像跟出跟进跟了我二十年的一个小影子从此要掉了……此外，我倒蛮喜欢我这个丈母娘的“新阶级”的。
在教堂结婚的话，本堂神父或牧师便是当然的证婚人，也有请法官到家中来证婚的。我们女儿虽然小时候在耕莘文教院受过洗，她的代母广平却已失了联络。再加上她和正凯都深信演化论，对于宇宙黑洞比上帝来得关切，这证婚人的选择，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麻烦。
首先是神父坚持要小两口婚前听两个月的教理，两人不悦；然后是当地的法官在结婚旺季，个个分身乏术，也大都在三四个月前就排好了档期。最后，我们找出电话黄页簿来，向职业证婚人求助了。
还好，我们为这对新人找到的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新派牧师，也难怪他收费特高。他有一本“版权所有”的小书，里面全是他自己编撰的证婚词，文书白话、传统现代、抒情说理，应有尽有——你可以自由选择其中片段，重新排列组合，也可以自撰证词，由他帮你朗诵。不过，他也有个严格要求：婚前必须夫妻同来听他讲两小时的“结婚心理学”。
后来我问女儿：
“他跟你们说些什么？”
女儿说：
“这个人简直柏克莱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他自己结过两次婚，每个太太各有两个孩子。他说啊：你们别以为结婚是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事，不是的，人生中压力最大的，是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所以，你们得小心计划生孩子的事。”
怎么我终日盘算着如何跟女儿开口的事，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代我说了呢？我真感谢世上居然有从事这等职业的好人。
自动要来帮我嫁女儿的朋友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在我家开起筹备大会。有两次，还十分正式，从中饭吃到晚饭，从新娘的发型到结婚蛋糕的大小，从我这丈母娘应有的举止到给我恶补华尔兹，每人一边说笑，手上还得不停地用缎带扎着蝴蝶结。大伙儿吵吵闹闹，一屋子不知老之将至的女人，却因我被迫“升了级”——使我想及古代，同村的村姑、村婆们聚在一起绣绣花、做做嫁妆的快乐辰光——一个完完全全只属于女人的快乐辰光。
婚礼，可以是繁杂的仪式，也可以是简单的心愿……我的女儿，你再也不是妈妈身边的小影子，再也不是叔叔、阿姨们眼中的小女孩了，但是你曾经带给我们多少的快乐辰光，我们将永不会忘记。
伴郎、伴娘各五人，同学共两百，这是他们自己筹划的。
简单的婚礼、丰盛的自助餐和热闹的舞会，这是我们打算的。
有一天，比姐姐要兴奋得多的小女儿悄悄跟我说：
“我们五个伴娘，想在婚礼中合唱一曲让大家惊讶一番。”
于是，被大女儿遗弃多年的钢琴又有了声音。伴娘们在我家一遍遍地练习，我不在乎，可是那《永恒之火》的歌词，听了实在难受。你听歌词是这样的：
闭上双眼，给我你的手，亲爱的，
感觉到我的心跳吗？明白我心意吗？
你也跟我同样心情，还是我在做梦？
是否永恒之火在燃烧？
唤我一声，亲爱的，阳光穿越大雨，
一生是多么寂寞，请与我分担痛苦，
我不愿失去这感觉，做梦或燃烧……
有一点儿肉麻，不便明说；有一点儿心动，为着那肉麻里的纯情，不愿意它清醒。终于，我还是不识相地问了：
“怎么选到这曲子的呢？”
小女儿仰头大笑：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歌肉麻啊？就是故意的嘛，一生就肉麻一次呀！”
我直到现在才懂得“结婚就是发昏”的意思——给永恒之火烧昏掉了。
最值得欣慰的，也许不是婚礼的柏克莱气氛、朋友们像参加一个大派对似地同心投入，或学生们的青春朝气；而是，我的亲家既不是老外，也不是老广，而是桥牌国手黄光明、张艾夫妇。
谢天谢地，以后学打桥牌总比学另一种语言或文化容易些儿吧？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些在国外跑码头的，何敢更有奢望乎？
同学会
上个周末，到洛杉矶去参加了我们的三十周年同学会。
在大学里的那个四年，好像度日如年，尤其是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觉得生命会很长，长得过也过不完似的，非常地不耐烦。所以，还没毕业我就第一个结了婚，当时同学们合送了我一块金牌，上头写：冠军。
如今，怎么可能？三十年好像转眼之间，不算不觉得，一算起来真是惊人。不相信也不成，唯一能解释的大概是毕业后的日子过得比大学时还要迷糊。每想起那块冠军的金牌，就十分地自卑。女权运动要是早三十年开始，许多人的命运一定可以改写，说不定我现在也可以在立法院里“咬人”。
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
岁月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动了点手脚。最难堪的是见了人，想不起名字，在“呼之欲出”之间，真像回到从前面对考题一般，十分残忍。以前功课好的同学们有所不知，本人这点“呼之欲出”的“考试情结”，过于惨痛，如今见了人叫不出名字，更以为自己“老之将至”，简直是双重痛苦。只好求饶。
排骨已经变成胖子，竹竿留了满脸的胡子。好汉练了三十年的胆子，居然对我们说：“当初都不敢追本班的同学，只好去找护理系的女生。谁知今日一看，全是阿巴桑而已。”我们一群黄脸婆为之气极。
不过，三十年把人的潜力也开发出来了呢。以前实在不能想象那人会成为名嘴，而且是黄脸黄调的。以前也没看出大胡子的领导才能，董事长都当起来了，不过，他满脸的胡子，一根都没有白，才更令人嫉妒。保罗·纽曼还有老去的时候，偏偏那位帅哥一点没变。从前爱逃课的，如今不知是否也逃家？小老板变成大老板，讲师变教授。有开了药厂的，有变成地产大亨的，还有儿女最多的。到了这个年纪，真的，阔也不过一口一身，锦衣玉食真不如无病无痛、家中和乐来得“实惠”。有同学还带着父母三代同来，趁此旅游美国。这样的机会，一生中能得几回？更不要说我们同学中有很多的父母如今都已不健或不在了。
从前我以为那人是日本大男人主义者，谁要嫁给了他肯定得尾随在后十步远处，谁知他在同学会上说着说着竟哽咽起来，见到了他“琼瑶式”的一面。他说：“三十年前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如今生活安定，妻儿成群，却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悲从中来，觉得非常的lost。”他的哽咽，使我们大家百感交集，也害我又一次“失落”得一塌糊涂。此人实在后知后觉，我十年前就很lost了。
十年前，我回台在一家书店“打书”（那时候把作家当成歌星看待的风气才刚刚开始），被一位爱国主义者“责难”，问我为什么不回台“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只答了一句：回不来了，回不来了。我的眼泪就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记得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很多来听演讲的，在台下也擦起泪来。
当年我还以为是我的婆娑泪眼替我解的围，日后我才渐渐明白，其实我一直是人家所谓的那种“政治白痴”，“回不去了”跟爱不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伤痛不过是一种迟早要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那点“失落感”作祟而已。谁又回得去呢？谁能回到小时候，回到青春年少，回到父母健在夫妻恩爱、儿女绕膝？谁又不想，谁又不想回到可以重新来过的那个起点啊！
那时候与我一同流泪的听众，当年我感谢他们原谅我不回去的自私，如今我想谢他们的是跟我一起对生命失落的共鸣。
同学会回来后的那个晚上，我辗转难眠，想到那个久已失落的“失落感”，禁不住凄然良久。到了这个年纪还会伤感若此，也许是值得骄傲的吧？因为，至少这可以证明我们的心还很软，我们的情也还是热的。
真是高兴去参加了这次的同学会，虽然世上有许多的东西并不是想要就可以要到手的，虽然我们会变老、变胖、变得不如意。虽然明白了自己的极限而生命其实很短，但是同学间的情谊却是唯一一样在记忆中永远可爱可念的东西。还是许同学说得好——我们绝不可能老，样子虽老，在我们记忆里的却都还是在大学时候的“老样子”啊。
同学会，带给我最大的安慰，倒不是旧梦的重温或者时光的倒流，而是使我知道：我永不会孤独。在这寂寞的世上永远有这么一群在跟我一起老去的同学，同样在学着同老，不是吗？
黄花
是在圣诞卡上得到的消息。你的去世和基督的降临竟产生了某种暧昧的关联，使我有说不出的悲痛。
十字架，各人有各人自己的。背负着万人的，或者比背负自己的来得容易。
同窗好友都飘蓬一般四分五散了。疯子在芝城，汾在休斯顿，你和罗陵留在台北，是我们玩笑中的“故乡”。不知道你的葬礼清简成什么样子！你真叫我们这些“万里未归人”无地自容。生时，没能适时给你温情，死时，不曾相送。雪乡雪鞋，你走得凄冷吗？
据说她们九月就知道你不在世上了，瞒我瞒到圣诞。是的，你都走了半年。这半年算什么呢？我们自溪头三天的小聚，一分手都十八年了。原以为有些东西在岁月中会变得粗糙，却不曾料到，友情竟也可以是刻骨铭心的，曾经细腻，便永远细腻。对你那迟来的死讯，我簌簌地赔上了我悲苦的眼泪。你我都是那种没有福气粗糙的人吧。
是讽刺呢还是抗议？恰是不惑之年，你却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对不起人的。也许你要说：对不起谁呢？天地，我是不信的，我信理性和意志。父母吗？他们已先我而去。至于朋友……你不必说了。
还是你先走了也好。我时常感到困惑的也就在此——留着有情的人却在受苦。无情的人留着又有什么意义？
还记得我们在二女中教室顶楼的阳台上合养的那只小猫吧？是你在路上捡来的。我每天到厨房里缠着老校工讨牛奶讨馒头，连星期天我们也得想尽办法找出不同的借口往学校跑。我们兴高采烈地以为这世界是多么需要我们的爱，我们便由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开始了我们的实验。
还记得由教室窗口我们时常居高临下眺望的那株软枝黄蝉吗？一看见那黄黄的喇叭花鲜艳地掉在绿草地上，我们就迫不及待等着下课铃响，冲下楼去，捡着落花，拍拍上面的尘、上面的蚂蚁，兴高采烈地压进我们的课本。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保存着美的标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不朽的。
还记得劳动课上，我们比赛捉蜗牛吗？我们兴高采烈捉着那些手无寸铁的家伙，为了交给“大细胞”去打分数。打完了分数，一个坑就活埋掉它们。我们怜惜什么呀？这么丑陋的小家伙。
还记得那位脾气暴躁的化学老师吗？她很美，老了还美，有一种“当校花”的气质。可是，她有个白痴女儿。我们原谅她的坏脾气，偷偷地喜欢她，为的是想要补偿她那点人生的缺陷。
还记得你跟英文老师的怄气吗？年轻的于老师碰着了你这块倔犟的石头。你直挺挺被罚站了一堂课。我闷着头难过，两个可爱的人竟可以是互不兼容的。
我们的猫，不辞而别了。
我们的花，飘零得不知去向了。
我们纯纯的爱与浅浅的伤，竟也一个坑活埋了似的。谁怜惜呢？连美丑都不容易分辨了。
世上最轻便的幸福有三：有事情可以做，有人可以爱，有什么东西可以寄望。你不痴不傻，偏不会挑那轻便的路走。
一颗柔软而怕受伤害的心，裹在冰雪的聪明与倔犟的意志里，等待着等待。世间的男子是少有耐心的，太冷或者太强就把他们吓跑了。你的爱，纯洁天真，一直活在幻想的完美中。许多想说未说的秘密，想许未许的愿望，想要而不得的梦想，都不重要了。仿佛看见你厌倦的脸容，不耐烦地甩身而去。
“与君今世为朋友，更结他生未了因。”黄花般的回忆，点点心头。为了那枯花不能返枝，你是不必道歉的。而我，亦不能……无从……别了！
惺惺相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