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张兆坤站在队列前，得意扬扬，大声吆喝道：“奶奶的，老子的军事理论，就是几句话，弟兄们都要好好记着，要当长腿士兵，敌人来了，咱就跑；敌人跑了，咱就追！”
张兆坤亲自当教员，把绿林军校的军事理论，教给学员们。学员们却也聪明，在一年的时间里，不但学会出操、射击、刺杀、格斗等战术动作，还自习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等生活习惯，尤其是模仿张兆坤抽大烟，惟妙惟肖，堪称一绝。学员们大都有两杆“枪”，一是洋枪，一是烟枪，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双枪将”。这些“双枪将”染上大烟瘾后，不抽烟就出不了操，端不了枪，站不了岗。有时候烟瘾上来，打哈欠，流眼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那些烟瘾大的，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只得偷偷跑到烟馆里，躺在烟榻上，举着烟枪吞云吐雾。待到军饷花光了，没钱抽大烟，学员们就连偷带抢，在老百姓身上想辙。实在没办法了，干脆把洋枪卖掉，换钱抽烟。就是这个样子的教导团，前后硬是毕业了三期学员，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张兆坤的家兵家将。在张兆坤的队伍里，军官不是来自骑兵营，就是出自教导团。
袁世凯在北京接到密报，得知冯国璋纵容部下，贩运烟土，开设烟馆，坐地分赃。他不但不惩处冯国璋，反而下令设立烟土专卖局，开征大烟捐税，搜刮了二千多万个银圆，用于筹备帝制。眼见冯国璋等各省都督坐大，开始形成军阀割据，袁世凯心中十分忧虑，唯恐自己被架空。他下令各省都督一律改称将军，缩小他们的权力，避免自己大权旁落。
民国三年（1914年），在袁世凯逼迫下，孙中山流亡日本东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推选孙中山当总理，提出“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的政纲。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秘密返回上海，发动“三次革命”。
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小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被德国租借的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他们把青岛当作殖民地，开办了内外棉纱厂（今青岛第二棉纺织厂）、大康纱厂（今青岛第一棉纺织厂）、富士纱厂（今青岛第二毛纺织厂）、隆兴纱厂（今青岛第三棉纺织厂）、铃木丝厂、青岛盐厂、大仓蛋粉厂、山东火柴厂、青岛磷寸会社、三井油房、东洋油房等企业。袁世凯见状，不愿得罪日本，命令驻防胶济铁路的第五师撤离。不仅如此，他还秘密与日本接触，乞求对方支持他当皇帝。日本乘机要挟，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仁《十一条要求》，作为支持他当皇帝的条件。消息传出，引起民众的反抗怒潮，举国上下群情愤慨，众口一词，反对曰本灭亡中国。
这一天晚上，天津大经路比往日更加繁华，除了原有的直隶总督衙门、大悲禅院、造币总厂、中州会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基督教堂、新火车站，路旁还新建了许多店铺、府邸。店铺橱窗前，霓虹灯光闪烁，不时变幻着颜色和图案，照亮了北方大都会的夜空。
一个巡警站在马路上，手持警棍，耍着棍花，指挥着过往的车辆。拉着空洋车的洋车夫从巡警身边走过时，提心吊胆，唯恐巡警找麻烦。如果巡警看他不顺眼，马上横眉立目，扑上前去，啐一口唾沫，用警棍毒打一番，破口大骂道：“兪你妈，还不快滚，别在这儿挡道！”
估衣街瑞福兴绸缎庄颜掌柜的儿子颜析仁，此时巳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同学们组织的敬业乐群会。他们暗中印刷了“同雪国耻”的传单，反对袁世凯卖国行径。根据敬业乐群会会员分工，颜忻仁把印好的传单揣在怀里，离开南开中学，来到大经路上。他身穿黑色立领学生装，胸前戴着写有“南开”字样的校徽，沿着马路前行，挨门挨户走进各家店铺，从怀里掏出传单，悄悄递给店铺掌柜。他走出店铺，恐惧、惊慌伴着黑暗，不断袭来，动摇着他的意志。他观察四周，暗地里责备自己，这点儿事都做不好，怎能拯救国家危亡。想到这里，他边走边将怀里的传单，塞到每一家府邸大门的报箱里。他好像看到，明天早晨，市民们起床，发现传单，十分惊喜。
颜忻仁咬紧牙关，心跳渐渐平稳了，沿着基督教堂铁栅栏围墙，来到教堂大门口。四周静悄悄的，昏黄的路灯，照在水门汀的路面上，泛着青光。传单只剩了几张，他刚把它们扔进教堂院里，突然前面有一个人喊了声：“干嘛的？”
话音未落，从前面跑过来一个巡警。颜忻仁见状，转身就跑。
嘟——，嘟——巡警吹响警笛，挥舞警棍，朝颜忻仁追过来。
颜忻仁拐进僻静的冈纬路，拼命地向前跑，汗从他的前额滴下来。他不时用手帕擦着汗，仿佛听到心跳声，仍旧没命地跑着。后面的巡警还在紧追，嘴里不停地吹着警笛，推开挡住去路的人。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颜忻仁猛地收住脚步，从他的左侧驶来一辆马车。马车唷地一声，停在颜忻仁面前，从车窗里探出个脑袋，大声喊道：“快上车！”
颜忻仁慌忙钻进车里，马车飞快地跑开了，把后面的巡警思掉。身穿灰色亮纱大褂的坐车人，从衣襟里掏出手帕，递给颜忻仁，小声说道：“好啦，别害怕，擦擦汗。”
“爸，怎么是你……”颜忻仁揩了揩额头，借着车外路灯光，认出坐车人正是自己的父亲颜掌柜，不由得激动地问道。
颜掌柜打断颜忻仁的话，关切地问道：“我去办事儿，没想到正碰上巡警追你。怎么样，没嘛事吧？”
颜忻仁惊魂初定，大义凛然地答道：“没嘛事，既然要救国，哪能不冒风险。”
那个巡警见马车跑远了，惋惜自己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回到教堂院里，捡起地上的传单，来到路灯底下。借着微弱的灯光，他见传单上印着一篇文告，标题是“同雪国耻”。他吓了一大跳，不敢怠慢，忙把传单揣进口袋，朝巡警局跑去。
巡警跑到局长杨以德签押房门外，双脚立正，气喘吁吁地禀报道：“大帅，有紧急情况。”
话音刚落，签押房里传来杨以德的吆喝声：“嘛情况，快进来说。”
巡警进了签押房，从口袋里掏出传单，递给杨以德，大声说道：“发现‘乱党’传单，‘乱党’已经跑了。”
杨以德接过传单，抬眼仔细观瞧，但见上面写道：“敬启者：倭奴猖狂，元首卖国，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我五千年之神州古国，即将为台湾、朝鲜之后续，堕为倭奴殖民地；我四万万之炎黄子孙，即将为倭奴之牛马奴隶，任人宰割。时不我待，稍纵即逝，噬脐莫及，悔之晚矣。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应表明心迹，振臂高呼，皆拼命力争，杆卫民国，保全主权，上以对列祖列宗，下以对后裔子孙。兹定于天津公园，召开救国储金募捐大会。凡我国民，无论有何急务，务须准时到会，同雪国耻，致力救国，是为至要！”
杨以德看罢，气得直踩脚，指着巡警的鼻子，破口大骂道：“兪你妈，连个‘乱党’都抓不住，你是干嘛吃的！”
巡警吓得不敢吭声，纹丝不动，直挺挺地站在杨以德面前，任他发泄怒气。杨以德骂了半天，方才住了口，把巡警轰出签押房。杨以德不敢怠慢，马上让马弁路大车召集巡警们，商量对策。待到巡警们到齐，杨以德清清嗓子，恶狠狠地说道：“‘乱党’在天津公园召开救国储金募捐大会，咱们要全体出动，小心防范，查出为首分子，格杀勿论。”
转眼间便到了开会的日子，天津城里沸沸扬扬，仿佛开锅一般，人们纷纷赶到天津公园，参加救国储金募捐大会。颜鸿发、颜忻仁父子跟着蠕动的人流，向公园门口走去。
天津公园本是劝业会场，占地九十余亩，民国成立后，改名叫天津公园。公园大门面对着大经路，门前建有琉璃牌坊，牌坊匾额上写有“劝业会场”字样。大门是西式石砌过街钟楼，楼顶有大自鸣钟。颜鸿发、颜忻仁父子进了大门，迎面便是太湖石假山，南海莲池紧挨着假山。观音菩萨的雕像立在莲座上，手持宝瓶，向下倾注甘露，甘露流人莲池里。父子二人沿着曲折的小径前行，发现两旁杨柳摇曳，李杏含巷。花坪中，海棠与牡丹争艳，草地里，兰花与萱草斗翠。他们走到小径尽头，便到了位于公园中心的小土山下，小土山周围有直隶省议会、省立图书馆、国货陈列馆、中洲会馆、觉民中学等建筑。
颜鸿发、颜忻仁父子跟着人流，来到直隶省议会前的广场。尽管这里已被几十个巡警包围，大家却不理睬歇斯底里的杨以德，齐声高呼“同雪国耻”的口号，公推天津总商会会长王掌柜当会议主席，商讨抵制《二十一条要求》、募集救国储金的具体办法。
王掌柜不敢怠慢，来到桌子后面，马上宣布开会。王掌柜话音未落，但见一个人站起身来，大声疾呼道：“各位同胞，二十一条是中华民国的奇耻大辱……”
与会人士循声抬眼望去，原来是颜忻仁当场发表演讲。颜忻仁虽然年纪轻轻，面对眼前的人山人海，并不怯场。他情绪激昂，铿锵有力地说：“现今是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奋起抗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要节衣缩食，牺牲自己的金钱，踊跃捐献救国储金，方能洗雪国耻。”
说罢，颜忻仁咬破右手食指，掏出一块白手帕，用鲜血写下“同雪国耻”四个大字。他扬起双臂，将血书举过头顶，大声疾呼道：“民国兴亡，人人有责捐金救国，义不容辞！”
颜忻仁的言行极富感染力，臝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颜鸿发见状，十分激动，也站起身说道：“国家如果亡了，生意就做不成了！”。
讲到这里，颜鸿发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放声大哭起来。颜鸿发哭罢，稍为平静一下，接着说道：“国破家必亡，这是早晚的事，不如现在破家救国，还有一丝希望。我决定拿出十万个大洋，存人中国银行，当作救国储金，用于抵抗小日本。”
颜掌柜的义举让与会人士深受感动，大家饱含热泪，表示要抵制日货，捐助救国储金。他们自发地奔到王会长桌前，在捐助爱国储金登记簿上签名。到散会时，登记簿上的款数已近五百万元。
与会人士排着长队，离开直隶省议会前的广场，出了天津公园大门，沿着大经路，游行示威。眼见众怒难犯，杨以德不敢阻拦，只得带着几十个巡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仿佛跟屁虫一般。一路上，大家高呼“同雪国耻”“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袁世凯卖国求荣的行径。颜忻仁一边游行，一边散发《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鼓动民众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钱、不坐日本船。
颜鸿发、颜忻仁等人发起救国储金运动后，北京、天津、南京、番禺（今广东广州）、武昌、长安(今陕西西安）等城市的商人、学生，群起响应。他们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门前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存人救国储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