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法国新古典主义美术
19世纪时，法国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科学的飞速进步使人们既渴望发明和创新，又不断地产生厌倦，这就造成欣赏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并形成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的繁荣局面。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艺术倾向从表现女性的肉感变为宣扬视死如归的坚强。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以历史上的罗马作为借鉴，本是再自然不过的；庞贝城的出土更激起对古典艺术崇拜的狂热；而大卫（J.L.David，1748—1825）连续展出三幅歌颂古代英雄的力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斯》，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卫笔下，不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技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其中，为维护共和而处决了两个儿子的布鲁图斯在阴影中黯淡神伤的形象尤其令人荡气回肠。不过，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并不满足于古代的理想美。《网球馆的宣誓》所描绘的就是该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自称占全国人口96%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不制订宪法绝不罢休。《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外。至于《加冕式》所歌颂的拿破仑到底是革命英雄还是反革命暴君，在法国尚无定论，但这幅巨画为该段历史留下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没有异议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外国使节和将军，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大卫的肖像画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蕾卡米埃夫人赤足侧卧在罗马式榻上，既高雅庄重，又婉约自然。恰到好处的虚实对比，爽利的用笔，简洁的艺术处理使它在绘画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大卫晚年对革命阵营内的自相残杀痛心疾首，创作了《萨宾女人》，表现被劫掠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人战阵，以血肉之躯隔开如林剑戟，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1813年拿破仑大败，大卫又完成了中断10年之久的旧作《利奥尼塔斯》。英勇的斯巴达王率百名战士为掩护全军撤退，在作死守山谷的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亲人，以壮烈牺牲为无上荣光，应该说画家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路易十八买下了这两幅大画，流亡布鲁塞尔的画家仍拒绝作任何妥协，终于在异国他乡去世。
大卫的杰出弟子有热拉尔、维涅·勒布仑夫人、吉洛德、格罗。安格尔。
热拉尔手法细腻，长于用微妙色调表现人体。《丘比特与普赛克》绘出神与人爱情的甜美。《蕾卡米埃夫人像》虽完整工细，却比老师略逊一筹。《画家依萨贝与其女》是他肖像画中最精彩的一幅，画家抓住人物携犬出门的一瞬，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呆板格局。
维涅·勒布仑夫人是专为王后写像的画家，但她流芳千古的作品却是画自己和女儿亲切拥抱的两幅《母女图》，母亲特有的温柔慈爱自然是它们感人至深的原因。
吉洛德是继大卫之后新古典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其画却不乏浪漫主义气息。《安底米翁的睡眠》描绘爱神使牧羊美少年终日沉浸在梦境之中，神与人在垂直、水平方向上的动态、迷人的逆光效果都属极为成功的创造。《大洪水》更荣获了拿破仑10年绘画奖。如果说该画中死神的凶恶，妻离子散者的绝望挣扎已实在无法归人古典主义范畴，那么，取材于夏多勃里昂名剧的《阿塔拉之死》，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浪漫派了。
被誉为质朴幽雅典范的普吕东（Prud’hon，1758—1823）成名很晚，他50岁所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终使最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大师，而唯一的指责是说他把凶手画得太可憎了。《劫走普赛克》把人体美画得有如上界笙歌，爱神拥着沉睡的少女，在天空中邀游飞升，可谓温柔高雅之极。遗憾的是画家当年为臻于完美而大量用油和薄施透明色，以致刚画完时灿烂辉煌的颜色今日已灰暗得难以想象昔日华美。不过，《约瑟芬在马尔梅松》尽管也严重变黑，但人物略带忧伤的娴雅和微妙，以及优美的造型，仍然足以颉颉画家一生敬仰的达·芬奇。
格罗（Gros，1771—1835）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以闷热的清真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瘟疫使法军损失惨重，可格罗却不忘歌颂皇帝的大智大勇。拿破仑不仅亲临死神横行之处，而且用手去触摸患者的肌肤。病人的悲痛、绝望、麻木令人不禁产生恐怖和同情。《埃罗战役》中的拿破仑由众将簇拥，巡视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狼藉的武器，东倒西歪的尸体，燃烧的村庄，滩滩的血迹，都告诉人们战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雪地上的俄国、法国、立陶宛、哥萨克兵组成没有确切形状的人堆，但每一局部又都可称为完整的画面，连持论最严的大卫都承认在历史画方面，格罗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大卫的另一个学生是安格尔（Ingres，1780—1867），他的艺术典雅精美。《瓦平松浴女》华妙庄严，曲线和形有如音乐中的节奏与韵律，奏出完美的和声。安格尔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大宫女》通过拉长人体、加强线条流动感和近似平涂的笔法，创造出接近东方美的新趣味。《泉》、《土耳其浴室》即富有音乐感的无数圆的配合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格言：“在一切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安格尔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使用具有生命的线，留下卓绝千古的素描《斯特马蒂一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的油画肖像也是略施明暗，主要靠高超的亮部造型，突出人物的个性。《利维耶尔小姐》、《欧松维尔子爵夫人》、《贝尔丹先生》都坚实洗练，代表其天才的顶峰。
谈到新古典主义，我们不能忽略雷诺尔的学生盖兰（Guerin，1774—1833），这不仅因为他为卢浮宫留下6幅杰作，而且因为浪漫主义名家借里柯、德拉克洛瓦、施菲、高尼埃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塞克斯图斯归来》把潜回罗马的政治家悲愤到几乎失常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惨不忍睹。《克莉腾纳丝刺杀阿林门农》则以笼罩着凶光的红色帷幕使行刺前的气氛惊心动魄。
（第二节）法国浪漫主义美术
1814年3月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下诏退位，路易十八随即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就此复辟。在复辟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是苦闷的，在文学和艺术上掀起了浪漫主义运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是借里柯和德拉克洛瓦，雕刻方面的代表是吕德、卡尔波等人。
借里柯（Dericault，1791—1824）短促的一生与马紧密相连，他自幼崇拜驯马演员，画马的作品多达千幅，最后还因坠马受伤而死于33岁的盛年。《受惊的马》、《狮攫马》、《埃普松赛马》都是捕捉动物神情的力作。不过，借里柯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画笔凝聚着时代感情。1812年，他第一幅参加沙龙的作品《骑兵军官在冲锋》便以一位挥刀驰骋的指挥官表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荣膺金奖。两年之后，他又展出《受伤的龙骑兵退出战场》，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绝好地体现了拿破仑的溃不成军。1816年，“梅杜萨”号军舰由于指挥者无能，触礁沉没，军官乘救生艇逃命，并对试图登艇的士兵开枪。义愤填膺的借里柯当即创作了巨幅油画《梅杜萨之筏》，该画取金字塔式的构图，右下角是已被浸泡得变色的尸体，左面是抱着儿子遗体，衰弱得无法动弹的老水手，第三组人是坚持了14天的幸存者，他们发现了海平面上的一点帆影，正在把最健壮的一个黑人推到高处去挥舞衣衫。画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几个月中只到海边去了一下一为了观察乌云密布的天空。这位写实主义的伟大先驱扎了真正的木筏放在画室里，并请来肝炎病人作模特儿，把在惊涛骇浪中漂流的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你长久地置身画前，会有海浪击身的逼真感。当这幅巨作在英国首次展出时，便被视为浪漫主义的伟大宣言。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见到《梅杜萨之筏》时所受到的感动无疑是其激情一泻千里的催化剂，而《但丁之舟》便是这头浪漫主义狮子的第一声怒吼。冥河里荡漾着不祥之波，炼狱中闪现着熊熊烈火，水中的鬼拚命然而徒劳地扒着船帮，冀望回到阳界。
1824年是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吉洛德和借里柯的相继去世使该年古典与浪漫之争的代表变为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而后者的《希阿岛的屠杀》更标志着浪漫主义盛期的到来。画家取材于举世瞩目的事件，表现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凌辱。土耳其骑兵把希腊妇女拖在马后，婴儿在已被折磨致死的母亲身上爬来爬去地寻找乳头，悲天悯人的艺术激起人们对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
德拉克洛瓦的奔放不羁在《萨达纳巴尔之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火红的色调、杂乱的场面。奇怪的章法使格罗都不禁发出感叹：“这真是绘画的屠杀啊！”事实上，亚述王以目睹心爱的女人、犬马被杀为乐，然后与城共焚，这真是一场近似疯狂的描绘，若不如此又何以表现呢？然而，画家的想象力达到顶峰的作品还要数《自由领导人民》。上界的女神半裸地出现在街垒上，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率领着起义者冲锋陷阵。我们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这是因为逼人的氛围，枪林弹雨的场面已经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而当我们意识到这千军万马的效果竞通过五、六个人物便表现出来时，又怎能不对画家的概括和夸张能力感到折服呢？代表着浪漫派色彩成就的《阿尔及利亚女人》是德拉克洛瓦赴东方后所作，绚丽的绸缎、壁毯和闪亮的首饰、珍宝似乎把形溶化在神奇的东方情调之中，达到响亮而和谐，浓艳而自然的境界。
题材的多样本是德拉克洛瓦的显著特点，其肖像画《乔治桑》。《肖邦》、《墓地少年》，动物画《猎狮》、《阿拉伯人与马》都代表着该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最后20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几组大壁画上，它们是波旁宫的国王大厅和图书馆（1833—1847），卢浮宫阿波罗厅（1848—1851），圣苏尔比斯教堂（18491861）的壁画。充满强烈宗教感情的《雅各与天使搏斗》表明这位大师即使在暮年仍具有丝毫不减的创作欲望和热情。
（第三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l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一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一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人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无任何其他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得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义的时代精神。
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怡然自得的《塞纳河畔少女》，满腔悲愤的《石工》，一扫积郁的《埃特尔塔悬崖雨后》，静谧幽深的《鹿之小憩》，无不气魄雄伟，刻画精到，使后世画家大受裨益。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从此更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其主将卢梭（Rousseau，1812—1867）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虬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在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盎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他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影，暮色晨曦。《维埃尔威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即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威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地等待着大块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在大风刮起之时，他记下倏忽瞬息的妙境，不拘细节，昂扬激越，厚厚的画面好似在动荡不已。
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迪普雷（Dupro，1811—1889）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迪阿兹（Diaz，1807—1876）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人的强光把湿润的草、磷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得如火燃烧。特洛容（Troyon，1810—1865）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入遐思和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