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说我觉得还真是。我虽然是一个下乡知青也想过什么叫文化。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搞一个史无前例的革文化的命的大运动？它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有什么区别？不过，我越想越迷茫。载入中外史册的前两次运动，催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大发展的爆发期，造就了一大批巨匠和巨着。这场倡导造反有理的大革命却是对文化存量的剥夺和大肆毁灭。还有现在广播喇叭经常播放的“就是好”和“烧成灰”等歌曲，明显有崇尚暴力的倾向，削弱了它的艺术性，缺少艺术感染力和征服力，恐怕很难成为传世歌曲。再说，提出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理论也很难说是对是错其评判的尺度很不容易把握过于复杂。所以，我属于随波逐流的一类人，不想去过问政治，可是我偏偏成了被政治过问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出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乐观。”
何老师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大红橘掰开，塞给我：
“吃个橘柑，不酸，很甜。”
她接着掰开一个红橘’掏出搞瓣嚼着’吐出一粒橘籽，说道：
“既然没有出路你就该顶替回城，免得你父母担心。”
我先向何老师讲了赵振东被推荐到重庆大学读书时的那种矛盾心理再倾诉自己一副苦心肠：
“李清照不是有两句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于她写诗时的心情和项羽不愿过江时的心情，我可能比一般人更能透彻地体味出其间包含的苍凉和悲切。对于我，几年努力付诸东流灰溜溜地回到家乡在人前从此直不起腰杆，这比在举目无亲之地当农民更让人不好受“那么多家庭有知青，谁会嘲笑你？别人不仅懂得你的无奈，还羡慕你幸运。说实话制定这个政策有大智慧，给无路可走的人家开通了一条路。再说，论出台这个政策的大背景，又有没有国家的无奈？这个家太大了当家难啊。”
“何老师你说的话我都懂，你的心意我很感激，我对生我养我的父母也有很多愧疚。但是，我也看到我的姐姐回城当工人后并不快乐要不是父母的职业现在被人视作臭老九我倒希望顶替父母工作的是她。那样她就不必上躲不掉的‘三班倒’夜班了，她的身体不算好。哎呀，我们可不可以不说这个话题，我唱一首回了城的知青歌曲给你听听好吗？”
见何老师一点头我轻声唱起令人心酸的歌曲。
流浪的知青归来，
头发已花白，
回想当年的往事啊，
悲从心中来。
走在大街无人睬，
我孤寂难耐啊……
何老师听完我唱的歌曲，掏出手绢拭拭她的眼角，用手拍拍我的肩头说：
“知青下乡也不是不好，锻炼了人嘛。下过乡的知青懂得好歹，知道节制，大多数除去了浮华、浮躁习气，变得稳重有韧性。你自己现在不过二十来岁，你的思想比同年龄段的学生成熟得多，你自学的知识面比许多在校的学生还宽还扎实尽管你的知识结构有缺陷。你们知青中处逆境而自强不息那一部分人才是单纯的校园环境无法造就的有用人才。”
剩下的时间，何老师掏出一本文化革命前的歌本《革命歌曲大家唱》攻给我，由她点一首歌曲我拉一首歌曲她则一首接一首地唱个不停。她唱歌音量不高，但是嗓音很好，乐感极佳’音韵很准、很美。她唱的那些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和意气风发的进取热情为什么现在竟失唱了呢？为什么只有在城边沿的山岭才可以毫无顾忌地寻觅那些流金岁月，才可以放飞长期萦绕心梁的美好歌曲？我把何老师背下山坡时，她还在我耳畔一路轻声哼唱，一下山便哑了口。在这座城市里鸟儿拥有飞翔的自由歌声没有飞翔的自由深奥的悖论在现实间的文化氛围中久久弥漫。
接下来的几天，我来来去去地摸进父亲单位那间蒙满灰尘的藏书室，选了几批书塞在腰间，再扣上臃肿的棉衣遮掩，带回家里发疯般地阅读。晚上，总是要等母亲催促几次，我才不情愿地拉熄电灯，躺在床上还捂在被盖里掀亮电筒再偷看几页。除去一些哲学、历史、地理和数理化方面的书籍’我迷恋上俄罗斯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异国天才的文字像闪亮的宝石般吸引了我，所有现实中的不如意事全都抛在了脑后。一旦精神世界充实了，我反而觉得那些蔑视者的浅薄目光，能衬托自己在山乡里的漂泊岁月并不卑贱相反是一种高贵。我记住了列宁那句话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的力量来自内心，不似滥施淫威者的力量来自他们粗俗肢体所借助的外在势力。虽然，我被排斥在校园的围墙以外但我能够像高尔基那样在人间读完自己的高中和大学课程。闹市街头也许没有我的立锥之地，我乐意把脚印落在被人迹污染得最少的处女地段，再遥远，再艰难，我也不会畏怯，不肯回头。
那天是元月九号早上我和爸爸、妈妈正团坐在桌前准备吃饭。这时，当了夜班的姐姐两眼红肿地走进来爸爸一见她神色不对，问一句：
“丹芳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姐姐泣不成声地说：
“爸爸、妈妈我在厂里听到了广播，周总理，周总理，他老人家去世了。”
爸爸捏在手里的竹筷啪地掉落地上’又追问一句：
“你再说一次。”
“周总理走了走了。”姐姐的声音越说越低。
“他怎么能走呢？国家离不开他呀，真是好人命不长，祸害千年在。”妈妈放下饭碗，目光呆滞像自言自语。
“这饭吃不下去了，我到单位去，看有悼念活动没有。周总理这样的人恐怕要一千年才出一个，说走就走不管我们了。”
爸爸话音一落离开饭桌出了门，妈妈随即跟着走出去了。姐姐没有答理我不吃饭就走进屋倒头睡觉。留我一个人在桌上，我觉得饭菜硬得哽喉咙胡乱扒了几口就收拾桌上的碗筷碟子走进厨房清洗。这天上午，我心乱如麻手捧着书本，眼里字行跳动，字迹模糊，阅读不下去’便干脆仰躺在藤椅上发闷。一条暴风雨中颠簸的大船，突然少了一个深孚众望的船长，它能安全地抵达预期的目的地吗？这个船长人格高尚，智慧过人他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深信不疑他的每一个举止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赏。他在，人们内心踏实有安全感，有信心，有希望无数人都宁肯自己死一百次，去换回他的生命，这样的领导者是举世无双啊！现在，他走了一去不回头地永远走了，这一刻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是前途渺茫。
中午何老师不像往日那样在邮电局伙食团吃饭她右臂佩戴着一条青纱’拄着拐杖回了家。没等打开自己的门锁，她先转到我们家，从衣袋里掏出一条青纱递给我’嗓音沙哑地说：
“上面没有发出举行悼念活动的通知，邮局的职工就一人发一条青纱。美术社的人过去印袖章、刻横幅字要收加工费，这一次他们心甘情愿地免费服务，说是热爱周总理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自己应该尽点心意我接过青纱一看上面印有“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白漆字样，字体苍劲俊丽，系精心制作。我当即把袖章佩戴在手臂上张口欲说道谢话却哽咽无语，两行热泪夺眶而下。何老师见状扭过脸，拄起拐杖朝自家屋门走去。
吃过晚饭，妈妈一边抹桌子一边说话：
“趁今天一家人都在，不如坐拢来开个家庭会，把灵玉也请过来帮着参谋。假使都认为老二该顶替回来就把事情断了，免得夜长梦多。”
我正打算发表意见妈妈已转身到隔壁请何老师去了，只好听任摆布。
妈妈把何老师请过来坐在藤椅上再为她沏杯茶，开口挑明了话题：
“今天事情很怪，周总理逝世了，满大街上的老百姓没见一个人有笑脸。我到学校见没有安排悼念活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才听说上面有通知，下了禁令。群众戴青纱、戴白花，都是自发行动。我担心以后形势有变化周总理在世定的政策怕贯彻不长久所以，我请何老师过来参谋拿主意’是不是该让老二顶替回来。”
何老师望了望我们一家人，最后把眼睛盯在我身上：
“张良，你看今天这一屋的人，人人都戴着青纱恐怕全国这样的家庭绝不是少数。周总理不单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分量重得很，国际威望也特别高连美国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现在，国家的政治气候肯定不正常，你父母的想法是要你从农村回来你姐姐不用我问，大概也是这样的观点。你弟弟人小，就别让他操这份心。但是，事情到最后还要看你的态度，你打算怎么办？”
“何老师，我的事情惊动了你我很不好意思。看面前这个架势，好像我掉进了万丈深渊，你们都在向我抛绳索要拼命把我拉起来。
这份骨肉真情，这份关心，我懂。不瞒你们我今天也有一场思想斗争，想了很久，很多。不过，我认为形势不一定像我妈妈认为那样严重，毛主席还在，国家还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在，在国家面临危急关头时最终会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社会的光明前景还是有的。假如你们怕政策变，我回来了就不会变吗？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这个县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的当权派，哪一个没挨过批斗？哪一个能逃过？他们被强制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他们挨毒打、关牛棚被侮辱人格，甚至死于非命的人比比皆是。说实话，我今天下午上过街不仅工人、干部、学生自发戴青纱、佩白花的多不少商店的服务员也如此。集体的悼念活动少一些不算什么，群众的自发行动更具说服力它是民意，是社会心理是足以左右时代潮流的人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前途的最重要的力量。”
姐姐放下手中织的毛衣，抬起头来插话：
“弟弟今天不是说政治形势是讨论你该不该顶替回城问题。在农村，我们因家庭成分被视作异己，被歧视，被冷落，好事情不容易摊上，坏事情躲都躲不开，你的出路渺茫。就说普通农民不歧视你，他们也帮不上你的忙。那些当官的人有实权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不是变得更纯洁了，是变得更滑头、更复杂了，他们心口不一、利欲熏心，你不要指望他们发慈悲。再说，你在生产队劳动’你走的是一个穷队平均一天的劳动价值不到两毛钱要养活自己都难你还有啥人生抱负可以舒展的天地呢？回来吧，机不可失。”
“你姐姐说得对不要等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才回头，我是吃够了教训的。”父亲丢开手里捏着的报纸开了口。
“哥哥，照理说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你为什么要让一家人都为你担心呢？你回城妨碍了谁？伤得到谁的脸皮？再说，关云长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识时务吧！”弟弟在作业本上抄写着外语单词，头也不抬地说了一通圆场话。
我知道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又实在不甘心一事无成、一无所获地结束知青生活，尤其自己的出路需要父母提前退休不是靠自己走出来，到底脸上无光呀！虽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虚荣心可以抛开，但自尊心不可不要。然而不顺从父母的意见这个会可能会通宵达旦地开下去，不仅牵累了何老师，说不定还要惊扰更多的邻居。于是，我给自己设了一级台阶提出个折中的方案：
“妈妈，你是七月份参加革命工作的，七月份也是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办事情也有一个过程总不至于因为我而去给学校出个半大不小的难题让你的学生也因此受到影响，就再给我半年时间吧。顶替你可能分到乡区，顶替爸爸可以留在城里。如果政策允许姐姐顶替，就让她顶替爸爸，图书管理工作女子或许比男子更强。我接你的班，如果这半年我依然无路可走，我就做一个乡村教师，行不？”
“二弟，我的事情你别管，今天说的是你的事情。”姐姐插一句话。
“不行要马上办！”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你过的河没有我走的桥多拖不得！”
我一听率性赌气不认账：
“我就不顶你了，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不支持我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人还要抓你的辩子呢再说，我已经二十岁了，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做主。”
妈妈闻话“刷”地站起身来，何老师忙伸手拉住她顾：
“华大姐张良已经成人了，他很有思想你不要担心给他留点余地半年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你看？”
妈妈颓然坐下，无可奈何地吐口气，让了步：
“这世上只有后悔人，买不到后悔药。好吧，儿大不从娘，他自己要找苦吃，由他去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