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帝时期，对外关系以及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武帝不断地派遣兵将打击匈奴，将匈奴往北驱赶，使之不再对汉族地区产生威胁。这使北方的局势基本稳定，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还有，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的一些国家夹击匈奴，最终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宗主地位，扩大了汉朝的影响。武帝还使现在的新疆和甘肃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范围。当时东北方向的版图则扩展到了现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和浑江一带。
晚年勇于自省
汉武帝虽然政绩突出，但他也很奢侈，宫殿、苑囿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此外，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
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在武帝刚即位时，由于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国家还很富足，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国库已经快要空虚了。
武帝年老之后，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相信鬼神，相信仙药。这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
在公元前112年，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到了长安，胡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见到过仙人，也找到了长生不老药。一直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轻易地就上了当，封他做将军，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他。武帝还给他刻了一枚玉做的印信，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玉来做印，叫做玉玺，其他人如果敢私刻玉玺，就是犯上作乱的大罪。武帝给栾大玉印，可见对他的重视和迷信。但在公元前110年，栾大骗局被揭露后，武帝便怒斩了栾大。不过，武帝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接着派人到海上寻找神仙、求取仙药，想着长生不老。
至于江充的“巫蛊”之祸，给武帝的打击就更大了。晚年的武帝因为经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打他，醒来后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药调养，而是说大臣和百姓诅咒了他，他才得的病。于是，他命江充到各地去调查此事，江充趁机打击异己，先后使几万人死于非命，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两个女儿。
此后，又有人揭发太子的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这逼得太子假造圣旨捕杀江充，同时派兵抢占长安的许多官署，想处死江充。武帝听说后不由大怒，命令丞相刘屈氂（音毛，同牦）领兵抓捕太子。双方的军队在长安激战几日，太子最后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
第二年，武帝查清太子是被诬陷的，于是给太子平反。但后来丞相刘屈氂和将军李广利竟也被诬陷巫蛊活动来诅咒武帝，结果刘屈氂也被杀死，李广利则投降了匈奴，所带的7万军队全部丧失。这对于常胜匈奴的武帝来说打击无疑是很大的。最后，武帝终于查清楚所谓的“巫蛊”之祸都是江充一手制造的，武帝盛怒之下诛杀了江充的全家。
晚年的武帝还算清醒，受到很多假的东西欺骗后，逐渐有所醒悟。在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巡游时，在山东的海边等了十几天也没有见到神仙的影子，失望地往回走时，在钜定县（现在山东广饶县北）经过时，看到在地里忙春耕的农民，甚是感动，竟亲自到地里去和农民一块耕作。在路过泰山时，他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和大臣们检讨自己的过错。时间不长，他应大臣的请求，将所有的方士都赶走了。后来，武帝又下了罪己诏。此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与民休息，任用有为的大臣，两年之后，政治和经济都有了较大的改善，汉朝又恢复了活力，这为武帝的儿子昭帝和曾孙宣帝时期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在立了刘陵为太子，任命几个辅佐大臣后，第二天便命归西去。汉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在现在西安附近。
独尊儒术与意识形态“创新”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与秦王朝的政治形态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硬件，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既有体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一个中材之人即可做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软件，它在整合和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秦王朝的失败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和以后的时期，汉武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然而在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上，却略显有些矫枉过正。黄老学说的本质是封闭和保守的，可以有助于普通人养性颐年，有助于政治家和兵家的谋略，但若用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没有资料显示汉武帝为何反感昌盛一时的黄老之学，最可能的是其“无为而治”、“抱弱贵柔”的主旨与他的个性相去甚远。替换一种业已成型的统治思想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不少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武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此言有理却并不准确。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武帝用来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是来自武帝本人对未来的全面进取。加强中央集权在武帝祖先文帝和景帝时已有明确诉求，却并未改变既定思想。若汉武帝也是一个因循之人，则意识形态的变更谈何容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之谓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武帝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具有“原创性”，以后以经取士和更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百家，当时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仍可以著说授徒，有的人还入朝为官。司马迁因此享有“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赞誉，即是一例。从根本上说，武帝对文化的宽容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上，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王”（儒）、“霸”（法）两道，先秦时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用。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武帝视察御马，管理马匹数十人中只有金日石单不敢窃视，武帝以此而渐用金日石单，认为这是汉武帝刘彻用人见微知著之征。王夫之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据《汉书·金日石单传》，金日石单得以为武帝认识，先因其“容貌甚严”，养的马匹“肥好”，复因他的应答打动了武帝。但这个“硬伤”并不影响王氏的结论，武帝在用人上确实大有过人之处。
治国用人大概是古代所有帝王都知晓的道理，但如何成功地运用这个常识，却并非易与之事。最常见的情形是看该人的背景，好一些的是既看人也看背景。但是这个常规在汉武帝时被打破了。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两个“非常”前后相应，强调的是事功和能够完成事功之人，洋溢出不墨守成规不看门第出身和声望的勃勃生气。当时人才更换的频率很快，老臣汲黯抱怨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也说明了人才辈出的情形。按照班固的统计，当时出身不高的名臣名将有牧羊人卜式、商贾桑弘羊、奴仆卫青和异族俘虏金日石单，并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武帝在选拔人才方面开辟了察举、征召和博士弟子三条途径，确立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他即位之初，广招天下有才能之人，前来自我推荐者有一千多人。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让皇帝了解自己，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词打动皇帝。据史书记载，东方朔在自我推荐书上称自己13岁读书，学了3年，具备了学者的知识；15岁学习击剑，19岁学习兵法，可以带兵打仗；而且仪表堂堂，身体强壮，性格勇敢，大公无私。如此自吹自擂的上书，如果是在后代，恐怕他的性命难保。但武帝读后，却十分欣赏这股傲气，将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汉武帝这样的用人方式绝无仅有，甚为难得。
“罪己诏”取得天下谅解
汉武帝晚年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阶级矛盾格外尖锐，加上连年用兵，国家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则使得汉王朝雪上加霜。全国到处都是“盗贼”，他们攻打城池，俘杀政府高级官员。各级官吏因为惧怕被皇帝治罪，隐瞒实情，使社会局势愈加恶化。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秦王朝。武帝晚年的形势既有始皇晚年的情形，如阶级矛盾尖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如“盗贼”四起，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等。但汉武帝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止住了汉王朝的滑坡，并为随后的昭、宣中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始皇晚年的危局不比武帝晚年更险恶，始皇有着和武帝一样的驾驭局面的政治能力，始皇在朝廷中的威望甚至超过武帝。但嬴政既缺乏刘彻的清醒和明智，更缺乏刘彻敢于承认错误的大智大勇。秦皇、汉武历来相提并论，两个人在性格和建树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在挽狂澜守天下方面，汉武帝刘彻更高明、也更成熟一些。
站在今天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立场上，我们可以也应当谴责武帝时期的阴暗面：对匈奴的无休止征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家庭残破，国库空虚；武帝本人也具有帝王的一般特性，如佞神迷仙，生活奢靡，他雄才大略的个性在建设和破坏上都同样显得肆无忌惮。有的作品把汉武帝（也包括其他君王）描写成新版“高大全”式的楷模，这种做法只能模糊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同样，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否定汉武帝一类的历史人物，说他是好大喜功、祸国殃民的暴君，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说明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人物。两者都不可取。历史是以人的种种活动构成的作品。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时空的限制中，对历史提供了什么，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将不可能或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真实的可能，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些是我们衡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今人视昔人如此，未来者视今人大约亦复如此。汉武帝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开辟者，都建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业。他们的名字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密切相连，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总能引起后人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肆
雍正王朝创造者：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一1722），是清王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时值“康雍乾盛世”的中段。他承前启后，以其特别的英明果断，加以过人的勤奋，将“盛世”推向持续发展的更高阶段。在中国历史、特别是在清史上，他当之无愧是一个起过重大积极作用的卓越的君王，其政绩成就是历代君王所罕见的。
尽管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有力地控制着全国局势，不论在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亲自策划指挥，巨细无遗，处处都体现着他的坚强有力领导，表现出他的个人意志。有作为、有魄力、并有能力将自己的考虑和策划，因时因势有步骤地付诸实现。所有这些，在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在他采取过的各方面重大措施中，在他亲手撰写的数逾百万言的《朱批》和诗文中，均有确凿记录。
锐意改革人事制度
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家。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顺利、正确地解决了早就困扰中国古代历史已经两千多年的皇位继承问题。原来中国古代自周代开始，便逐渐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再经过儒家宗法伦理思想的理论阐发，认定作为大宗的嫡皇长子理应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当时，这当然也是从本皇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在法律和伦理道德上确定了嫡长子的太子身份，可以遏止其他次子、庶子的非分之想，可以减少纷争动乱，一旦老皇帝“驾崩”，嫡长子即可以顺利继位。这样的设想，其实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作为嗣位皇帝，不能不论才和德，如果嫡长子为人荒淫放荡，残酷嗜杀，甚至弱智白痴，都必须依法定地位继承皇位，必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二，必应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规定，其实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礼教轻纱，当嫡长子较负众望而又力能控制局势时，他可能会顺利继位并坐稳皇帝宝座，当然也决定于朝野多方面政治力量的对比。两千多年来，为争夺皇位，已经多少次将嫡长子继承皇位规定肆意蹂躏，宫廷喋血、杀伐之声相闻。父子、夫妇、兄弟、叔侄等之间为保持或争夺这把椅子，可以说是玩尽阴谋，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残酷的手段，夺嫡、篡位、弑君的事件轮番上演。前些朝代的旧事不说了，就以雍正的祖辈、父辈的情况说，创业之君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杀死自己的亲弟弟和两个侄子；清太宗皇太极也有处决自己亲兄莽古尔的重大嫌疑；清世宗顺治皇帝，即雍正的祖父，他年幼嗣位，军政大权均操纵在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手中，多尔衮亲领满洲八旗兵中的正蓝、正白、镶白旗共三旗，声势显赫，是名副其实的“准皇帝”，顺治只得违心屈服，但一旦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后便立即翻脸，削去多尔衮的尊号，追治其“图谋不轨”之罪。雍正的父亲清圣祖康熙皇帝晚年亦为立嫡子为太子不得其人，立而又废，废而又复立，复立又再废之，因诸子为觊觎皇位各结党谋私而苦恼不堪，数度哀叹：自己一旦去世，可能尸首还停在乾清宫，诸子在宫廷外已领兵决战。雍正正是有鉴于此，所以登位后便宣布改行“密诏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皇帝认真考查诸子，将其中最符合继位执政条件的人，亲笔书写密诏两道，一道放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后；另一道随身携带，一旦去世或在弥留之际，才责令大臣宣示，被命为嗣皇帝的人立即登位。这样做，一可以杜绝纷争，避免前朝的内讧；二则在不分嫡、庶、长、幼的情况下，可以挑选出最符合条件的人继位，对清朝统治有长远的利益。雍正此一改制，消除了两千多年来皇位继承制存在过的人为危机和动荡，其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就是按此规定，顺序嗣位的，应该说是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