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完全俯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历史看作是按照某种尺度来编写的。在历史上，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一次描写某一时代时，它们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其实，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最终支配作用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他们不相信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唯物史观所作的描述。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来源
按照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观中就包含许多唯物史观的思想要素，如从法国大革命时起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力图用“实际利益”、“经济状况”或“财产关系”来说明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宗教斗争等社会现象，但他们并不能真正科学说明“经济状况”或“财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不能说明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以及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作用，因而他们对历史的认识还没有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
对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还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虽然他把历史的实质归结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但他却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正确地理解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以前的许多思想家往往用偶然性来看待历史，把历史描绘成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黑格尔则不然，他力图透过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无数偶然现象，从中找出历史运动的必然性、规律性。例如他对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就认为并不是由于恺撒降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而是有它内在的必然性。恩格斯认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不仅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在形式上是唯心的，在内容上却有相当的现实感。在他看来，“市民社会”、“财产关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生活的基础；家庭的出现与原始民族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一个国家和政府成立之前必须先有阶级区别，以致贫富两阶级成为极端悬殊状态。这些认识成果是积极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现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先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结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列宁也认为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点已“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促成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另一环节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然而它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起过极大的影响。他指出，基督教不过是人们凭自己的宗教幻想制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不过是人自己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自然界除了物质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事物。恩格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承袭了辩证方法，从费尔巴哈那里承袭了唯物主义。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在1844~1848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清晰的。普列汉诺夫就认为：“不是思维自身决定着存在，而是存在自身决定着思维。这个思想是费尔巴哈全部哲学的基础。这个思想也被马克思恩格斯当作唯物史观的基础。”当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是对这些理论要素的简单归纳，而是经过细致的分析批判后才采纳其中某些思想的。下面我们介绍这个形成过程。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有几个历史性、标志性的著作。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关干费尔巴哈的提纲》（1886）、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我国许多学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雏形，到了《神圣家族》已明确地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创造者，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则将实践作为一种历史的创造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就有了完整的表述。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成果，虽然这部著作尚有未成熟的地方，然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某些命题作了非常重要的论述，如通过对人的劳动分析进而说明人们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对人的劳动分析人手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并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即没有看到劳动所受到的来自客体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从整体上轻视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的积极方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其消极方面则表现为人从属于自然，人如不改造自然，就无法维持生命的延续。人正是通过不断改造自然的活动才培养了人的本质特征和人的本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并能够从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是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统一。马克思还改造和吸收了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从为只有劳动才使人形成为“类”。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因为人的“类生活本身即社会”，而“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也是一种类生活，人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存在物。这一系列的新观点，都指明要探寻历史的奥秘，必须从人出发，从人的劳动出发。人的劳动才是蕴含着历史之谜的关键范畴。这样，马克思就抓住了理解人类历史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即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使劳动产生了异化，通过劳动异化的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有必要对异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来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异化劳动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上
这就是说，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和劳动者相对立的。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某种概括：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贫困。这种异化劳动为工人带来的是灾难。劳动建造了宫殿，但工人却住进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工人却变成了畸形。
第二，劳动自身的异化
这就是说，劳动对劳动者而言是否定的、外在的。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的。
第三，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这种表现是上面的异化合乎逻辑的结果。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劳动产品，从外部强加给劳动者，也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作为人的类生活。人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仅仅是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样人的类本质也就和人自身相异化了。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
这是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最为重要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劳动都不是属于他自身的用那么他的产品、他的活动属于谁？这样，异化劳动的根源就找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必然通过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来加以说明。这正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的观点之所在。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的、外在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人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别的什么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现象，它的发展必定会导致自身的否定，从而消灭异化，恢复正常的劳动乐趣。他甚至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使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过的“异化”的概念来批判私有财产的。这种批判虽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但还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出发的。马克思所由以出发的感性具体是这样的客观经济事实：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越贫困；工人劳动的产品仿佛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和权力与他对立着。不仅如此，就连劳动自身也成为一种外在于他的东西和他对立着，不属于他，而属于另一个人。劳动的异化使他对自己的族类也异化了。这种异化的实质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创造了不属于他的产品，同时也就创造了非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权力。可以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对抗的较为抽象的概括。这个结论已经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关于自由、平等的虚假表象，而抽取了所有对抗现象的某种共同的东西。但是这种抽象仍然没有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结构。这正好反映了这样的状况，唯物史观仍在开创之中。《手稿》提出的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初步的轮廓，许多细节仍需要进一步深人研究，尤其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进一步研究。
《神圣家族》的批判锋芒是指向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这些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是，“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实践力量的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实践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绝不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而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人，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正是通过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深刻思想。
鲍威尔等人不仅轻视人民群众，而且轻视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物质生产。他们认为，社会历史同粗糙的物质生产无关，只需考察社会历史的思想因素和政治因素。针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历史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且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财产关系和占有关系不只是人和物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不会白白经受煎熬，而是会造就成新的素质，成为将私有制推向灭亡的物质力量。
《神圣家族》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起着重要的转折的作用，尽管《神圣家族》一书仍存在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此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恩格斯曾回忆说，1845年我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重新见面时，他已经用经济关系及其发展来说明全部政治及其历史，大致完成了发挥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工作。在此期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制定工作。
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已经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或劳动的异化出发，而是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及人的现实活动；不再认为生产劳动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子，而是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再用劳动的异化和复归来说明共产主义，而是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阐述的实践的观点，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实践被理解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也就是对历史的连续不断的创造。所以，实践是历史的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遍形式。实践思想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也就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对自然的客观世界的一种改造。实践不可能是超历史的抽象的活动。实践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依托，也就成了一种空洞。马克思强调：“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