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得到了系统的完整的表述，这种表述与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剩下的问题只是更详细的科学论证。这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如下的表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生产关系的术语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交往方式”、“生产关系”经常互相替代，其所指则大致相同，即后来马克思使用的生产关系。然而其基本的内涵是明确的，是指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按照马克思的意思，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中才是可能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带有社会性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着社会面貌的基本方面，而交往方式当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辩证运动。书中还对历史上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四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这就是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部落所有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可以在消灭私有制和分工后建立共产主义所有制。在最后这种所有制中，没有异化，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和任何特权。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析分成三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过程和劳动因素，劳动因素则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工具、劳动材料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只有这些成分的动态的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第二层结构按马克思后来的说法是经济基础，也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人们在财产所有权上、在流通和分配领域中、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第三层结构又可分为人们的政治和法律关系以及高高在上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即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精神的东西。
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范畴和概念都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对于生产方式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在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条件和前提下进行创造的，人们只能解决一定条件下的任务。这就是唯物史观与以前一切历史哲学不同之处。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并不否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还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唯物史观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的关系。
对于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也有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恰巧某个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伟大的作用。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个别人物的作用总是受历史的条件制约的。
历史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后来恩格斯为了反对有的人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还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把作用于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是它们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甚至把许多人的意志力量也看成是一种“合力”。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历史过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其最终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了的历史运动的规律。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驶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充满了偶然突发的事件，但历史发展的总航向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唯物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会把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三、《资本论》的科学地位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出的书。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研究。我们知道，在1848年法国和德国先后爆发了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原来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爆发后就赶到法国，后又转到德国参加和指导革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并在伦敦潜心进行革命理论研究，写成了著名的工人阶级“圣经”《资本论》。马克思为此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草稿，其中有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的二十四本笔记，还有1857年~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1861年~1863年的手稿等。
《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坚实的唯物史观作为基础，政治经济学有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体系。《资本论》的出版，使得工人阶级有了科学的理论武装，推动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更加有效的斗争。因为它是“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也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在经济学方面，《资本论》标志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创立，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革命的完成，从而宣告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
一百多年来，《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获得和汲取勇气和力量的源泉。即使在资产阶级学者的许多著作中，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科学地位，承认其不朽的理论力量和科学价值。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资本论》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科学贡献：
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在人类的思想史和认识史上都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没能科学地确立这门学科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他们实际研究的是物，或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李嘉图在研究财富的分配时，虽然也涉及到阶级利益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马克思则相反，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他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政治经济学就被明确为研究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人类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理论上的表现的经济范畴，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历史性。这就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自然的永恒的神话，纠正了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说成是抽象的和永恒的人类本性表现的错误。
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种种逻辑思维和认识方法上的错误。如只注意事物的现象和量的方面，而不从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方面来分析，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考察经济过程，而不从历史、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考察经济过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往往用勉强的抽象，或跳过必要的逻辑的中问环节来保持体系的一致。因而，他们虽然有时也能接触到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马克思用科学的抽象法、历史的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充分体现了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成为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从而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分不清劳动和劳动力以及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别，所以他们虽然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但是，他们不了解究竟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价值，不了解价值的实体和本质，也没有分析过商品的价值形式，因而，没有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区分开来。马克思则运用科学的抽象力从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人手，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彻底解决了价值实体和价值本质的关系，以及什么决定价值量等一系列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从而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解的枢纽点”，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劳动力这一新范畴，为理解剩余价值的本质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总结了从配第到李嘉图人类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他们把使用价值归结为实在的合乎目的的劳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长期研究而得出的认识成果。他们虽然有时也用这个术语，但并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更不理解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
重农主义者配第的成就，在于他把使用价值归结为劳动，把交换价值看成是货币，但他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认为劳动和土地都是价值的源泉。他的名言是：“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价值这一术语，在他的著作中还是一个含义不那么确定的概念。到了斯密，才宣布劳动一般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作了最透彻的表述。但在他那里，价值和交换价值仍然是混淆的。他提出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区分，前者是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后者是表现在另一种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可以这样说，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本身包含的矛盾，但他又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来完成。
通过以上关于商品的历史分析的简略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科学范畴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科学范畴必须是思维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然而语言形式往往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只是还没有取得那样明确规定的思维内容而已。思想史的研究正是要探究和分析这样的过程。
马克思关于价值范畴的研究和考察，同样也经历一个过程。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考察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的，即探寻一种与商品的自然存在相区别的，又可以作为商品的可交换尺度的经济上的质。那么，分析就必须从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开始。在《资本论》第一稿中，马克思对各个范畴间的区分还不十分清楚，因而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这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吗？”这说明1857年~1858年间马克思对这些范畴的科学规定还处在思考和研究之中。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也还没有把交换价值和价值作完全明确的区分。但这时，马克思已指出交换价值是隐蔽在物质外壳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和平等的劳动，只有在谈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时，才较多地用价值这一术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明确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了，而且作了展开的说明，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学说。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价值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商品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因而我们要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发去探索隐藏在其中的价值。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价值形式的科学分析来说明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区别，同时也说明了劳动何以表现为价值，价值作为人与人的关系又何以通过价值形式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关系。至此，关于商品这个二重物的分析才最后完成，价值概念的科学规定正是在关于商品分析的逻辑展开中完成的，从而马克思在实际上提出了新的科学范畴和新的理论，建立了完备的科学的价值理论。
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