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路、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译文】
圣人治理天下有三条：一是利，二是威，三是名。有利才能得民心，有威才能推行法令，有名分，君臣上下才有共同遵守的法则。除这三条，虽有必要，也是不急之务。如今不是没有利，而百姓却不为君主所感化；君主不是没有威严，而百姓却不听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而推行的却不合乎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三条不是不存在，然而有时是盛世，有时是乱世，为什么呢？就是君主所尊贵的和治国的道理恰恰相反的缘故。
设立名号，就是为了尊重；而今有无视名号、看轻实际的，人们就认为清高。设置爵位，就是为了尊贵从根本上得以实现，然而有人傲上而不求进见君主，人们就称之为贤。威严和有利本是为了推行法令的，而看轻利禄、无视威严的，却为人们称为庄重。法令本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而不遵守法令，擅自施行个人的小恩小惠，世上却称之为忠。设立官爵本是为鼓励平民的，而喜爱清高注重名声、不愿为官的，世上却称之为有节操。刑罚本是为了宣明君主威严的，而看轻法令，不避刑罚诛戮之罪的，世上却称之为勇夫。民众好名比求利心还切，这样，有学识的人尽管饥饿困乏以至绝嗣的人，怎能不逃往深山老林、不顾困苦穷乏而争名于天下呢！因此，国家治理不好，并不是下边的罪过，而是君主丢掉了治国之道的缘故。经常尊重违法者而不尊重公正执法的人，因此下边所向往的和君主的求治之心却全然相反。如今要求下边听从君主，这是治国的当务之急。而今纯厚谨慎守信的人，用心良苦而不敢讲话，就称之为贫陋。守法坚定，听从命令严审，则被称之为愚。尊敬君主担心违法，却称之为怯。讲话有节制，行动适当，却称之为无能。无二心于私学，听从官吏遵守教令的，却称之为陋。难请出山的叫做正人君子。难以奖赏的叫做清廉。难以禁止的叫做有气派。有令不听的叫做勇。对上无利的称之为善良。宽厚行德的称之为仁。少欲宽厚、自尊自重的称之为长者。私人讲学成伙成帮的称之为师徒。闲静安居、无所事事的称之为有思想。损害仁爱、追逐利益的叫做疾。阴险暴躁、反复无常的叫做智。先为人后为己，将名位称号同等看待，声称泛爱天下的叫做圣。说大话而与实际不相称，行为违背世情的叫做大人。看轻爵位利禄，对君主不屈的叫做杰。臣民积习如此，对内则惑乱民心，对外则难以出使各诸侯国。君主应禁止这些贪欲，消灭这些劣迹；然而不是去禁止，反而尊崇这些人，这是教导臣子以下犯上，并以此为治国之道。
总之，君主治国靠的是刑罚，而今施行小恩小惠的受到尊敬。国家只有安静才能稳固，而暴躁阴险、谗言害人却被任用。四境之内的百姓之所以听从命令是依靠信誉和德行，而奸巧机诈、反复无常的人却得到重用。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威信之所以能够树立，在于有恭敬俭朴遵行君主意旨的人，然而在深山里诽谤当今之世的人反而显耀。粮仓满囤是百姓力耕的结果，然而搞丝织锦绣、雕刻绘画的人却富了起来。名望之所以高，城池土地之所以广，这是战士的功劳，而如今战士遗孤饥饿求乞于道旁，而俳优酒徒却坐着车、穿着丝绸。重赏厚禄是为了民尽其力，是换取百姓拼死的力量的；而如今战则能胜攻则必取的战士，虽辛劳奖赏却不沾边；卜筮、看相的能说会道的引诱蛊惑一味奉承的人天天得到奖赏。君主掌握着尺度，就是为了专擅生杀大权，而今守尺寸审法度，想要尽忠君主的却不得见，而巧言利口奸诈以求侥幸的人却常常被召见。据法直言，从名义上从刑罚上都切合实际，遵循法度诛杀奸人的人，为君主治国的人，然而却被日渐疏远；奉承顺意而危害国家的人却经常接近而成为君主的近侍。收齐租税，集中民力，这是为了防灾而充实府库的，而士卒隐藏依附在豪门之下，逃避徭役和租税的竟有上万人。陈列上等田地、宅舍，本是为了激励战士的，然而在战场上断头裂腹、尸骨曝野，而他们活着时无宅舍容身，竟死在地里；而有年轻美貌的女子和无功劳的大臣、左右亲信，国君却挑选上等宅舍赐予他们，享用上等田地。赏赐利禄是完全由君主执掌的，这就是为了制裁臣下，而作战有功之人得不到官职，闲居无事的人却尊贵显达。君主以此教导臣下，名声怎能不卑下，君位怎能不危险！名声卑下，君位危险，必然会导致臣下不服从法令，致力于对私人讲学，而有反叛悖乱之行，如不加禁止，不打击他的团伙，不解散他的党徒，反而去尊崇他们，这是当政者的一大过错。君主之所以设立廉耻一项，是为了激励臣下，而今士大夫做官不以污秽丑辱的行径为耻；依靠美女、依靠私交的人，可以不按次第升官。赏赐之所以为重，战斗有功者贫贱而地位低下，近侍倡优等小人却越级晋升。名号诚信本是用以君威上下相通的手段，而主上却受蒙蔽。近侍与宫女无不得势，百官主爵可以决定升降调转，这是当政者的过错。大臣用人跟手下人先商量，上下勾结，无视法纪，君威和利禄掌握在臣子之手，于是君主卑微而大臣更加高贵了。
设立法令本是为了消除私弊的；法令通行，私弊才能消除。私利，是扰乱法令的原因。然而心有二意宣扬私学，他们住在深山，托庇林下，深谋远虑，大则诽谤社会，小则惑乱民心，如君主不加禁止，还给他们以尊名和财货，这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了。这样，对致力于私人讲学有二心的人，怎能不深谋巧诈，诽谤法令，以求与世相反的道路？凡是扰乱君国反对现实的人，多半是有学识偏向私人讲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所以治理得好，全靠法令；祸乱的根源就在于私弊。国法建立起来，就无法为私了。所以说：‘引向为私，国家就乱；引向国法，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君主无治国之道，有智谋的人就有他为私的理由，贤人也会有私心。上有偏私的恩惠，下有私心私欲。“圣智之人”一多，就会制造流言蜚语，用不合法的手段，让君主认可，君主若不加禁止，反而尊崇他们，这是教导臣下不听君主，不遵国法。以此贤者既有名望又安居无事，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贵，所以君主不能战胜臣下。
六反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日“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毂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愚戆一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日“谄谗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毁也。
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
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袵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一。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予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日“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富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已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译文】
贪生怕死、远离祸乱，这是作战就会逃跑的人，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贵生之士”。讲究道德，学习礼法，反对法治，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文学之士”。游乐闲居，贪图享受，这是谋食的人，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有能之士”。花言狡辩，机智逞能，本是虚伪巧诈的人，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辩智之士”。使剑斗杀、暴戾侥幸的人，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勇敢之士”。隐藏奸贼、逃避诛戮的人，而世上却恭维他们为“有名之士”。这六种人，是世上所称赞的人。
不避危难而献身，为节义而死，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失计之民”。不听谣传，只遵守法令，这是完全守法的人，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朴陋之民”。努力耕作以维生，这是有贡献的人，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寡能之民”。厚重纯朴，品行端方，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愚昧之民”。重视法令，恭顺公事，这是尊敬君主的人，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怯慑之民”。打击盗贼，制止奸谋，这是显扬君主的人，而世上却蔑视他们为“谄谗之民”。这六种人是世上所毁谤的人。
奸诈虚伪无益于世的六种人，而世上却如此恭维，耕战劳作有益于世的六种人，而世上却那样诽谤，这就叫做六反。平民在读书做官之前根据个人私利而抬高自己的声誉，君主听到不实的名声而礼请聘问，而在礼之下，必有利在。百姓根据个人的利害而诽谤某人，君主受蒙蔽而蔑视某人，蔑视之下，必然遭受迫害。所以，得到美名受赏的人都是营私舞弊有罪之人，而遭受毁害的人却是公正、善良而应得到奖赏的人士。如果这样还想国家富强，是根本做不到的。
